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电影史，因这场意外彻底改变！
今天是6月20日，我们来聊一聊一桩发生在整整五十六年前的坠机惨案。这次空难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无人可以估量，但所有学习中国电影史的朋友都应该有所了解。
我曾经提出一个电影史学上的新观点：冷战初期的华语电影——中国电影史上被忽视的一个黄金时代。
这个观点是说，假使我们将华语电影纳入到中国电影史整体书写的框架中来的话（正如中国电影博物馆中设有香港、台湾展馆、《中国电影图志》中包含两岸三地影片），那么冷战初期的华语电影，应该被给予研究者更多的重视。
因为无论是从电影工业、政治（引发的电影业）对立、技术创新、电影合拍、国际评奖、媒体发展、方言电影拍摄、民族理论建构等各个层面上来说，这个时期都极为极为重要，但过去除了极少数学者（如艺研院的赵卫防研究员、北师大的张燕教授、人民大学的苏涛副教授等）之外，却关注甚少。
其实也可以理解，香港电影在当今学术圈子里早已不是所谓“显学”。
“中國第一部伊士曼七彩片「血染海棠紅」全片告成”
在我们在过去的权威史学中，对于中国电影“黄金发展期”的描述，一般仅包含三四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当然——当下绝对也算得上是中国电影发展的盛世。这种局限，大多是由于我们的研究视野还仅仅停留在对内地电影业的观察所造成的。
可是，冷战毕竟时间很长。按照我的观点，作为黄金发展期的“冷战初期华语电影”，到底时间段又该如何界定呢？
永华出品的《国魂》（卜万苍导演、吴祖光编剧）
我个人是建议从1947年到1964年，这是相较于内地电影史“十七年”电影（1949-1966）的另一个“十七年”。1947年是香港永华公司——一个中国现代化电影公司——的成立时间，而1964年左右则出现了两岸三地同步酝酿的艺术创作高潮。
在这一时期，内地在“左”倾的“二次整风”之前，出现了最后的一个小阳春，像谢晋的《舞台姐妹》、崔嵬《小兵张嘎》、谢铁骊《早春二月》等名片都在这前后诞生；
而台湾地区则有“中影”龚弘开启的健康写实主义浪潮，李翰祥也在1963年冬天成立“国联”公司；
在东方好莱坞香港，出现了邵氏和电懋两家右派巨头公司的激烈竞争，而左派机构也有《董小宛》《故园春梦》这样的佳作推出……
闲话不多说。那么，又为何是1964年呢？因为这一年的6月20日，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难事故，彻底把中国电影史的历史改写了……
这场发生在台中三角乡、神岗乡地带的空难，是在飞机起飞后十分钟就突然发生的，机上57人全部罹难。
这是台湾“民航空运公司”成立十年后发生的首个大杯具！
如果仅仅是一场普通的空难还则罢了，恰恰这架飞机上坐着无数华语电影界的“大波士”和高级管理人员，其中最重要的包括：
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右派电影机构的大本营“自由总会”的主席胡晋康罹难；
台湾“台制”厂长龙芳罹难；
台湾“联邦”的四位大股东之一夏维堂罹难；
被称为和邵逸夫“同人不同命”、后来“亚视”的主席邹德根的夫人裘锦秋罹难（这次事件对邹德根电影布局的打击，可谓惨痛，需另开文详述）；
“电懋”在星马的分支“电懋克里斯”的编剧赖特女士罹难；
当然最最重要地，就是“电懋”公司——这个资产比“邵氏”要强悍地多的大托拉斯——从大波士陆运涛、到和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周淑美、到左膀右臂周海龙（及其夫人）、王植波全部罹难。
陆运涛，一般朋友不太了解，你就把他当作是当年的王健林、马云好了。他是星马首屈一指的华人大富豪——“拿督”陆佑的儿子，产业遍及各行各业。
我在孔夫子旧书网有次还见到了王植波生前一把签名扇子的拍卖，最后920块钱成交，也不知道怎么流到大陆来的；又来又在不少“电懋”影片的片头看到他的名字，真是不胜感慨。
而陆运涛，这位电影大亨，生于1914年6月14日，原本在6月20日空难这天，还准备在台北圆山饭店开席庆祝自己的五十大寿。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他的生命永远地固定在了“知天命”的五十岁。
陆运涛一生结婚两次，没有子嗣。
陆运涛罹难后，自然引发了华语电影界的地动山摇。
6月25日，对陆运涛的公祭仪式首先在台北殡仪馆举行，60多个社会团体出席，蒋经国亲自出席，可见台方对此事件有多么的重视。
在飞机失事后“头七”之日，也就是1964年的6月27日，转场在香港永华片场的B号摄影棚举办了盛大的公祭典礼。
在中国电影史上毁誉参半的“老朋友”川喜多长政，作为东宝总裁，专门从日本赶来；
好莱坞著名影星威廉·霍顿来了；
陆运涛的竞争对手邵逸夫带着邹文怀来了；
就连平时井水不犯河水、进步的香港左派机构“长城”、“光艺”等等也派员前来悼念。
次日陆运涛夫妇的骨灰被带回家乡马来西亚吉隆坡安葬。
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把这次“神岗空难”归咎于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认为“如果事前对交通工具妥为检查，也就不会有这次意外发生了”（《亚洲娱乐》1964年第7期，第23页）。但直到近年，台湾方面才有披露，这次空难实际上由于两位国民党军官意图劫机造成的……
对于富甲一方，意图在电影界大展宏图的陆运涛而言，当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对于这场改变中国电影史命运的“神岗空难”，有些资深的电影迷也都了解，更知道陆运涛去世后，香港右派电影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从此，邵老六基本上就一家独大了。
而邹德根、李翰祥等等失去了陆运涛的支持，无疑受到了负面的波及。在“神岗空难”事件仅仅一个月后的1964年7月17日，著名女星林黛自杀；再往后，电懋的两大台柱葛兰、尤敏陆续嫁人息影（跟当时的压抑气氛有着直接的关系），让电懋雪上加霜。
而左派香港电影界在1964年下半年之后，也陆续受到内地“极左”思潮的影响，日益凋敝——所以，我才把1964年作为冷战初期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截止年份。
那么，“神岗空难”到底有没有机会避免？
这是我在本文中需要尤其向大家披露的，也是多年来电影史研究中，很少有学者涉及的。
我在阅读了近期从马来西亚获得的一系列香港、台湾的相关原始报道后发现，陆运涛等人还真是命不太好，让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这件事，需从陆运涛此行来台的主要目的——参加第11届亚洲电影开始说起。
亚洲电影展原名叫东南亚电影节，在日本著名影人、“大映”老板永田雅一倡导下建立，于1954年在东京举办了第一届。此展名为艺术交流，实际上日本人的如意算盘，主要是想通过文化交往，打入东南亚市场。
“1960年電懋代表團參加於吉隆坡舉行的亞洲影展”
所以，1957年东南亚电影展在香港举行的时候，港督葛量洪就在致辞时幽了一默：“假如不是别的原故，那么我就学习了一课地理，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日本属于东南亚的一部分……”
没错，日本什么时候成了东南亚的一部分？港督也是够狠。
所以后来，这个所谓的东南亚影展，也改名成了“亚洲影展”。
正因为影展的背后，有着各种政治势力和经济欲望的挑逗，所以在评奖时，总是会闹出各种各样的风波——诸位，大家都觉得今天的电影节评奖，有这样那样的不公，实际上历史当中，就从来如此：总会有人觉得被算计，觉得自己该得大奖而没得。
电懋元老、编剧家宋淇的公子宋以朗便曾撰文说过，亚展基本上就是一个各家“分猪肉”的电影奖，但是当中的“最佳女主角奖”，重要性比“最佳影片奖”还要大。
在那个文艺片的鼎盛时代，各个公司的女明星是真正的摇钱树，“最佳女主角奖”更成了各个大公司互相算计、争夺的关键舞台。
宋以朗说，陆运涛曾有自己屡试不爽的经验，他往往新片拍出来先上一轮，等到亚展获奖后，经过大肆宣传，通过自己在东南亚戏院托拉斯的优势二轮复映，再收割一轮票房。所以，他特别看中这个奖。万万没想到，等到陆运涛亲自率团来参加第11届亚洲影展，正值台湾人做东，结果在评奖中就搞出了两个大“乌龙”事件。
陆运涛与亚洲影后尤敏
1964年6月19日，在亚展开奖之夜，邵氏、电懋这两对死对头，都在焦急地等待结果。万万没想到，电懋报名参加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的王引、林翠，竟然被评审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降级调档”了——两人竟被授予了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女配角！
这种事儿，今天想起来也有些滑稽和黑色幽默。明明人家报名男主角，你把人家调去男配角，没有暗箱操作，可能吗？大家都不是傻子。
陆运涛当然很怒，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权衡利弊，当晚仍然派了另一个女星容蓉上台代替林翠接了奖。同时，他当晚立即电话电懋负责人林永泰，让他拟定通告，遍发香港各大媒体，说明准备退奖的三点理由。
据当时报道，如果没有发生这件让陆大波士不开心的事情，他原定的计划，是在6月20日乘另一架飞机赴金门参观节目，而不是急匆匆地从台中赶回台北。
历史不容假设。
因为一次不公平的电影评奖，让陆运涛登上了改变中国电影命运的死亡班机。
下面这张图片即为“神岗空难”前遇难人士非常珍贵的最后合影。
“亞洲影展十四位罹難人士的最後一張照片”
陆运涛罹难后，《亚洲娱乐》杂志撰文分析说：由于投入巨大，“电懋”的制片业实际上一直亏损多而盈余少，但陆运涛之所以一直在搞“电懋”，除了供给星马地区的院线，主要还在于自己感兴趣。
《亚洲娱乐》预估，陆运涛身亡后，由于生意的关照，母公司国泰机构的继任者未必会再对赔钱亏本的制片业感兴趣，而逐步只买片而不再拍片。
看见没？搞电影，终究还得看超级富二代的心情和兴趣呀！
“電懋明星影友新春聯歡晚會紀盛”
历史证明，改组后的“电懋”虽然还一直坚持生产到70年代初，但影响力真的已经大不如前。我家里存有众多电懋厂刊《国际电影》，你翻翻就能直接的感觉到，五六十年代的“电懋”是花团锦簇，星光闪闪，1964年之后则陆续开始门前寥落车马稀。
到了70年代，那些封面上的“明星”你真的已经叫不出来名了。
风光一时的“电懋”，最终被并入邹文怀的“嘉禾”。
毫无夸张地说，“神岗空难”和陆运涛的罹难，确实意外地改变了华语影史的版图和走向。可历史吊诡之处就在于，电影大亨陆运涛人生的终点，在几年后却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幸的起点——那是更“白色恐怖”、内地从未有人探究过的一段尘封往事，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