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印象
——访当代重要汉语诗人刘北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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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在2005年3月离开新疆日报社转业到山东大学（威海），在来威海前您曾长期生活在西部且供职在媒体，西部的风土人情和威海这样的海滨城市有很大不同，媒体工作也与教师工作存在很大差异，这样的迁居和工作转变给您整个生活带来的变动是巨大的，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威海成为一名教师呢？
北野：新疆的辽阔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多元性。其中的游牧文化习惯于在大地之上自由移动，不喜欢定居。对我来说，从报社到高校，无非是一种稀松平常的转场，类似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移。大约是在2003年，我参加完诗刊社在深圳举办的第19届青春诗会，应仵从巨教授的邀请来山大威海做了一场“我的诗歌传承”的诗学报告。气氛很热烈。有鲜花，有朗诵，有歌唱，还有美酒。那是我离开校园二十余年后首次重返校园。仵老师又是我极其尊敬的师长和朋友。当时我被告知，这所大学的新闻系刚刚设立，急需有媒体工作经验的“人才”加入，而那时我已经在报社当了二十多年记者编辑。我的祖坟埋在陕西，我的青春却浪迹于五族杂陈的广袤西部。既然如此，为何不可以再来一次从雪山大漠戈壁草原到大海之滨的大迁徙呢？我的家人很喜欢威海这座滨海小城，我们就决定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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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来威海后您的诗歌作品里增添了许多以海为写作对象的诗，在您的诗歌和博文的最后也经常可以看到您写下“北野写于海边”，对于海您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寄托吗？
北野：据说乌鲁木齐是地球上最远离海洋的城市。乌鲁木齐离威海有一万华里。新疆是典型的内陆气候。我热爱泥土，不擅水性，对海怀有恐惧。“海啊，你表面平坦却不能行走，你收集雨水却使它变咸！”我在海边已经居住了十年。现在只要有空，每天都要绕玛珈山转一圈，顺便看一眼大海。你离它那么近，它就是你的生存场域，你怎能无视它？但我不能肯定我是否喜欢海。“海嘛，液体的沙漠，吃人的水。”前两天我还写了几句：“关于海，我能说些什么？海风吹疼我的眼，流了一点泪。但我竖起衣领居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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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在《在海边的风声里》曾写道：“我渐渐意识到二十多年来我所热爱的诗歌/正像今夜这恶浪滔滔的大海：它只适合：茫然和沉没”，您仿佛对于当代诗歌发展的未来十分悲观，是这样的吗？对于诗歌渐渐“茫然和沉没”的原因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北野：十多年前，我曾提出“转基因诗歌”这个概念。许多美好的东西，都被悄悄地转换了基因。诗歌也不例外。读诗的人是不是少了，我没做过统计。我几乎不读那些浊流上漂浮的东西，不管它们被包装得多么鲜亮，一如我拒绝食用转基因产品。大众抛弃转基因诗歌是对的。转基因诗歌的主要特征是没心没肺。有人说当代汉诗摆脱了工具化，随即进入玩具化。这话我基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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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在北野自治区中写道：“在我所有的身份中，我最看重诗人这一身份——虽然它不能带给我实惠。诗人的光荣，不是随便什么组织或机构可以胡乱册封的，谁也休想拿走。”诗人的身份您最为看重，可比起诗歌，大学评比里却更加看重科研论文，您曾经从事的媒体工作重在客观，您热爱的诗歌却是感情充沛的，在这些体制里工作，您的内心是否也经历过矛盾和挣扎呢？
北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做过二十多年记者，又做了十余年教师，这些都是我谋生的职业。受人钱财为人做事，这是我做人的道德自律。我会尽力做好别人付我薪水的任何一件事。但我要薪水干什么？养家糊口。养家糊口干什么？生活并诗意地生活——那就是做一个诗人。没有诗意的人生还值得一过吗？诗人需要诗篇支撑。但诗篇仅仅是构成诗人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一个园丁按照他的爱心、善意和天然的审美情愫，把一个花园打理得令人舍不得与世长辞，难道这个园丁不是一个用植物写诗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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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诗人生活状态的认知还停留在茅盾在《子夜》中的描写，有时为了作诗而放下一切事情，甚至刻意营造创作环境，仿佛那样才是真正的诗人生活，您在之前的访谈中说过“真正的诗人并不一定居住在诗坛上。他们好像大都隐居在诗坛之外。当然，当他们死去的时候，他们的遗体往往被运到诗坛上加以安葬”，您也在自己的诗中写道：“我常常被人们称作诗人，而我感到生命和生活中的诗意正在消失或已经荡然无存！”在您的生活里，诗歌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对于诗人来说，生命和生活中的诗意应该是怎样的？
北野：这个问题可以参阅我的一篇文章《诗人合一》。前些年《诗刊》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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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您的经历中，游走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您曾“广泛穿行于中国西部各种宗教、语文和部落之间”，也去过北京、温州那样和西部风格迥异的城市，之后又来到威海，您在诗中说“从前我四处流浪 / 带着短剑和诗行 // 如今我一片荒凉 / 青春和才华已快用光”，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现在渴望安定吗？
北野：你说对了，现在我渴望安定。我很庆幸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我拥有一份记者职业，得以怀揣一本记者证在祖国大好河山之间豕突狼奔。那时这个国家刚刚拨乱反正，天空高远，大地宁静，西部边疆更是诗意盎然。俱往矣，现在我确实渴望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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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最近几年没有看到您的新书出版，但是您的博客还是在一直写作笔耕不辍，您下一步还会继续写下去吗？还会出版作品吗？
北野：当然要写。我别无所长嘛。记者和教师，谁都可以干，只要他经过一番专业训练。但是写诗，无可替代。你的课别人完全可以替代，因为那是一种貌似个体的集体劳动。但是你的诗，假如你死了，这件事就到头了。续写《红楼梦》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至于出版与发表，早年比较在乎，现在完全不在乎。也许突然有个属于我的编辑和出版商，他终于出现了，我们相互都认出了对方，那将另当别论。
附：诗人合一
大约有二十年时间，我的诗歌比我更默默无闻。
我白天到处闲逛，或者帮别人干点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他们称之为工作或事业，并十分仁慈地付给我一份工钱，像是一种鼓励。
到了晚上，尤其是后半夜，我开始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倾听——沉睡的人世间滴答滴答走动的时间；斗转星移所引发的风雨雷电和生老病死；想象中的地轴发出的嘎吱嘎吱的生锈的喘息声；以及越过墙头铁丝网的野猫所携带的春天的繁殖的气息……
这种生活习性，使我的诗歌写作长期处于一种半隐蔽的自得其乐的业余状态。
而我白天的表现，除了偶尔心血来潮弄出点动静被朋友们称赞几句外，基本上也乏善可陈。我的懒散的名声一度远远大于我夜里写下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诗篇。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遁世者。“我爱你们 / 但愿你们能够领会我那永垂不朽的诗歌精神”——这是我在十多年前就悄悄写下的对周围人群的真挚感情。
我之所以未能在社会上混出个名堂，主要是由于我对大多数人干得起劲的那些事情缺乏兴趣和价值认同——我仅仅是出于温饱的需要、出于不被人指责为“游手好闲”的考虑（就像某位俄罗斯诗人被人指责的那样）、出于给家人和左邻右舍一种稳定感的责任，才把自己捐献出去的。
这就应了一句老话：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对世界的认识。
同样的道理，一个诗人的命运也取决于他对诗歌的基本理解。
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诗到语言为止”。因此当纸上拥挤着许多或伶牙利齿或油腔滑调或故弄玄虚的“能指游戏者”的时候，我只能像个乡村哑巴一样远远地躲在牛羊中间，空有内心的激动！
“零度写作”的主张也令我怀疑。“没有灵魂，先生们，所以产生不了文学！”俄罗斯诗人洛扎诺夫的这句话，倒是十分合乎我的心意。
至于“身体写作”或“下半身写作”，我想谁又能比得上草原上和野地里那些发情的牲口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拒绝交配的马》，我认为马的“下半身写作”比人的那点事来得更自然、更扎实、更健康、更壮美、甚至更高级——一句话，更加可歌可泣；而马，大美不言、大壮不语、大音稀声。
我不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但也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
我崇尚原始的伟力，但并不主张把人降低到实验室里唧唧喳喳的老鼠的层面。
我倾心于灵魂的自由翱翔，但并不赞成灵魂与肉体的故意分离——尤其在诗歌写作中。
如果说应招女郎可以摒弃情感与灵魂，只携带商业化和技术化的肉体出场，诗人和诗歌也可以如法炮制吗？我反对。
我不仅反对拒绝灵魂的肉体与诗歌，甚至还要反对排斥道德义务的文学批评理论——社会对每一个行业都提出了一定的道德要求，文学界凭什么可以公然拒绝“道德评判”的社会要求呢？
“文学只需要审美评判！”有人这样说。这是特权思想。如果美国总统克林顿说，政客只需要政绩评判，而不需要其他评判，那他完全没必要就“拉链门事件”向全国人民道歉。
如果一个行当公然地宣称不需要灵魂也不需要道德，这个行当受人尊敬的程度不可能高于妓院。我主张：
诗人合一。灵魂与肉体合一。诗意、美德、智慧与情感合一。
受访人简介：刘北野，笔名北野，1963年生于陕西，19岁移居新疆。当代重要汉语诗人。“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野曾长期任职于《新疆日报》等媒体，主任编辑；现任山东大学（威海）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北野作品散见于《诗刊》、《人民文学》、《十月》、《名作欣赏》、《新华文摘》、《创世纪》（台湾）、《当代诗坛》（香港）等海内外数十种中（英）文期刊。已出版的主要诗文集有：《马嚼夜草的声音》、《南门随笔》、中英文对照《北野短诗选》、《黎明的敲打声》、《在海边的风声里》等。
文章载于学生传媒中心社刊《盛开》第三期
作者：学媒记者尚颖惠、王玉晓
排版：编辑部王文鹤
责任编辑：王易知
杂志盛开：zazhisheng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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