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明日城市》
在1955年前后，城市规划终于立法，但是为了这一目标，他迅速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存在于规划学院中，逐渐甚至完全的迷恋于主体的理论，另一个则存在于地方政府和议会的办公室中，只关心真实世界中的日常规划事务，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似乎已经建立起了关联性但是到了80年代则又分道扬镳。
早先的城市规划学的特点在于：他们是由于职业需要而发展起来，常常作为建筑学和工程学等相关专业的副产品，从一开始就深深弥漫着以设计为基础的专业的风格，曾经规划师的工作就是制定规划研制规范然后再使这些规范得以实施。
到了50年代中期，城市规划的乌托邦时代已经结束了，城市规划现在已经转变成综合土地利用规划，自此以后城市规划院校的课程中有着深刻的反映，这些反过来又体现于城市规划师撰写的论文中:城市规划师早期采取了工程师为设计公共项目而发展起来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他们随后又将这些运用到城市的设计中。
如同法律和医学一样，其结果是形成了一门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具有神秘感的学科，但是与其他拥有悠久历史的专业教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并非基于任何坚固的理论实体之上，而是与社会科学的琐屑与传统的建筑决定论混杂在一起，规划师们所获得的综合能力并非来自抽象思维而是来自实践，他们首先采用创造性的直觉，然后才是思考，整个过程十分直接，调查然后分析再接着设计。
巴蒂认为:规划师独立与政治干扰之外，对他的技术能力充满自信，并主动的工作，外部世界是一个缓慢变化的世界，大多数的规划干预只是偶然短暂的。但实际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的指向将不断地进行调整。
肯特：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确切地知道采用什么样的物质设计方法来实现某个特定的社会或经济目标，或者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果将从某个指定的物质设计目标中引导出来，这样城市规划委员会而不是城市规划师应当针对规划所基于的价值做出最后的判断。
在50年代，规划越来越无法应对现实，事情开始失去控制，在每个工业国家都出现了始料未及的生育高峰，不同国家发生这些只是时间上的差异，而且每个地方都出现了对妇产科诊所和儿童保育的大量需求，每个国家的战后经济繁荣几乎同时启动，引发对工厂和办公楼的需求压力，而且这些国家很快进入高度的大众消费时代，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需要土地的住房和汽车，城市化的步伐开始加速到过热的地步，适用于一种停滞世界的传统规划体系被击溃了。
50年代中期整个城市与区域社会研究领域发生了一场知识革命，他为规划师提供了大量可以借鉴的知识行囊，一些地理学家和工业经济学家发现了德国理论家关于区位问题的研究成果，在美国，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开始在许多分布状态中寻找规律，许多地理学家认为他们的课题应当停止针对地球表面细微差异的描述，而应当去发展关于空间分布的总体假说，伊萨德将新地理学与区位经济学融合在一起，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
物质规划的原理在1960-1970的十年里，比在前面的100年甚至1000年发展的都要多，规划主题从一门以一套关于城市概念的粗浅的个人知识为基础的手工艺转换为一种明显的科学化的行为，大量精确的信息得以收集并处理，规划师因此可以设计出一种非常灵敏的系统用于指导和控制。
罗伯特和拉普金在1954年就出版过一本书，指出城市交通模式就是各种活动方式的一种直接的且可度量的函数，这些活动反过来影响了城市交通模式，再加上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的首次应用，人们第一次认为可以科学的预测未来的交通状况，这很快普及于美国并遍及整个世界。
查德威克：在这个规划的一般过程中，我们进行专门化以应对更加特殊的问题，这就是一个特定的真实世界的系统或者子系统，必须由一种处在一般概念系统中的特定概念系统或者子系统来进行表达，这种对于某个系统的特定表达就成做模型，模型运用是一种方法，通过他，高度变化着的现实世界将被简化成为适用于人类沟通能力的某种变量。
这里涉及的不只是一种关于计算机应用的知识，他对于60年代的普通规划师而言是新鲜的，也意味着规划中的一个根本上不同的概念，与那些从一开始目标就固定了的总体规划或者蓝图方法不同，新的概念将规划作为一种过程，这种规划程序独立于被规划的事物，是一种不断循环的逻辑过程序列：预测外部世界的变化，针对行动路线的可能结果进行估算，评价成本与收益，以此作为依据并不断监控。
在实践中，系统规划师涉及两种非常不同的行为，作为社会科学家他是被动的观察并分析显示，作为设计师，同样的规划师又作用于现实并改变它，本质上也受制于只能通过复杂的杂乱的一系列在专家政客和公众之间的协议所设定的目标。1975年是布里顿写道，他不再相信规划中较困难的问题可以通过优化的方法来解决。
在实践中，地方民主被证实是一种无休无止的杂乱事物而不是人们在理论中所期望的，一些路理论家因此论定这是应该得到鼓励的方式：局部的，实验性的，渐进性的，当出现问题再去着手解决。1967年时，意味批判加理查德认为，系统规划就是穿着华丽服饰的老式综合规划，系统规划和综合规划同样都忽略了政治现实，来自左翼的当即反应就是呼吁规划师自己去改变现状，通过成为倡导性规划师去自上而下的规划，把协助选项告诉民众，推动公共规划部门去支持，其形成的结构就是高度美国化的，民主化，多元化的，但是也由于以规范化的冲突为基础而具有合法性
当人们在某一方面对规划师进行贬低时，这种结构又在另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他的权威性，在实践中人们并不清楚这个过程是如何运转的，特别是这个过程将如何解决在社区内部产生的真实的利益冲突，或者如何避免规划师又一次成为操纵者的危险。
韦伯关于规划的观点直截了当地否定了一种静止的可预测的未来和一致性目标的可能性，它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系或者新人文主义方法的哲学基础，强调了一种应对杂乱环境的学习体系的重要性，但是这最终导致了对于少数政治集团将所有政治行为进行分解进而决策的需求，向规划的无政府主义根源彻底回归。
在中央化的，拥有自上而下的政治系统的国家中，年轻且刚毕业的规划师们日益将自己视作类似于赤脚医生的角色：帮助内城街头的穷人，或者为一个政治上可接受的地方政府服务，如果未能如愿，就为社区组织与一个政治上令人讨厌的地方政府进行斗争。
事实上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将自己的角色理论化到一定程度：他正在否定自己所宣称合法的事情，他从理论上有效的把规划过程从它所规划的东西中独立出来，而这意味着对于基本理论的一种忽视，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把现有的规划策略与应用这些策略的城市物质与社会系统联系起来。
福雷斯特：通过把规划实践看作规范性的，由角色构成的交往行为（向公众歪曲掩盖或展示他们所面对的前景和可能性），一种规划的批判理论在实践中和伦理上可以帮助我们，这是批判理论对于规划的贡献：带有空想的实用主义去解释真正的选择，去校正错误的预测，去反对讥诮，去传播政治责任感，介入并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