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遇到过发自内心里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人吗?
有人或许会认为,没有那种人存在。人的本质就是自私、利己的,这也是为了生存下去,刻在所有生物基因里的东西;也有人会认为,当然有那样的人。品德高尚的老师、警察,都是无私的。
不论怎样认为,我们都会觉得,利他,是道德的最高体现。但真的如此吗?
这本传记的主人公,乔治·普莱斯,就是一个一生研究利他主义的人。
他出生在纽约,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哈佛大学。他有许多头衔,进化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他才华横溢,在《自然》和《科学》等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
他本来可以度过一个顺遂的人生,但中年之后,他突然开始疯狂着迷于利他主义的研究。
“世界上真的有那样的人吗?”他决定身体力行,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财产和爱,都给了素不相识的流浪汉,帮助贫困者和酗酒的人。
但他却没能改变任何人,最后反倒把自己弄得一无所有,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人说他是疯子,把自己生生作死;有人说他是圣人,是和耶稣一样伟大的人。
“天呐,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看完这个人的人生后,或许每个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惊叹。我们在俗世中生活得太久,常常以为人生翻来覆去,都只有那么几种活法儿。
其实不然。正是因为有书中普莱斯这样的人存在,我们才能知道,原来人所能选择的活法,是这么丰富多彩。
很快,这群人将会跟随灵柩走完一段短短的路,来到东路上的一块墓地。此处有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坟墓,这就是死者即将安息的地方。
一个胡子稀疏的中年男人拖着脚步走过石塔下一扇沉重的木门。他的鼻子因过度饮用威士忌酒而红通通的,他的眼睛因疲劳而有些肿胀。
这是一个多次入狱、贫穷且不太走运的人。一个大脚趾从破了洞的球鞋里露出,没有修剪的长指甲上满是污垢。斯莫奇从来就不是命运的宠儿,在他的一生中,乔治是唯一一个真心关怀过他的人。
留胡子的男人走进教堂,他的身后跟着4个流浪汉。这几个来送逝者最后一程的人是逝者最后的伙伴。几个流浪汉都裹得严严实实,他们身上穿戴的毛衣和围巾都是从垃圾桶和收容所里捡来的。
虽然衣服很小,且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丢掉的东西,但是在刺骨的严寒中,能有点儿衣物御寒已经很不错了。有几个人穿戴着乔治好心送给他们的袜子和皮带,另外几个人的裤子和大衣是用乔治慷慨赠送给他们的钱买的。
几位伦敦大学的遗传学家尴尬地坐着不说话,当这群流浪汉走过他们身边时,其中一个流浪汉含着眼泪喃喃地说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圣人。”这群流浪汉走向教堂前部放置棺材的地方,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刺鼻的尿骚味。教堂里一共有10个人,可能是11个。一个阴郁的故事就这样走向了阴郁的结尾。
在教堂的前部,站着两位世界一流的进化生物学家,他们是两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两个默默较劲的竞争对手。
“乔治把基督教精神看得过重了。”艾普斯先生说道。因为死者的家人都不在场,艾普斯先生代表贾斯汀殡仪馆主持整个仪式。“有点儿像圣保罗。”比尔·汉密尔顿轻声说道。
他的声音虽然小,却并非听不见。约翰·梅纳德·史密斯闻言咬紧了嘴唇。接着是一片静默。为了研究利他主义,乔治·普莱斯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了英国伦敦。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现在,他死了—他亲手杀死了自己。
虔诚的教徒相信,上帝在创世的第六天赋予了人类道德;而宗教怀疑论者认为,是哲学孕育了人们心中的道德。
但是,达尔文的理论使得这两派人都必须重新检视道德出现的时间点。这位进化论的开创者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道:“了解狒狒的人,对形而上学的贡献会超过洛克。”这句话仿佛预示着日后即将发生的事情。
承认这一点就像承认犯了谋杀罪一样。如果真如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在18世纪末写的那样,地球是如此古老,“我们找不到开始的痕迹,也没有结束的征兆”。
如果就像达尔文说的那样,地球上的生命是经过亿万年的时间逐渐进化而来的,进化的过程不是一架一直向上的梯子,而是一棵不断分支、成长的大树;如果行为和意识与肌肉、羽毛、爪子、尾巴一样是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如果以上这些说法统统成立, 我们便无法继续相信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点是人类所独有的。
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达尔文没有提到上帝;而在《物种起源》第二版中,为了照顾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达尔文写道:“生命......最初由造物主注入寥寥几个或单个类型之中。”
不管生命是不是由造物主注入的,美德都不可能是由人类发明的。美德的形成早于《圣经》,更早于哲学,美德的出现时间事实上比亚当和夏娃更早。
在某只无辜昆虫的腿上,或是在一阵适宜的风中,为什么阿米巴虫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成全同伴?沿着阿米巴虫用自己的身体建起的“茎”,它们的同伴也许能从食物匮乏的地方爬出去,来到营养丰富的新环境。
为什么在整夜的捕猎结束之后,吸血蝙蝠愿意将自己吸取的血液嘴对嘴地喂给同伴,将自己辛苦获得的营养分享给同一群中本次捕猎不太成功的其他蝙蝠?
为什么当狮子出现时,负责放哨的瞪羚会上下跳动,冒着生命危险警告其他瞪羚饥饿的捕食者已经逼近?以上这些现象与人类的道德标准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事实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种种善良的行为究竟有没有自然基础?人类的种种美德是否与阿米巴虫、蝙蝠和瞪羚的利他行为来自同一个源头?
利他主义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谜。从达尔文的角度来看,利他主义完全违背进化论的基本论点,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一种反常现象。
如果自然界真如进化论所言是一个残酷的竞争战场,那么无论是在海洋、天空、沙漠还是热带雨林中,都只应该存在赤裸裸的残酷竞争。那些降低生物适应性的行为怎么可能会被自然选择保存下来呢?究竟是“适者生存”还是“善者生存”?这是达尔文主义者必须解决的一个谜题。
于是,自达尔文开始,人们展开了一场试图解决利他主义谜题的求索之旅。
这场求索之旅涉及的范围极其宽广:从航行在南部海域的小猎犬号,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宫廷,再到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室;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课堂,到美国国会大厦的参议院听证会。
从印第安纳州的草原,到巴西的热带雨林,再到牙买加的群山;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到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示威现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言,到圣公会宣言;从贵格会的反战行为,到纳粹的异端邪说。
有些人相信,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所以人类永远无法突破动物性的限制;而另一些人则相信,人类的智力赋予了我们超越动物的独特品性。
有些人拥护原始传统的回归,有些人却为了让人类文化脱离原始传统的束缚而不断奋斗,还有一些人的态度介于两者之间,但他们也知道原始传统和高级文化之间的融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以上每一类人都采取了热诚和有力的行动,他们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有些时候,他们会直接将自己的是非观定义为人类的“本性”。
因此,直到现在,这场关于利他主义的求索之旅也还未结束。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会看到,在达尔 文死后150年,人们仍满怀热情地继续着这场关于利他主义的求索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