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夜审

关于我祖父的加刑,我从他的回忆录上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年夏天,上海有个叫江帆的区公安局长被捕了。具体罪行模糊,抽象罪行是涉嫌军统。具体证据也模糊,但模糊证据是“有人”密报当时叫做“有人”的证人到处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江帆的被捕导致了江帆曾经着手办理的所有案子的重审。其实不是重审,就是推翻。既然江帆本人是军统嫌疑,在1951年的“镇反”1954年的“肃反”的量刑时,必然会包庇所有反革命——很逻辑的推理。1954年11月15日那天被宣布刑期的犯人绝大部分被加刑,死缓于是成为死刑,无期加成死缓。“陆焉识,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陆焉识立刻大声回嘴:“等一等,你们加刑这么随便啊?!”

    接下去是一场辩论,在陆焉识的卷宗里被叫做“大闹法庭”。陆焉识请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几位告诉他,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再加。假如现在给他加刑的某位首长在将来又涉嫌中统、军统或其他旧政府部门,又要推翻现在的改判,那么二十五年就还会加上去,给他加到死刑也是可能的。

    监狱当局的干部问陆焉识是不是不服审判,不服是可以上诉的。陆焉识表示自己绝不上诉,因为就他所知,所有上诉的犯人都没再回到监狱来。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请执法负责人在这次的加刑宣判书上签上名,盖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则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尔反尔,没人对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权力和造成的法律后果负责,这不成了草菅人命?

    过了几个礼拜,加刑的宣布又来了:“陆焉识,死刑。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诉。”

    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后来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泪不是像烈士那样激昂出来的,是给吓出来的;给“死刑”二字吓出来的。这次他没有放弃上诉。上诉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败诉当然是可以想见的。同时上诉也被看成是进一步“不服审判,与人民政府为敌”。

    陆焉识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为重刑犯押到监狱的底层的。似乎是地下室。他的回忆录并没有细写环境,因为担忧婉喻在时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够。所谓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缓犯人。但处死要一批批来,刑场的安排问题,行刑人员、行刑弹药的调配,刑场安全保卫的策划,以及各单位观刑代表的组织,都需要一些时间统一运筹,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么痛快,机枪一响,割倒一片。死刑犯们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么排的,每个人都可能今天被带到审判大会,然后直接带到刑场。偶尔有一两次,被带到审判大会会场的人又被带回来了几个,似乎是因为行刑人员和死刑犯的人数搭配给弄错了,但真实的原因是个谜。更是偶然地,一些被带回来的死刑犯最后又被减刑了。

    陆焉识和同监号的重刑犯们都准备好一套体面衣服和鞋袜,时刻准备自己的名字在走廊上被叫响。陆焉识为自己准备的是一套深蓝的三件套西装,是弟弟焉得送给他的,恰好也是他被捕那天身上穿的。被捕那天傍晚,他穿戴完毕,正要出门去参加一个学术方面的酒会。除了西装,他手腕上还带着婉喻的礼物,那块白金欧米茄,领带和蓝宝石领带夹是韩念痕送的。那张全家福小照,是婉喻第一次探望时带给他的,框在椭圆形的袖珍玳瑁相框里,现在被放入了西装胸前的内兜。每天晚饭后,重刑犯人们都卷上自己的铺盖,把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卷在被褥里,拖着重镣攀登到顶层五楼。五楼全是机动监号,关押临时犯人,等于是个犯人客栈。如果谁没有随着大伙搬上五楼,他必定在夜里被“验明正身”

    夜深人静,底层的某个监号会摆出长条桌,桌后坐着公安干部,桌面上摊着表格。问答开始了——“什么名字?”“xxx。”“年龄?”“xx。”每次回答之后,干部就在一栏里打一个勾,证明名字、年龄、籍贯和本人对上了号,生怕明天拉上审判台的人多,加上开大会的上万群众进进出出,乱哄哄的会毙错了谁。表格上的栏目被一个个勾画完毕,公案干部头一摆,狱警就把这人押出去,找个合适地方让他睡最后一觉

    搬到五层楼上的重刑犯们会在第二天早晨听见看守的大声通知:“关上窗子了,啊!……还在外面打扫卫生的值日生马上回自己监房了,啊!”这类扯开嗓门的通知是被一双快速行走、或小跑的腿带来又带走的,听见的人们都觉得它像通知山洪或地震或其他什么灾难。监狱的每个监号都要在早晨起床后打开窗户,排除一夜的污浊空气。

    陆焉识总是坐在离窗子最远的地方。似乎这样他就离枪声更远了。从审判大会拉到刑场上的不止一个监狱的犯人,所有监狱的死囚都由卡车一车车地拉到刑场。有一个刑场离关押陆焉识的监狱很近,五楼的几个监号的窗子可以作为包厢观看行刑。假如谁想提前俯瞰一下自己几天后或几星期后所要走的步骤,或对自己的下场有个宏观认识,就可以把那些窗台当观望台。关紧了窗子,重刑犯们都坐在自己的被褥上,听着远处的枪声。自动步枪是一下一下地响,间隔均匀,那是因为当天挨毙的人不太多。步枪毙不过来,他们就会听到轻机枪。“嘎嘎嘎”的扫射有时会持续到午饭时间。最长的几次,枪声一直响到下午,一场歼灭战似的,从不拿枪的敌人手里又夺回了一次上海。

    等重刑犯们排着队搬回底层监号,总是看见铁门对面的墙根下堆放着刚被机枪歼灭的人留下的被褥,里面裹着他们的私人财产和书籍。每个被褥上都别着纸条:xxx刑于x年x月x日。

    重刑犯的人数在上升,原先住三个人的监号住了六七个人。白天动一动要喊“报告”,看守同意后可以换个坐姿。夜里大家肩并肩,腿贴腿地躺着,谁要翻身也必须先喊“报告”。一个人喊“报告”翻身,所有人都利用机会跟着翻一次身,躺得那么紧密,你不翻别人也翻不透彻,如同一个平锅煎锅贴,煎着煎着,所有个体就变成了一体。就这样一夜“报告”声不断,所有人的睡眠被一个个“报告”截断,又被一个个“报告”穿起

  九点钟熄灯前,一旦听到那种急匆匆的脚步顺着走廊进来,重刑犯们就会气短,发抖,一身的血都霎时冰凉。这时你别去看他们,他们每一张脸都是丑陋的。假如那脚步走过了自己的监号,走向别的监号,那种丑陋会雾一样慢慢散开。假如脚步停在了自己的监号门前,并且被开锁的声音替代,这个监号里的面孔真叫你不忍目睹。

    脚步就这样停在了陆焉识的监号门前。每个重刑犯人都不喘气了。三个人的监号关着六个人,用同样呆滞的目光看着看守的手指伸出去,定住:“你起来吧。”

    人们看见他的手指尖下,不是自己,而是那个叫陆焉识的人。陆焉识请看守稍等片刻。看守不耐烦地站在一边,两手搁在腰上。见陆焉识抖落出一套深蓝西装,看守说:“你干什么?用不着的!”

    陆焉识无法坚持,跟他出去了。就在铁门外,他腿一软,差点跪倒。等他出去,他的狱友小声说,不正常啊,一般会点名字的,也会给你时间换衣服的,怎么就是一个“你起来”呢?

    看守见陆焉识的下肢成了漏了锯末的布娃娃的腿,滴溜当啷的,几乎走不了路,便叫他好好走,工厂里还等着他。

    陆焉识说:“工厂里?”

    看守告诉这个待毙的死刑犯,这所监狱有两个工厂,一个是袜子厂,做的袜子出口呢。另一个是铁器厂,做出的活络扳手也是全中国名牌。

    “你上一次到袜子厂去做生活,讲你有什么短命的革新计划。你讲过没有啊?”

  陆焉识说他讲过的。那是他第一次被判十五年刑之后。他在袜子厂工作了一个月,发现厂里出产的彩袜浸染工序太多,费时费力。他想了几天,想出了一个革新方案,可以省略一道浸染工序。但因为江帆事件,他被加刑,没有机会来验证他的革新。

    到了车间,陆焉识被摘了脚镣手铐,但他一个人就占住一个看守。他从当夜十点左右一直干到第三天中午,实验基本成功了。他回到重监号里,发现少了两个老狱友,添出四个新狱友,夜里翻身喊“报告”的次数更多了,睡眠和苏醒相互夹杂,不分彼此

    将近新年的夜里,一个狱友半夜站起身,在监号里绕圈子溜达。不久,另外两个人也起来,以一模一样的水底走路的步子,跟着第一个狱友在两排铺位之间狭长空地上遛弯。再过一会儿,这个梦游人的队伍迅速成长,八个成员加盟进去。他们准确地从铁门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碰壁之前准确地拐弯,谁也不绊在谁的脚镣上。等到打瞌睡的看守听到脚镣的声响,跑到这个监号门口,所有死刑和死缓犯人都走着水底步伐,不急不徐地行进,似乎在进行一种史前的神秘仪式。

    看守吓坏了,对他们喊:“站住!……”

    奇怪的是,进行仪式的人很服从地站住了。

    “马上回到你们自己的铺位上去!”

    这是仪式里没有的规定动作,所以他们不动。

    “回去!”

    仪式又恢复了,绕着那道神秘的规定轨迹继续行进。

    我的祖父也加入了梦游者仪式。他在看守叫喊时其实已经醒了,但他摆脱不了梦魇,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灵魂看着自己的**自行其是,无法去控制它。经历了巨大心理恐惧的人以这种方式逃避恐惧。那暂时失去灵魂的**是自由的,可以不顾约束和禁锢,连铁镣都失去了重量。所以他估计其他狱友也跟他一样,是半醒的,只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看守跑到第46号监房,取出长柄笤帚(我祖父的记忆力惊人,连哪间号子存放大扫除清洁工具都记得清清楚楚)。看守将长柄扫帚挥舞成某种原始武器,对着继续梦游的犯人们叫喊:“回去!回去!”

    “回去”在没有魂魄的人这里,得到的读解是不同的,他们的服从就是一直走,似乎就是在走回去。场面越来越鬼魅荒诞。看守用扫帚柄敲打着铁簸箕,一面继续叫喊:“回到铺位上去!”

    梦游者们的理解力和语言似乎跟看守隔着许多生物代,都不懂他叫喊的是什么,仍然以他们失重的步子走他们的老路。我祖父在回忆录里说,那史前人的示威或送葬的队伍,与看守隔着一层抽象的时空,无法穿越。

    梦游队伍自发地解散,就像它被组织起来一样自发。他们一个个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躺下,接着剩余的睡眠睡去。那一夜剩余的睡眠不多了,三个多小时,但这三个多小时他们睡得很沉,没有人喊“报告”翻身。

    第二天在同样的时间,另一个看守看到了同一个场面。如此场面一连发生五天,惊动了监狱领导。领导们派干部调查这件事是谁起的头,但犯人们全部否认自己在夜里发生过任何异常行为。根据干部们的直觉和经验,他们觉得犯人们不像在撒谎。下一天夜里,梦游者们的示威或送葬再次发生。监狱干部便挑选了两个犯人,把他们双臂反剪,两手和监号粗大、位置较高的铁门闩铐在一起,让他们弓腰驼背地被自己的手拎起,脚尖几乎被拎得离开地面,活像一对过油的大虾。接下去每人都做了一回大虾,但“过油”之后仍然想不起聚众梦游这回事。一个礼拜过去,监狱干部布置犯人们就梦游事件反省,要么自首,要么揭发其他狱友。反省了几天,没人反省出结果来,更没有自首者和揭发者。这期间又有两个狱友被拉出去接受公审和枪决。反省的规定不断更新,最后落定在这几条上:反省的死刑犯不参加晚间往五楼的搬迁,只留在底层监号里;反省的坐姿是双盘腿,犹如入定,换腿要请求看守批准;低头垂目,不准东张西望;一般情况下不准说话,除非被指定发言,一旦被指定发言,就必须发言。

    一场反省把一个冬天坐过去了。人们的腿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变得柔弱黄细,如同病女人,连汗毛都退落一净。所有的腿因为毫无活动而萎缩退化了,皮松垮下来,耷拉在骨头上,肌肉似乎被腿自己消化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反省未果,暂时留下这个号子的死刑犯不毙,还是因为有比他们更重要的罪犯必须插队到他们前面,提前毙掉,总之陆焉识这个号子的狱友都活着见到了1955年的新年和春节。

    陆焉识比其他犯人幸运的是,他的妻子在一个月一次的探视中从不失约。

    终于有个人受够了反省。正月十五那天,在陆焉识被押出号子去见妻子的时候,这个人向看守申请揭发。他揭发夜里的无声抗议活动是陆焉识发起的。陆焉识回到监狱,就有人对他耳语,把刚刚发生的“揭发”告诉了他。

    当夜,所有同监号的狱友都搬迁到五楼去了,只留下了陆焉识。先是那个蹲点调查的监狱干部单独提审他,问那天夜里闹示威的领头人物是不是他陆焉识。他回答不是的。那么是谁?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真不知道,梦游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还用草纸和粥做钉子,黏在自己床头挂衣服?”

    陆焉识说因为重刑犯的东西都放在监号外的走廊上,监号内的温度上升和下降要靠自己增减衣服,但人住得太挤,没地方放东西,就想出这个点子来。每天粘在碗边上的粥没有用,用草纸擦下来,粘在墙上,每天粘一点,渐渐就像钟乳石一样堆积起很牢固的一块,可以挂一件毛衣。

    “点子倒不少!”干部说。

    陆焉识想,这也值得狱友揭发。

    还有一项揭发:陆焉识用一根很大的鱼刺磨了根缝衣针,所有狱友都跟他学,因此每人都藏有一根可以当自杀武器的鱼骨针

    “这个你承认不承认?”干部问道。

    “承认。”

    “哪里来的大鱼刺?”

    “从大鱼身上来的。

    “你跟我废话吗?”干部拍一下桌子,“大鱼哪里来的?!”

    陆焉识眨眨眼,一五一十交代。那次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参观这所模范监狱,参观了犯人吃饭,所以犯人改善伙食吃鱼,每个犯人分到的鱼肉有四五两,看起来是从几十斤重的大鱼身上切下来的。他磨那根针首先因为毛衣脱线,需要修补。其次他想磨自己的耐心。别人都跟他学着磨针,这不能怪他;他们磨了针去缝衣服还是去刺自己的喉咙,就更加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了。

  我祖父在1955年还跟人一口一个“个人选择”。这话到了他的回忆录的后半部就不见了,他已经明白了五十年代初的自己有多么可笑。1955年那个春天的夜晚,他正毫无选择地在走向天明,走向江湾体育场的万人公审大会。

    其他狱友搬迁到五楼去之后,留下的就是陆焉识一个人。果然,他在晚上九点钟被押到一间监号。在往走廊里走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皮箱,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个皮箱。明天,枪声响过之后,狱友们从楼上搬迁回来,也会看到这个皮箱,它将被放在他的被褥卷旁边,并且别着一张纸条:“陆焉识,xxxx号,刑于1955年3月4日”。

    一排长桌上摊着表格。表格上端竖着一个充满自我正义感的戴警帽的头颅,帽檐遮去天花板上投下的灯光,因此眼睛和阴影不分彼此,可以说眼睛有阴影那么大,或者说阴影像眼睛一样会打量人。

    表格的一个个栏目都被填满,他向后退了一步,朝坐在桌子后面的人微微鞠了一躬。没办法,这是他的教养给他的习惯,让他尊重任何一种劳动和付出:不管怎样的冤案,人家为你也忙了累了这么久。

    1955年3月3日的陆焉识就像1976年11月初一样,决定把自己最后的夜晚用来给自己的妻子写一封信。

  他向看守要来了纸和笔,把纸铺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面上,尽量不让笔尖戳破纸。1955年的陆焉识跟1976年一样,也是要写得太多,反而写不出一个字。不同的是,那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一生最爱的人就是妻子冯婉喻;婉喻是他寡味的开端,却是他完美的归宿。1955年3月3日夜里,陆焉识只是打算写一封寻常的别离妻子儿女家园的信,像遗言又像托孤的那种信。但他怎样都写不出来。他害怕极了。死是那么可怕的事啊。何况又是那么一种死法。他恐惧死的程度可以杀死他一百次;不,他每一分钟被杀死一小部分,到了天亮,他竟然完全死了一样昏沉沉睡去,守着两张空白的信纸。

    他是被脚步声惊醒的。一刹那间他后悔不迭,那封信没有时间写了。等两个警察向他走来时,他看看那两张白纸——他的不辞而别。警车鸣笛开道,他回过头就能看到他熟悉的街道旁边站着看热闹的人群。他从来没有看过此类热闹;没有那种胃口和情趣。到了体育场,组织来参加公审会的人一圈圈坐上去,座无虚席有那么几个缺乏理性的人被押进场时虚张声势地喊口号,声音是撕出嗓子眼的。他们无非是觉得太没面子了体面了半辈子最后落个这样的死法让上万的人当作斗兽场的牺牲来看。所以他们就是喊几声给自己挣回点面子。

    五六十个死刑犯从上海的各个监狱集中到这里,秩序很乱。三月天出了个五月的太阳,早早到来并等了一个上午的群众们无法如厕,就在附近的背静处解决;犯人们忍禁不住的粪便顺腿而下,挂在裤子上,随着他们移动;人民和敌人的排泄物一同让太阳蒸发,万人体育馆出来了万人大厕所的气味。

    大会往下进行,一个个代表发言,犯人们的身高渐渐缩短,越来越矮,最后比地面高不了多少押车的士兵都成了搬运工,提起那些快要化成一滩的死囚,往卡车上装。没有化成一滩的人也不少,那些喊口号的有的嘴被堵上了毛巾,有的冷冷地拒绝解放军士兵的帮助。陆焉识听见他前面一个风度翩翩的老者说:“请不要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于是陆焉识受到了鼓舞,当两只粗大黝黑的手从他身边伸过来时,他说:“谢谢,不过让我自己来。”

    那个1955年3月4日走在陆焉识前面的老者活灵活现地进入了陆焉识的记忆,让他在1976年11月2日的清晨继续激励自己。老者当时一定想,活到自己的寿数,死也算个正当事物了,发生就发生吧。1976年的陆焉识正是这样想的,可以了,不错了,就是寻常人家的老人,活到七十来岁,也不该有什么不甘了。1955年的陆焉识在卡车上站到了老者旁边,站得玉树临风,上海迎面而来,碰到他的脸分开,又在他的两侧退去。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还小,绿色非常年轻,在车速加快后成了两道绿流,把许许多多的人脸以及商店、楼房也流动了进去。

  人脸里不会有婉喻的,她也不具备那种胃口和情趣。

    我祖父陆焉识在听到枪声之后——也就是第一批死囚倒下之后被推到一边。推他的人气喘吁吁,问道:“叫你半天,怎么不答应?!”

    陆焉识连看他的兴趣都没了。

    “你是叫陆焉识吗?!”

    “是、是我。”

    “跟我走吧。”那人把他推出队列,“你的减刑批准了。文件在机关给耽搁了。”

    老者抬起头,灰色的脸上浮起一个诡异的笑容。似乎是说:你逃过今天这一劫了,明天呢?也可能说:我俩还不一定谁更幸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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