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出手在医疗机构开辟互联网医疗

“看病首先是医生问诊，其次是物理的体格检查，再借助设备进行相应的辅助检查，最后做出诊断，这是出于对生命的负责。而互联网的出现，虽然在科技普及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它不能代替问诊检查，更无法做出初步诊断。”邓利强表示。

　　即便如此，互联网携带着医疗行为闯入，涌现出了多种互联网医疗模式。随着“互联网+”大潮在中国的推进，互联网医疗的步伐并没有慢于其他行业。

　　根据公开数据，从2011年~2016年，有533家互联网医疗企业总计获得了33.21亿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家企业的融资额约为623万美元。

　　同时包括许多地方政府也期待着互联网能够解决看病难的问题。2016年的4月6日，银川市政府与好大夫在线正式签约，合作共建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这一合作模式，银川市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期待。

　　在互联网医疗遍地开花的同时，一位业内人士点出了存在的风险，“这些经过远程医疗所带来的医疗风险该找谁，是找互联网科技公司还是医疗机构？我们的医疗是属地化管理，地方监管者是无法监管远程的外地医疗人员的。”

　　另外，一些地方还在药店设置了健康小屋，医生通过网上开处方，然后直接从药店快递药品出去。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对于处方的监管都有严格要求，没有见到人是不能开处方的。这些都没有相应的监管措施。此外，还涉及到信息安全问题，很多互联网医疗机构把患者的信息都公布在网上，这些都具有很大风险。

　　随着互联网医疗的急剧升温，加强核心业务活动的管理，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是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目前尚没有相关互联网医疗的文件出台。

　　而对于目前互联网医疗的各种模式，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程龙认为，“当前互联网医疗领域各种名词和概念层出不穷，定义不清，服务业态之间存在概念模糊等情况，容易使老百姓产生认知偏差。希望国家权威机构能明确互联网医疗尤其是互联网医院的定义。”

　　此外，程龙介绍，国际上很少有互联网医疗的称谓。从国际上的远程医疗规范来看，也不是所有患者或单一所有情形都适合互联网医疗模式。

　　规范互联网医疗

　　《办法》要求，在其发布前的设置审批的互联网医院、云医院、网络医院等，设置审批的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本《办法》发布后15日内予以撤销，并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对其互联网诊疗活动实施管理。

　　“对于已经存在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是必须要重新注册的。”程龙表示。

　　这一相当于重新洗牌的措施，可以看出未来《办法》的出台，关键就是为了保障医疗质量安全，国家卫计委的重磅出击，或许能让火热的互联网医疗冷一冷。

　　程龙认为，当前互联网医疗的主办主体不一，包括互联网科技公司、医疗机构、地方政府或互联网公司+医疗机构、金融机构、保险机构等。医疗服务的责任主体和风险分担机制不明，一旦出现医疗纠纷缺乏法规参考依据，因此为加强互联网医疗的质量和安全监控，需要对不同互联网医疗的主体法律定位、责权利进行限定。

“互联网医疗的势头太重，等到失控现象出现后再管就晚了。这个行业需要规范一下，才能健康发展。”一位医疗领域研究人员表示。

　　“不过，这个办法收得是有点紧，对互联网医疗的限制死了一点，但从医疗安全角度来看，这个规范是避免互联网医疗行业出现违规行为。因为如此大规模资金的进入，势必会带来恶性竞争，为了避免民营医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个规范在当下非常必要。”上述研究人员表示。

　　同时，上述研究人员也表示，不能够为了监管而遏制创新，“互联网+医疗”的本质和重点在于“连接”，将全国各地的各级医生、患者、检查、病房、药房、护理、康复等一切医疗资源通过更加高效的方式进行再分配。“互联网+”医疗的社会化探索，不仅盘活了闲置的医疗资源，也调动了各方参与医改的动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患者的看病问题。

　　不过从《办法》内容来看，其并没有完全限制互联网医疗发展，而是更明确地规定了它的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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