撰文 | 项维肖 黄旭雯
编辑 | 沈从乐
受疫情持续影响,生物医药领域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在今年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
当然,生物医药行业本身也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新兴行业之一,它拥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特点,被很多城市列为支柱产业或是重点发展的行业。为配合产业政策落地,生物医药产业园也成了这些城市重要的创新投入。
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与启信宝合作,应用大数据手段从启信宝的企信数据库中提取出了约1.5万家工商信息存续的生物医药企业。
在中国90%以上的地级市中,你都能见到生物医药企业的身影。其中30%的生物医药企业集中在生物医药企业数量最多的前10个城市中。这是一个产业集中度较高的领域。
通过生物医药企业在全国的城市分布和地理空间集聚情况,综合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科研成果和专利技术等科研指标,我们分析了中国主要城市的生物医药产业水平,以发现哪些城市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更具优势。
在本次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的研发生产中,不少生物医药企业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伯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和上海仁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家企业,生产的试剂盒占全国的1/5。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行业分类名录中的关键词筛查可以发现,共有1575家企业的公司介绍、产品名称、经营范围等信息中含有“新型疫苗”相关文本,1057家企业含有“快速生物检测技术”相关文本。这些企业的积累能够针对疫情中猛增的需求量做出及时的反应。
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内头部企业的分布更能反映城市间的产业发展水平差距。
这里我们定义科技部认证的高新企业和上市公司为头部企业。它们通常拥有高新技术、核心知识产权以及成熟的经营模式,平均成立年限超过20年。生物医药头部企业数量排名前三的城市均为一线城市,其中北京287家生物医药企业中,有180家企业符合“头部企业”的条件,占比高达62%。
同为第一梯队的深圳,情况则大不相同。深圳的生物医药产业经过近几年的爆发式增长,企业总量达到1000家以上,成为全国生物医药企业最多的城市。但深圳市内的头部企业数量的占比不足10%,所有生物医药企业中有四成左右的成立时间不超过两年。
新一线城市中的成都、重庆、天津、苏州、杭州也表现优秀,石家庄作为全国有名的“药都”,是生物医药头部企业数量前10名中唯一的二线城市。石药、以岭药业、石家庄四药、华北制药、爱尔海泰等都来自石家庄。被认为对新冠肺炎有一定疗效的莲花清瘟胶囊就来自以岭药业。在海外疫情爆发后,以岭药业也在积极为莲花清瘟胶囊申请各国的注册批文。
企业数量可以反映当地生物医药的发展规模和水平,但是并不能体现科研能力。对比中国生物技术信息网认证的各城市科研机构和成果,以及上述筛查出的生物医药企业的专利数据,能进一步评估城市的生物医药科研和成果转换能力。
具有雄厚的高校资源,作为国家级科研院所驻地的上海和北京,在机构、成果、人才的三项排名中都表现优秀。一线城市中的深圳在单项科研维度中则均未排进前十,在研发方面还需投入资源和精力,更好地助力产业升级。
新一线城市中,武汉在生物技术机构、成果和人才方面有较好的储备,然而武汉的生物医药企业只有204家,全国排名17位,这与其突出的科研实力不相匹配,影响了本地的研究成果转化和输出。
考虑到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难以体现生物医药类企业的研发能力,我们仅统计发明公布、发明授权两类专利。生物医药企业的发明专利总量约有8万个,集中在4000多家企业中,也就是说仅有三成的企业具备较好的研发能力。
成熟的生物医药企业拥有完善的专利保护体系,通过专利保护、授权、转让促进研发创新,从而使企业持续保持新药品、器械的产出水平。苏州艾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分别拥有1250和819个发明专利,是除了科研型企业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以外,发明专利总量最多的两家企业。
城市的生物医药科研实力和生物医药企业的专利数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上海和北京在科研和产品研发能力上都具有突出的优势。深圳则缺少相关的生物医药研究机构和人才,发明专利的数量也与现有的生物医药企业数量并不匹配。新一线城市中,天津在科研实力和相关企业发明专利数量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
生物医药产业与大部分高科技产业一样,具有集聚发展的特征。
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无论在企业总量、科研机构、专利等方面都名列前茅,强劲的产业综合实力也使上海的生物医药企业在空间上呈现出多点集聚的特征。除了集聚程度最高的张江药谷,几乎每个行政区都形成了各自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上海已经着手对医药产业实施差异化引导——近期上海授牌了5个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园区,在精准医药、高端医药、高端器械、美业医药、智能产业融合方面进行试验,拓展产业边界。
北京的生物医药企业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亦庄生物医药园为中心,形成了两大主要集聚区。2006年整合进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也体现出了较强的集聚性。
与北京类似,更多的城市的生物医药产业会以产业园区的方式实现聚合发展。专业度高的产业园区可以更好地聚集产业发展中需要的技术、资本和人才资源,并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通过不同时期的企业数量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园区聚集发展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影响。
在2000年以前,武汉市区的生物医药企业在武汉三镇的发展较为均衡,武昌的企业数量略高,但是与汉口和汉阳差距不大。不过,武昌的光谷生物城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生物医药企业在此地逐渐聚集,培育出了更多的头部企业,并辐射到周边地区,形成了武汉生物医药发展的最高极。
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自2006年动工,在10年中孵化引进的几家公司,如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泓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逐渐成为园区的头部企业,带动了更多企业落户。经过多年的积累,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的园区范围也不断扩大,目前已着手开发二期,并在常熟设立了分园。
除了第一梯队城市的国家级产业园,一些城市也尝试整合土地和交通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的方式,来发展当地生物医药产业。2014年沧州市在黄骅产业园东部规划出一个新的园区,建立了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承接从北京外迁的生物医药企业。迁入的北京生物医药企业采用监管模式,保留注册地址和品牌,无须再次进行药品的注册审批流程,继续使用“京字号”药品批准文号。这样既可以使北京保留多年积累的生物医药企业,也可以让沧州借力快速储备人才和技术资源。
从企业数量来看,各个城市不断兴建的生物医药园区也体现了政府对产业的重视,但要真正让产业落地,并不是建好园区、引进企业就够了。
企业的质量必然是首先需要关注的。在所有1.5万家生物医药企业中,拥有发明专利的企业数量仅三成,且有8.7%的发明专利集中在前10家头部企业。
此外,企业的生存也是一大挑战。生物医药产业的启动资金高,技术壁垒高,属于较难获得投资机构早期投资的领域。启信宝中收录的4万余条生物医药企业的股东名录中,有近3万条是自然人股东,股东性质为投资机构或公司的比例仅为24%。从投资金额来看,近年来投资机构为生物医药企业投入的金额集中在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区间,只有少数公司获得过上亿元的投资。尤其近年在生物医药领域少见公开的机构投资行为,这意味着初创的生物医药企业需要更严密的商业筹划和经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