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詹姆斯·布朗特有首歌，《1973》，唱的是一个英国小伙，跟一个酒吧女郎的故事。画面感很强，午后慵懒的酒吧，昏黄的色调，阳光从窗户斜穿入户，室内吧台上，三三两两的客人，听着驻场歌手的民谣，轻饮杯中美酒。

话说1973年，那一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刚刚落成，李小龙在台湾猝然离世。那一年，江青风头正劲，王洪文被选为共和国的副主席，各省市县乡的街头巷尾，一定不停歇地播放着领导指示。

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些，而是老妈的1973，五光十色的酒吧，那可是从没听说的东西，中东战争、歌剧院、李小龙也是遥不可及。如果不是我的记录，她的这一年，就像老屋窗台上的一粒微尘，无人提及，更无人在意。

1973，老妈18岁，她最关心的一件事，不是村头大喇叭里的领导指示，也不是报纸上的国际风云，而是顶小顶小的一件事——自家的烟叶，准确地来说，是碎烟叶。

那年她应该扎着两个马尾辫，个子不高，圆脸，还带着些婴儿肥，穿着自己裁的衣服，蹬着自己纳的布鞋。

每一年的夏天，太阳最烤、村庄最热的时候，是烟叶丰收，全村炕烟叶的关口。妇女老幼都躲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一些被评为“技术员”的劳力们则留守烟炕，在蒸笼里把控烟叶上缴前的最后一关。炕里热气蒸腾，烟叶的辛辣融进汗水，蜇得人睁不开眼。

烤好的烟叶会散发浓烈的香味，其味厚重绵长，一家人把烟叶码起来收好，留待日后上缴。老妈的活儿，是用扫帚收集散落在地的碎烟叶，担去集市售卖。临近的桐河街不产烟叶，烟民又多，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碎烟叶很畅销。

外婆家没闹钟，大概三四点钟，老妈就用扁担挑起四十斤碎烟叶，带着一杆秤出发了。同行的有一位表姐，还有一个四川来的年轻媳妇。

外婆家在村子的最西头，院墙的西边、屋后，是一片乌泱泱的杂树林。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鸟虫具寂，四野的天际，闪着几颗孤冷的大星。

门前一条狭窄的土路，月下白白的，向西是一个小坡，一路通往遥远的桐河街。

这一走就是二十里，路过几十个村庄，那时的乡间河流还很汹涌，月色里黑水波动，大道小道皆土路，白天被太阳暴晒之后，龟裂出无数细纹。村子们都在沉睡，村里高树林立，村外原野广袤，风停云住，偶有犬吠鸡鸣。几个人走上岗地，又下高坡，路旁野草弥漫，没几里，布鞋就湿了。

这一路，好长啊，不过18岁，正是向往成人，想要用做事证明自己的年龄，夜路赶集的挑战，更像一道艰难但引人热血的关卡，几个年轻人顶着星月，踏着露水，靠着心里的这股子劲儿，一往无前。

当走过糖厂那个高高的红砖烟囱，便看到桐河的寨门，还有寨门前，那座古旧的老石桥了。

桐河街的集市，是个丁字路口，老妈他们赶到的时候，通常会在丁字一竖的南端，供销社的门口摆摊。桐河是逢双集，附近村子的人，有的天蒙蒙亮，有的刚吃罢早饭，就背着袋子来赶集，一袋盐，半斤红糖，一斤肉，一瓶酱油，这都是正事！

舅舅是村里的技术员，烤的烟味儿正，颜色尤其漂亮，虽然是碎烟叶，但金黄灿烂，货真价实，看着就喜人。街上的烟民们很快聚拢过来，挑挑捡捡，先挑大片的，抖掉细末灰尘，过秤买走。也有的街痞凑过来，或卷烟，或拿出烟袋来一锅，说是尝尝看，通常过了烟瘾，又眯缝着眼，踅摸到别的地方去了。

太阳越升越高，最后彻底褪去清冷，开始散射毒辣的白光，赶集的人来得快，散的也快，中午的时候，街上就没什么人了。

烟叶这会儿也卖完了，4毛5一斤，一趟下来，扣除损耗，大概能卖十几块钱。大家并不吃午饭，不是不饿，在街上吃饭，那得花多少钱呐！只是买点小吃，通常是2毛钱的糖果，嘴里含一颗，带着倦意，还有空空的一根扁担，走回自己的村子。

除了烟叶，老妈也卖过几次杏，自家院里产的，小孩拳头那么大，圆滚滚，黄灿灿，蒙着细细的绒毛，杏尖儿一抹粉红，一毛钱一个，非常畅销，一趟能挣三十多块！挣的这些钱，会拿回去补贴家用，那时舅舅已成家，有了小孩，一般会给大人小孩扯些布，做几套难得的新衣服。

1973年的妈妈，肯定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会走什么样的路，嫁给什么样的人，不会想到自己会落户到桐河，生下好几个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家，流了无数的汗水和眼泪。孩子们叽叽喳喳，吵吵闹闹，一晃长大了，那个最小的，不成器的，又辗转到南国的一座城，结了婚，有了孩子，她要千里迢迢的赶过来，60岁的年纪，在这里艰难地学习、适应，熟悉一条条街道，认识来自天南海北的人。那个星夜起身，赶往集市的18岁姑娘，走啊走的，成了离家四千里的白发婆婆。

饭后聊天的时候，老妈常会提到以前村子的人和事，偶尔也会聊到昨晚的梦，梦里通常都是小时候，会梦到村前村后的池塘，院里的果树，会梦到很多故去的人，他们鲜活生动，宛如生时。梦里的外婆外公正年轻，自己还是不经事的小姑娘。

人生啊，真像一场热闹绵长的梦，不经意的，人便老了，梦醒开始怀念，梦里的年轻。

左一，老妈，1972年左右

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