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病毒而拒绝进口肉，就是因噎废食
肉类加工企业的属性，决定了从业者的低收入属性。在这群只求温饱的人面前，疫情的反扑，或许是一种必然的无奈。
当病毒污染侵入食品加工厂，我们的饮食还有安全可言吗？
发生在生鲜供应链上的感染，几乎同时在全球各地暴发，让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起这个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4月至今，全球至少曝出近20起肉企工厂工人聚集性感染事件，涉及西班牙、德国、英国、荷兰、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多个国家。
德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通尼斯17日发表声明称，德国肉联厂657名员工感染新冠病毒。
英国最大的鸡肉供应商两姐妹食品集团，在威尔士的家禽加工厂暴发疫情，共发现58例确诊病例，200多人处于自我隔离状态。该企业亦与肯德基签有供应合同。
在英格兰北部的克莱克希顿，科博肉类加工厂的165名工人被检测出新冠肺炎阳性，而他们专门为英国大型连锁艾斯达超市供应培根制品。
从海产到肉禽再到零食，病毒似乎无孔不入。看起来，即便限制住了外来的人，也很难挡住搭载在食物上被运输而来的危险。
生鲜加工厂，病毒培养皿？
肉禽水产等食品供应链频频暴雷，令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瞬间提高到120%。
为防病从口入，国家卫健委更新了防护指南，要求消费者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生的肉制品，可用器皿装水清洗，以防溅洒污染。同时，处理完生肉之后，要用肥皂水和流动水洗手至少20秒。
除了“生肉不能冲水，那洗澡该怎么办”之类的调侃，人们更关心的是：为何肉类加工厂及冷链，会成为病毒蔓延的新温床？
从今以后，做饭又要多一道工序。/图虫创意
关键在于食品加工厂的环境。
为保证食物的新鲜度，避免被食源性疾病的病原体污染，加工厂内往往会保持低温，而这偏偏就是新冠病毒繁殖的一大利好条件。
另外，工人会在处理的过程中不断用水喷洒生肉，这一操作势必会生成大量气溶胶，这就为新冠病毒提供了一大“优秀”的传播途径。
同时，工厂中的处理机器、操作台等设备，大多都是用塑料和不锈钢等材料制成，而新冠病毒在这些材料的表面存活时间最长可达三天。这便是病毒最“好”的栖身之所。
《我的天才女友》中，通过镜头直观展现了上世纪意大利肉联厂的环境及分工。
那么病毒从何而来呢？
要知道，工厂一般会通过强力通风系统实现对空气的净化，加上各种机器的操作，噪音在所难免。工人们不得不靠高喊来实现沟通，这又增强了飞沫的传播。一旦工厂的防护措施不到位，就很容易引起疫情的暴发。
2018年，报道了挪威三文鱼出口量创纪录的相关新闻中，附上了工人未佩戴口罩的工作照。
因供应链而引爆的疫情
新冠绝不是第一次
事实上，这不是第一起由食品进出口贸易引发的危机。
早在1996年，英国便出现了由朊病毒引起的疯牛病病例，数量占全球96%以上，导致欧洲、亚洲、非洲多国全面停止英国牛肉及相关产品的引进。
2001年，日本也发现了首例疯牛病病例，直接导致中国叫停了以肉质柔嫩闻名的松阪牛肉、神户牛肉等的进口。
食用疯牛病病牛可能会患上变异型或新变异型克雅氏病，病患会出现进行性的神经系统病情恶化，最终往往死于肺炎或自主神经功能衰竭。而所有朊病毒引发的疾病，目前都缺乏有效的特效药物。
尴尬的是，疯牛病在日本出现的十年后，口蹄疫又登场了，中方不得不禁止日本偶蹄动物（猪、牛、羊等）其他制品的进口。直到2019年12月19日，我国才终于解除日本和牛的进口禁令。
想吃口牛肉怎么就这么难。/图虫创意
2018年到2019年间，国内发生了数起非洲猪瘟疫情。由于中国生猪存栏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疫情使得全球的生猪存栏量减少了近四分之一，猪肉供应缺口逐步扩大。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在2019年11月，全球肉品价格飙涨18%，涨幅创8年来新高。以至于去年的我们，经常能感受到来自猪肉价格的“降维打击”。
虽说我们食用的猪肉不怎么受进口的影响，但寄宿在蜱和吸血昆虫体内的非洲猪瘟病毒，通过猪场、运输车、设备和衣服等途径，就能实现跨地域传播。而这同样关系到全球食品贸易供应链的管控。
正如荷兰合作银行分析师克里斯汀麦克拉肯所说：“只消一块受感染的猪肉进入供应链，全都会再次被污染。”
爱猪肉人士，去年想必受尽了口腹欲的苦。/图虫创意
不得不说，以上每一个因生鲜运输导致的传染性疾病，可能造成的后果都不一定会比新冠病毒小。但在无法回避的全球化趋势面前，这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普遍。
为什么我们戒不掉全世界的肉
既然来自世界各地的肉这么危险，为什么我们还戒不了“外来肉”，不能靠自产自销实现“吃肉自由”？
首先是养殖上的限制。以肉牛养殖为例，中国以散户养殖为主，产业呈现发展小而散的格局。
自繁自养所要求的资金和技术水平，是绝大多数中小养殖户难以达到的高度。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母牛繁殖存活率、肉牛的酮体重及培育效率都偏低，从而导致培育成本偏高，市场供应量减少，吃力不讨好。
养牛这件事，可不是水美草丰这么简单。/图虫创意
而这回引发二次疫情的“传播载体”三文鱼产业，同样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常说是三文鱼实际上是指大西洋鲑鱼，这一深海品种在中国是无法养殖的。
Salmon Business数据显示，中国每年都要进口约10万吨三文鱼。挪威海产品委员会预计，到2025年，中国每年将消费24万吨三文鱼。
而即便是我们具有优势的肉禽养殖行业，有时也需要靠进口来对抗偶尔出现的供不应求的局面。
虽然猪瘟暴发已经是去年的事了，但直到今天，猪肉市场的供应缺口依然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预测，至少要到2022年，我国的猪肉供应才能恢复到2018年上半年非洲猪瘟之前的水平。
生猪繁育也需要时间。/图虫创意
要填补需求，免不了进口。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肉类和家禽进口达7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了137％，而进口总量为218万吨，同比增长了85％。
正是全球化食品贸易的存在，让我们始终能吃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如此背景下，也只能靠各地海关加强检疫、口岸消杀等工作，从源头上遏制病毒的流入了。
艰难求生的人们
无法回避的反扑
在这次“生鲜危机”中，受到最多苛责的莫过于奋战在食品供应链第一线的工人们。
当科普界纷纷为三文鱼“鸣冤”、力证没有肺的鱼类不具备病毒传染性的时候，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了操作车间不戴口罩的工人们。
这张被疯狂转发且引起恐慌的照片，同样来自2018年关于挪威三文鱼产业的报道。
确实，肉类加工企业的属性，决定了它劳动密集度高、工作强度大、劳动报酬偏低等特征。
从业者多是低收入群体或移民，为了一日三餐，丝毫不敢懈怠工作。而如果企业迫于疫情停工，他们的生活很有可能难以为继。
企业的保障制度也是一大硬伤。上文提到的英国两姐妹食品集团暴发疫情后，其员工向CNN反映，一旦请病假，他们只能得到20%的法定病假工资。这样的隔离“成本”，他们担不起。
低收入所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他们只能选择有限的居住和通勤条件，接触的人更多，感染的新冠肺炎的风险也更高。
如果企业没有防疫意识，那么当工人们勉强解决温饱的时候，又怎能苛责他们不戴口罩？
不管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家庭条件艰苦的二姐大雨，还是《我的天才女友》中离开了丈夫的莉拉，都选择了肉联厂作为生活的出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这次北京暴发二次疫情，一外卖员病例引起了不少市民的恐慌。据朝阳区疾控机构流调显示，6月1日至17日期间，该外卖员平均每天接50单左右，接触人数可谓相当可观。
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位男性外卖员已是47岁“高龄”，每天工作时间为7时至21时，长达14个小时。若非生活所迫，相信谁也不愿意付出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将自己投入在如此高风险的环境中吧。
每一次世界范围内的危机，都应引起我们对产业与结构的反思，而非简单地指责个人。恐慌、甩锅、制造混乱，通通解决不了问题。向利益方问责，要一个中肯的答案，不放弃正当合理的知情权，才是我们身为普通人表达诉求、推动行业进步的正确方向。
作者 |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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