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车库管理员老王

出差时摄于香港红磡绕道

说回九几年的上海，那时很多骑自行车的人会有种错觉，街上有多少人骑，就有多少人惦记着偷，而最便宜的车也得抵上好些天的薪水，因此，居民习惯把自行车停放在公共自行车车库里。车库会象征性地收取些保管费，每月几块钱，其中一部分是用来支付管理员的工资。管理员多为下岗工人，对于接近退休的人来说，这或许是个安稳的过渡，倘若是年轻人，怕是实在走投无路、或者自暴自弃了。

自从念了初中，我便开始骑车上学，一辆普通的26寸女士自行车。就放学而言，有车和没车的前行速度是一样的，因为我住得相对较远，所以会先陪着不骑车的哥几个回家，然后慢悠悠地独自骑上一段，再小心翼翼地将车停放进车库。

车库有两位管理员换班看守，其中一位还就是年轻人，30岁上下，1米7左右的个子，脑袋圆圆的，一顶不见长长的板刷头，冬天总裹着件军绿大衣，天热也就几件油腻腻的老头衫，泛着些暮气。以我不到花季的眼光来衡量，他算得上中年，知道他姓王，心里就默默地称他老王，而出于礼貌，当面会叫声“师傅”。

这里要说下管理员的工作环境。

车库在地下室，你要推着车经过一个30度、10几米的斜坡，当然，你也可以风骚地骑着车冲下去，反正斜坡是被一睹厚实的墙给挡了去路的，你得有90度甩尾的技术去避免弄疼那堵墙。90度左拐进去就是管理员的工作间了，一张工作桌、一把椅子和一张挂着蚊帐的床，工作桌上有台黑白电视机，和台小型收音机，这在当年，已足够消遣。工作桌紧挨着墙，墙上挂满了停车牌，拿车子的时候要交牌，停完车子要取牌，是这里的规矩，每个停车牌对应一个唯一编号，一旦管理员和居民混熟，也无需告诉他牌号了。

老王有着又圆又大的脑袋，看起来并不木瓜，但他总记不清牌号，在他那，我一点享受不到刷脸的体面，所以每次放好车，我会很自觉地报上牌号，“XXX”。取牌就几秒的功夫，老王会憨笑着和你寒暄一声，“回来啦”、“下课啦”之类的，这种社交的意义，是为了避免对视时的尴尬，当然，人较多的时候，这种社交礼仪会被省略。

车库24小时得有人值班，晚上管理员就睡在里面，但要是过了12点，车库的门就会被锁上，第二天清晨5点又会被打开。有些时候补习晚归，差不多9、10点样子，车库已鲜有人来人往，老王则颓颓地半倚在床上看电视，有什么看什么，我通常会示意他不用起来，然后借着细长的胳膊取下停车牌，老王憨憨地一笑，说一声“谢谢”，欣然接受了这种照顾。

在车库的大多数时间，管理员是找不到任何人说话的，所以和老王换班的管理员一旦逮着人就唠嗑，但老王不会，除了寒暄外，就是憨憨地笑，其它基本不说，我想这也好，又没见他看过动画片，和他没啥可唠的。

初中生最喜欢幻想，比方我，当时就特别好奇，他大半时间都在车库度过，是否会孤独，有没有老婆，他想在这里待多久，等等。

老王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市民，按现在的标准，他过着相对底层的生活，没什么机会去制造轰轰烈烈的剧本，关键，他适应了这种生活。

3年后，进入了高中，我的座驾升级到了山地车，老王仍然在车库当着管理员，比起外面的日新月异，车库的工作越来越显得单调，但也有好处，不费心力体力，这倒让老王的身子也跟着圆鼓了起来。而我，依然好奇他是否孤独，十几岁的我清楚地知道，这种问题是问不得的，只有靠自己去找答案。

确有特殊的一次，我同往常一样取车牌，报了号，老王憨笑着侧过身去拿，同时，嘟囔着什么，我以为他在和我说话，正想告诉他没听清，这时他又嘟囔了起来，这次听得真真切切，他说的内容和我毫无关系，他是在自言自语。

我是个感情细腻、敏感的男生，从那天之后，我注意起老王的举动，在经意之间发现，老王时不时会跟自己说话，虽然高中的心理课没授太多，但足够让我联想到孤独，老王是独孤的，孤独了很多年。

上了大学后，我不再骑车上下学，便撤了这个服务，自然的，也很少再见到老王。偶尔在小区里看到他，有时拎着个空空的塑料袋，有时拿着个饭勺，但不管手里拽的是什么，无论天气阴郁或明媚，他总是自言自语，对着空气喋喋不休，脸上带着熟悉的憨笑，而这种憨笑，会让陌生人不寒而栗。

十几年过去了，我搬出了这个小区，老王已然成了那千百个曾经熟悉过的路人，若没人提起，我几乎不会想起他。

去年的夏天，我正巧经过了曾经的自行车车库，正处工作时间，除了知了的叫声，小区宁静地很，正因为这样的宁静，使我清楚地注意到车库门口蹲着一位中年人，圆脸，平头，头发有些花白，很安静地看着手机，抽着烟。我确定，他就是老王。

有人会嘲笑，“老王的青春，是从退休开始的”。

也有人恨铁不成钢，“老王啊，太不求上进”。

而我，只依然好奇，“老王还是否孤独，有没有老婆，他想在这里待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