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化发展的背后，有梦想也有血泪

近两百年来长三角的历史，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可能是上海作为龙头极化发展的历程。

1843年上海开埠后，像个功率不断增强的缺水机，持续不断地抽取长三角腹地的人、财、物。尽管这个过程中也有所谓的辐射效应，但相比于上海对其他地区的吸附效应来说，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当然，从绝对量来看，对外贸为核心、以上海为龙头的经济，也整体上提升了长三角的经济实力和现代化水平。尤其是这个过程中，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机器轮船、公路、铁路的现代交通迅速向长三角腹地扩展，由此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除了现代交通，以服务贸易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也在上海迅猛生长，并逐步向长三角部分腹地辐射。 

经济上的强大吸引力，再加上战乱威胁，在百余年间几乎重塑了长三角的人口结构。大量外来人口在上海的集聚，不仅支撑了其工商业的持续繁荣，同时也极大地支撑了城市化进程。

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中，再杰出的人物也显得单薄。在这种巨变的趋势中，作为个体，有的自觉参与其中，有的被动裹挟其中，有的功成名就纸醉金迷，有的长期在城市底层挣扎求生。

读完《江浙沪近代经济地理》，更清楚地看到长三角在近代百年中的历史巨变。基于唐宋以后长三角持续繁荣的深厚基础，通过对外贸易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数十年间，这一区域的交通、产业、电讯、金融、人口等要素就发生了重构性变化。

但也正如该书所说：

近代商业发展起来后，快速增长的对外贸易带动了城乡产业分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改变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均衡。

近代市场塑造了城镇网络，促成了早期资本在市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的积累，随着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更多的要素被卷入，市镇提供初始的自然资源，中等城市进行初步的手工作坊式加工，大城市进行技术创新与交易服务，利用优势参与世界市场。

通过大城市的经济集聚优势，尤其是租界城市相对完整的制度保障、信息与标准，与中小城市的廉价资源、人力相配合，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齿轮、传送带，形成近代长三角地区持续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