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路上,有三大重要革命:大约7万年前,“认知革命”让历史正式启动。大约12000年前,“农业革命”让历史加速发展。**而到了大约不过是500年前,“科学革命”可以说是让历史画下句点而另创新局。**
说到史前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当时根本无足挂齿,对环境的影响也不见得比大猩猩、萤火虫或是水母来得多。
物种 | 彼此会交配,能够产出下一代 | 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 |
属 | 从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不同物种 | 狮子、老虎、豹和美洲豹 |
科 | 许多属可以归为同一科 | 猫科、犬科、象科 |
大多数哺乳动物脱离子宫的时候,就像是已经上釉的陶器出了窑,如果还想再做什么调整,不是刮伤,就是碎裂。然而,人类脱离子宫的时候,却像是从炉里拿出了一团刚融化的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高到令人叹为观止。正因如此,才会有人是基督徒或佛教徒,有人是资本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又或有人好战,有人爱好和平。
如果替代理论正确,也就是说所有现代人类的基因库大致相同,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种族差异就小到无足挂齿。然而,如果混种繁衍理论正确,那么困难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种下了现代非洲人、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基因差异。这点可以说是政治上一触即发的火药,困难发展出爆炸性的种族理论。最近数十年来,替代理论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大致共识,这项理论不止背后的考古证据更可靠,政治上也更为正确。
究竟智人胜出的秘诀是什么?目前最可能的解答,正是让人得以辩论的原因: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有独特的语言。
大约就是距今7万到3万年前,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这也是所谓的认知革命,这次突变,就像是吃了《圣经》厉那棵知善恶树的果实一样。
爱因斯坦可能很多地方比鹦鹉强,但不论如何,语言这点可是远远不及。那么,究竟人类的语言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最常见的理论认为人类语言最为灵活。第二种理论认为,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关于附件河湾出现了一群狮子和一群野牛,而是关于人类自己。我们的语言发展成了一种八卦的工具。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无论是八卦理论或是“河边有只狮子”理论,都有部分属于事实。然而,人类语言真正最独特的功能,并不在于能够传达关于人或狮子的信息,而是能够传达关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
不论是人类还是许多动物,都能大喊:“小心!有狮子!”但在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够说出:“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语言最独特的功能。
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不管是《圣经》的《创世纪》、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世纪”,甚至连现代所谓的国家其实也是种想象。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智人的合作不仅灵活,而且能和无数陌生人合作,正因如此,才会是智人统治世界,蚂蚁只能吃我们的剩饭,而黑猩猩则被关在动物园和实验室里。
社会学家指出,借由八卦来维持的最大“自然”团体大约是150人。只要超过这个数字,大多数人就无法真正深入了解、八卦所有成员的生活情形。
智人跨过150这个门槛很有可能就在于虚构的故事的力量,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什、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的英文称为“corporation”,这个字的语源是“corpus”(拉丁文的身体),而这正是有限公司所没有的。
讲到认知革命之后生物学和历史的关系,我们可以简单整理成三点:
1. 基本上,生物学为智人的行为和能力设下了基本限制,像是定出了一个活动范围,而所有的历史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发生。
2. 然而,这个范围非常大,能让智人有各种惊人的发挥空间。因为他们有创造虚构故事的能力,就能创造出更多、更复杂的游戏,代代相传也就不断发展精进。
3. 因此,想了解智人的行为,就必须描述人类行为的历史演化。光是考虑人类在生物上的限制,就像是今天要去播报异常足球世界杯赛事,只不断报道关于场地的信息,而对球员究竟做了什么只字不提。
当时高热量的甜食非常罕见,如果是个3万年前的采集者,想吃甜食只有一种可能来源:熟透的水果。所以,如果石器时代的女性碰到一棵长满甜美无花果的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刻吃到吃不下为止。
有人激辩智人的“自然生活方式”该是如何,其实并未说到重点。从认知革命之后,智人的“生活方式”从来就不止一种。真正存在的只有“文化选择”,而种种选择就像是调色盘,色彩缤纷夺目,令人眼花缭乱。
事实是,亚契社会就像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一样复杂难解。我们要小心不能只有了肤浅的认识,就断然将其妖魔化或理想化。亚契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过就是人类。同样,远古的狩猎采集者,就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学者常常只问那些他们在合理范围中能够问答的问题。
在历史上,人类首次抵达澳大利亚绝对算是大事一件,重要性不亚于...。
在这出悲剧的第一幕,充满着丰富多样的大型动物族群,而没有任何人类的足迹。第二幕,我们看到一具人骨、一个矛头或是一片陶片,告诉我们智人来到此地。剧情很快就来到第三幕,舞台中心只剩下人类的男男女女,而多数的大型动物以及许多小型动物,都已经黯然退场。
第一波的灭绝浪潮是由于采集者的扩张,接着第二波灭绝浪潮则是因为农民的扩张;这些教训,让我们得以从一个重要观点来看今日第三波灭绝浪潮:由工业活动所造成的物种灭绝。有些环保人士声称我们的祖先总是和自然和谐相处,但可别真的这么相信。
对全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动物来说,这场人类洪水的唯一幸存者可能只剩下人类自己,还有其他登上诺亚方舟但只作为人类盘中佳肴的家禽家畜。
小麦和山羊驯化成为农作物和家畜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9000年,豌豆和小扁豆约在公元前8000年,橄榄树在公元前5000年,马在公元前4000年,葡萄则是在公元前3500年。至于骆驼和腰果等其他动植物驯化的时间还要更晚,但不论如何,到了公元前3500年,主要一波驯化的热潮已经结束。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人类有着种种先进科技,但事物热量超过90%的来源仍然是来自人类祖先在公元前9500年到公元前3500年间驯化的职务:小麦、稻米、玉米、马铃薯、小米和大麦。在过去2000年间,人类并没有驯化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动植物。可以说,人到现在还有着远古狩猎采集者的心,以及远古农民的胃。
农业革命让人类的事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有限,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而且产生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
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但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驯化”一词来自拉丁文“domus”,意思就是“房子”。但现在关在房子里的可不是小麦,而是智人。
如果要衡量某种物种演化成功与否,评判标准就在于世界上其DNA螺旋的拷贝数的多寡。
为什么人类会犯下如此致命的误判?其实人类在历史上一直不断重蹈覆辙,道理都相同:因为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各种决定最后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不赶快放弃农耕,回到采集生活?部分原因在于,所有改变都必须点点滴滴积累,经过许多代的时间,才能够改变社会;等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记得过去曾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选了。另一部分,因为人口增长就像是破釜沉舟。
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反而给人带来无穷的麻烦;有多少年前的大学毕业生投身大企业、从事各种劳心劳力的工作,发誓要多努力赚钱,好在35岁就退休,去从事他们真正有兴趣的事业?但等他们到了35岁,却发现自己背着觉贷款,要付子女的学费,要养在高级住宅区的豪宅,每家得有两部车,而且觉得生活里不能没有高级红酒和去国外的假期。他们该怎么做?他们会放下一切,回去野外采果子挖树吗?他们会加倍努力,继续把自己累得半死。
在传统信件的年代,我们通常只有最重要、不得不联络的事才会写信。写起信来也不是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而是字斟句酌、考虑再三。而且,通常对方的回信也会同样慎重。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个月来来去去的信顶多就是几封,也不会有人急于立刻回复。但在今天,我每天会收到几十封电子邮件,而且所有人都希望你立刻相应。我们以为自己省下了时间;然而,我们其实是把生活的步调加速成过去的10倍快,于是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焦躁不安。
这些关于奢侈生活的陷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人类一心追求更轻松的生活,于是释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结果并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所乐见的。
我们从农业革命能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很可能就是物种演化上的成果并不代表个体的幸福。
但不管农业革命的尽头为何,现在都已经无法回头。
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出现了统治者和精英阶级,不仅靠着农民辛苦种出的食粮为生,还几乎全征收抢光,只留给农民勉强可过活的数量。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了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聠手抵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现在看来,虚构故事的力量强过任何人的想象。农业革命让人能够开创出拥挤的城市、强大的帝国,接着人类就开始幻想出关于伟大的神灵、祖国、有限公司的故事,好建立起必要的社会连接。虽然人类的基因演化仍然一如既往慢如蜗牛,但人类的想象力缺失极速奔驰,建立起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合作网络。
讲到“神”的概念,伏尔泰就曾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给宰了。”
有三大原因,让人类不会发现组织自己生活的种种秩序其实是想象:
1. 想象建构的秩序深深雨真实的世界结合。
2. 想象建构的秩序塑造了我们的欲望。
如果有个百万富翁和太太吵架,和好的方式很可能就是带她去巴黎旅游旅游。如果是古埃及有钱人和太太吵架,带着她去巴比伦度个假绝对不会是选项,反而可能是为她建个她梦寐以求的华丽陵墓,那才会让她心花朵朵开。
现在大多数人一生汲汲营营,也都是想盖起某种金字塔,可能是一栋近郊的独栋透天别墅。有游泳池和大庭院,也可能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高楼公寓,有着令人屏息的美景。但很少人会真的去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开始想建这些金字塔。
3. 想象建构的秩序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思想的连接。
身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构出的秩序。每一次我们认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本不但不是哲学巧思,不是诗歌,不是传奇,不是法律,甚至也不是对王室歌功颂德,而是无聊至极的财经文件,记录各种税务、债务以及财产的所有权。
显然,光是把记录压印在泥板上,并没有办法让数据处理有效率、准确和方便。我们还需要有组织工具(像是编目)、快速的复制工具(像是复印机)、快速准确的检索工具(像是计算机运算)、而且还得有够聪明(最好心情还能好一些)的负责人员,能够了解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
从古至今,我们都知道文书和会计的想法就是有点没人性,像个文件柜一样。而这也正是文字对人类历史所造成的最重要的影响:它逐渐改变了人类思维和看待这个歌世界的方式。过去的自由链接、整体思考,已经转变为分割思考、官僚制度。
很容易叫人搞错的一点在于,虽然这些符号现在被称为"阿拉伯数字",但其实是印度人发明的。之所以叫做"阿拉伯数字",是因为阿拉伯人攻打印度是发现了这套实用的系统,再加以改良传到中东,进而传入欧洲。
文字本来应该是人类意识的仆人,但现在正在反扑为主。计算机并不能理解智人如何说话、感觉和编织梦想。所以我们现在反而是用一种计算机能够理解的数字语言来教智人如何说话、感觉和编织梦想。我们正在发现如何让计算机理解智人在说什么——自然语言处理,智人的感觉——图像处理,重要的是文字应该是我们思想意识的工具,而不是文字决定了我们该如何思考。
阶级有其重要功能。有了阶级之后,陌生人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真正了解彼此,也能知道该如何对待对方。
可能在人的生存本能里,看到可能带着疾病的物体(例如病人和尸体)就会自然产生反感。所以,如果想要排挤某一类的人,像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声宣布:这些人有病,会造成污染(印度种姓制度)。
大多数社会政治阶级制度其实都没有逻辑或生物学的基础,不过就是由历史的偶然事件引起,再用虚构的故事延续壮大。(欧洲白人的统治阶级和非洲黑人的奴隶阶级)
"天生带来允许,文化造成封闭"。天生自然的生物学,可能性几乎无穷无尽。然而,文化却要求必须实现某些可能性,而又封闭了其他可能性。例如女性天生可以生孩子,但在某些文化里,女性却是非生不可。
智人这种动物的力气又更弱,优势就在于能够大规模合作的能力。
数百万计的陌生人能遵照着这种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觉,合作无间。这种人造的直觉就是“文化”。
如果说每个文化都需要有些紧张、有点冲突、有无法解决的两难,才能让文化更加精彩,那么身处任何文化中的人就都必然有些互相冲突的信念以及互相格格不入的价值观。正因为这种情况实在太普遍,甚至还有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认知失调。一般认为认知失调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问题,但这其实是一项重要的特性,如果人真的无法同时拥有互相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很可能所有的文化都将无从建立,也无以为继。
公元前1000年间,经济上的货币秩序,政治上的帝国秩序和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有可能让全球的人类都在一起,成为“我们”,“他们”也就不复存在。
事实上,就算是现在,大部分的钱也不是以硬币或钞票的方式存在。全球金钱总和为60兆美元,但所有硬币和钞票的金额加起来还不到6兆美元。换句话说,所有的钱有超过九成都只是显示在计算机上的数字而已。只要大家都愿意接受电子数据交易,就会比闪亮的硬币或簇新的钞票更方便,不仅更轻、更易携带,还更容易记录留存。
金钱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
在贸易连接两个区域的时候,只要是能够运送的货品,就会收到供需力量的影响,让价格达到平衡。所以,就算是在宗教上水火不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可以在金钱制度上达成同样的信仰。原因就在于宗教信仰的重点是自己相信,但金钱信仰的重点是"别人相信"。
金钱制度有两大原则:万物可换和万众相信。
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两项重要特征。第一,帝国必须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的领土。(文化多元性)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扩张。(疆域灵活性)
秦始皇完成了史上第一次中国统一大业,号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于是,不论在中国政治思想或是历史记忆当中,帝国时期似乎都成了秩序和正义的黄金时代。古代中国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公义不行。这种看法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每次一个帝国朝代崩溃,这种政治理论主流就让各方竞逐的势力不安于各自为政,而一心追求统一。而且事实证明,最后总能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究竟该响应这个帝国(全球帝国)的召唤,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宗教是一种人类规范及价值观的系统,建立在超人类的秩序之上。这里有两大基本要素:
1. 宗教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超人类的秩序,而且并非出于人类的想象或是协议。例如职业足球不是宗教,因为虽然足球也有许多规则、仪式和常常很古怪的惯例,但大家都知道是人类发明了足球,而且国际足协随时可能开会决定把球门变大或是取消越位规则。
2. 以这种超人类的秩序为基础,宗教会发展出它认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观。例如,虽然现在许多西方人相信鬼魂、精灵、重生,但这些信念并未构成什么道德和行为的标准,所以也就不算是宗教。
其实有一种解释能够同时处理恶和法则的难题,而且完全合乎逻辑:世上确实有某个全能的神创造恶全宇宙,而且他是个恶神。只是古往今来,总没有哪个宗教说自己信了这一套。
从历史上来看,一神论就像是个万花筒,承继了一神论、二元论、多神论和泛神论,收纳在同一个神圣论述之下。结果就是,基督徒大致上是信奉一神论的上帝,相信二元论的魔鬼,崇拜多神论的圣人,还相信泛神论的鬼魂。像这样同时有着不同甚至矛盾的思想,又结合各种不同来源的仪式和做法,宗教学上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综摄。很有可能,综摄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宗教。
无论我们把历史发展的动力称为博弈理论、后现代主义或迷因学,"提升人类福祉"绝不是主要目标。
至少在认知革命之后,人类就很希望能了解这个世界。我们的祖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希望能找出支配自然界的法则。然而,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
1. 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现代科学的基础就是拉丁文前缀"ignoramus-",意为"我们不知道"。从这种立场,我们承认了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愿意在知识进展之后,承认过去相信的可能是错的。于是,再也没有什么概念、想法或理论是神圣不可挑战的。
2. 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承认无知之后,现代科学还希望能获得新知。方式则是通过收集各种观察值,再用数学工具整理连接,形成全面的理论。
3. 取得新能力。光是创造理论,对现代科学来说还不够。它希望能够运用这些理论来取得新的能力,特别是发展出新的科技。
真正让科学革命起步的伟大发现,就是发现"人类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毫无所知"。
就现在这个体系而言,我们假设自己并非无所不知,现有的知识也并未定案,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让数百万人得以有效合作的虚构故事。如果证据显示许多这些故事都大有问题,社会岂不是要崩溃了?要怎样让社会、国家和国际体系继续维持运作?
1. 虽然采用科学理论,但必须违反一般科学做法:宣称这就是绝对的真理。
2. 不要采取科学方法,而诉诸"非科学的绝对真理"。
科学还是得倚靠着种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信仰,才能取得经费,并将研究正当化。
对科技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信任,这几乎成了类似宗教的信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取代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
究竟欧洲在现代早期培养了什么潜力,让它能在现代晚期称霸全球?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相辅相成: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
现代科学和欧洲帝国的历史连接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虽然科技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放异彩,但在现代早期并不突出。这里真正的关键因素在于,不管是想寻找植物的植物学家还是想寻找殖民地的海军军官,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态,他们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承认无知,都会说"我不知道哪里有什么"。
过去的帝国主义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整个世界,"征服世界"只是为了要利用及传播他们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相较之下,欧洲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前往遥远的彼岸,除了为了新领土,也是为了新知识。
郑和下西洋得以证明,当时欧洲并未占有科技上的优势。真正让欧洲人胜出的,是他们无与伦比而又贪得无厌、不断希望探索和征服的野心。
经济学向来是出了名的复杂。为了方便解释,让我们假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位精打细算的金融家A先生,在加州开了家银行。
另外有一个建筑承包商B先生,才刚完成一件大案子,赚到了100万美元的现金。他把这笔现金存进了A先生的银行。于是,这家银行目前拥有了100万美金的资金。
这时,有一位经验丰富但资金不足的面包师傅C小姐,觉得她看到了一个大好的商机:这个城市还没有一个真正好的面包店。只不过,她自己的钱还不足以买到全套需要的设备,像是工业烤箱、水槽、刀、锅碗瓢盆之类。于是,她到银行向A先生提出商业计划,说服他这项计划值得投资。A先生于是就用转账的方式,将100万美元的贷款转到C小姐的银行账户,账面上她就有了100万。
接着C小姐请承包商B先生来盖她的面包店,价格刚好又是100万美元。
等到她写了支票给B先生,B先生又拿去存在A先生的银行里了。
所以,现在B先生户头里有多少钱?没错,200万美元。
然而,银行的保险库里实际上到底有多少钱?也没错,100万美元。
而且不光是这样,就像一般常见的情形,B先生两个月之后告诉C小姐,因为某些无法预期的问题和费用,面包店的建筑费用得涨到200万美元。虽然C小姐很不高兴,但动工到一半,已经无法喊停了。于是她只好再次到银行,又说服了A先生再贷给她100万美元。
于是A先生又另外转了100万美元到她账户里。而她也再将钱转到了承包商B先生的账户。
这样一来,现在B先生户头里有多少钱?已经来到300万美元了。
但银行里实际上其实一直就只有100万美元。而且事实上,这100万美元从来就没有出过银行。
根据目前的美国银行法,这种作业还可以重复7次,银行每次持有1元的时候,就能够放款10元;换句话说,也代表我们银行户头上看到的那些金钱,有超过9成其实只是数字,而没有实体的硬币或是钞票。
这听起来就像是个巨大的庞氏骗局,不是吗?事实上,这是另一次人类想象力的惊人发挥。真正让银行(以及整个经济)得以存活甚至大发利市的,其实是我们对未来的信任。"信任"就是世上绝大多数金钱的唯一后盾。
由于相信全球经济这块大饼可以不断变大,最后终于产生了一场革命。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在《国富论》的第一卷第八章:如果地主、织工或鞋匠赚得的利润高于养家糊口基本所需,就会雇佣更多助手,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利润,利润越高,能雇的助手也越多。由此可见,**民间企业的获利正是社会整体财富和繁荣的基础。**亚当·斯密明确指出,人类全体财富的基础,就在于希望增加个人利润的自私心理。
然而,这一切的基础必须取决于富人是不是用这些利润来新建工厂、雇用新员工,而不是将利润浪费在无生产力的活动上。
资本主义之名正是由此而来。所谓的"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与财富有所不同。资本指的是投入生产的各种金钱、物品和资源。而财富指的则是那些埋在地下或是浪费在非生产性活动的金钱、物品和资源。
一开始资本主义只是关于经济如何运作的理论。现在它还成了一套伦理,告诉我们该有怎样的行为,该如何教育孩子,甚至该如何思考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因为不论是正义、自由甚至快乐都必须依赖于经济成长,所以可说经济成长就是至善(至少十分接近)。
密西西比泡沫:在1717年,成立于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在美洲的密西西比河下游谷地开拓殖民地,为了取得这项庞大计划的资金,这家与路易十五宫廷关系良好的公司便在巴黎证券交易所上市出售股份。公司所有人约翰·劳当时身兼法国央行行长,还得到国王任命为主计大臣,大约等于现代的财政部长。在1717年,密西西比河下游河谷其实大约只有沼泽和鳄鱼,但密西西比公司却撒着瞒天大谎,把这个地方描述得金银遍地、无限商机。许多法国贵族、商人和城市里那些冷漠的中产阶级都信了这套谎言,于是密西西比公司股价一飞冲天。开始有些股票抄手,意识到这种股价实在太夸张,完全不可维持。经过他们仔细算计,觉得最好尽快在股价最高点脱手,由于市场上的供给量上升,股价应声下跌。其他投资者见到价格下跌,也想赶快收手离场。就这样,股票价格持续暴跌,简直就像一场雪崩。为了稳定股价,法国央行行长决定买进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但最终无以为继,耗尽了央行所有资金。到了这步田地,法国主计长(仍然是约翰·劳本人)又下令印制更多钞票,这才能继续购买股票。就这样,整个法国金融体系就成了一个大泡沫。
讲到国家如何为资本家服务,最恶名昭彰的例子就是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杂物商靠着向中国出口药物(特别是鸦片)而发了大财。数百万中国人成了瘾君子,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都大受影响。3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发布禁烟令,但英国药商完全无视这项律令。于是,中国当局开始没收、销毁鸦片。这些鸦片烟商与英国国会和首相关系良好,许多议员和部长其实都持有烟商公司的股票。1840年,英国正是以"自由贸易"为名,向中国宣战。此役英国轻松获胜。中国人太过自信,却完全敌不过英国如何奇迹般的新式武器:汽船、重型火炮、火箭,以及可连发的步枪。在接下来的和平条约中,中国同意不限制英国烟商的活动,并且还要赔偿中国军方造成的损失。此外,英国要求并取得了香港的使用权,于是香港就成了他们安全的贩毒基地。直到1997年,香港才回归中国。在19世纪末,中国鸦片成瘾者越有4000万,足足占了全国人口1/10。
我们必须记住,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洁白无邪,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件事绝非特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军事行动,后面出钱的也是一群善良的荷兰人,他们爱孩子,会捐钱给慈善事业,也懂得欣赏好音乐和好艺术,但他们就是没有感受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这些地方人民的痛苦。随着现代经济成长,全球各地还有无数的大小罪恶和灾难正在上演。
机械化不只是机器的事,连植物和动物也同样遭到机械化。差不多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宗教将智人提升到神的地位的时候,各种农场上的动物已经不再被视为活生生、能够感受痛苦的生物,而是被视为机器一般对待。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想要存活,就得不断提高产量,很像是鲨鱼,如果不一直游动就会窒息。然而光是生产还不够,生产出来还得有人买,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伦理观: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的美德就是消费更多的产品和服务,鼓励所有人应该善待自己、宠爱自己,就算因为过度消费而慢慢走上绝路,也是在所不惜。在这里,节俭就像是一种该赶快治疗的疾病。
这套理论已经成功了。
制造商设计产品的时候,刻意让它在一段短时间内就被淘汰;而且就算旧型号明明就足以满足各种需求,厂商还是会不断推出新型号,我们如果不跟进,就仿佛显得落伍。购物已成为人类最喜爱的消遣,而且消费性产品也成了家人、朋友、配偶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
肥胖这件事,可以说是消费主义的双重胜利。一方面,如果大家吃得太少,就会导致经济萎缩,这可不妙;另一方面,大家吃多了之后,就得购买减肥产品,再次促进经济成长。
如果根据商人的资本主义伦理,所有的利润都该再投入生产而不是白白浪费,这样一来,消费主义伦理和资本主义道德该如何共存?没问题!条件就是有钱人应该继续贪婪下去,把时间投入赚更多的钱,至于一般大众则是要尽情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热情,想要什么就买什么。
翻开伦理道德的历史,虽然会看到许多美妙的理想,但遗憾的是几乎没人能做到。大多数基督徒的作为不像基督徒,大多数佛教徒没听佛陀的话,大多数儒家弟子可能会让孔子频频摇头。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信众终于真的能够做到宗教要求的条件。只不过,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承诺的天堂是什么样子?*答案是:*看看电视,你就知道。
工业革命不仅为人类带来了时刻表和生产线的概念,更是将这些概念推广到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当中。就在工厂时刻表规范劳工行为之后,学校也开始采用了这一套,接着医院、政府机关,甚至杂货店也行礼如仪。就算那些没有生产线和机器的地方,时刻表也成了王道。毕竟,假设工厂是下午5点下班放人,当地的酒吧难道不是应该5:02开门营业最为合适?
工业革命让人类社会起了数十种重大的变化,采用工业化的时间概念只是其中之一。其他著名的项目还包括**都市化、农民阶级消失、工业无产阶级的兴起、对一般大众的赋能、民主化、青少年文化以及父权社会的解体。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社会革命:**家庭和地方社会群崩溃,改由国家和市场取代。
历史学家很少问这样的问题。他们不去讨论秦朝人是不是比先前采集为生的人更快乐,伊斯兰兴起后,埃及人是不是对生活更满意,也不讨论欧洲帝国在非洲崩溃之后,,数百万非洲人的幸福受到什么影响。然而,这样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历史问题。
目前幸福感测量方式——一般来说,关于主观幸福感的问卷会列出各种叙述,再请受试者以0到10加以评分,这些叙述例如"我对自己现在的样子感到满意","我觉得活到现在非常值得","我对未来感到乐观","生活是美好的"。接着研究人员就会计算所有分数,算出受试者整体的主观幸福感程度。
目前有一项耐人寻味的结论:金钱确实会带来快乐。但是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之后的效果就不那么明显。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是疾病会短期降低人的幸福感,但除非病情不断恶化,或是症状带有持续、让人无力的疼痛,否则疾病并不会造成长期的不快。
目前看来,对快乐与否的影响,家庭和社群要比金钱和健康来得重要。而其中,婚姻又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因素。
关于快乐最重要的一项发现在于:快乐并不在于任何像是财富、健康甚至社群之类的客观条件,而在于客观条件与主观期望之间是否相符。你可能会觉得,这不是老生常谈吗?就算没有这群心理学家、什么问卷都没做,我们也早就知道了。就像千年之前,先知、诗人和哲学家也早就说过,知足常乐。只不过,看到现代研究用了这么多数字和图标,最后得出和古人相同的结论,还蛮不错的。
有学者认为,人类的生化机制就像是个恒温空调系统,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都要想办法保持恒定。虽然遇到某些事件会让温度暂时有波动,但最后总是会控制调整回到原来设定的温度。
如果说快乐的程度是由1到10分,有些人你的生化机制天生开朗,就会允许自己的情绪在6到10分之间来回,大约稳定在8分附近。像这样的人就算住在一个冷漠的大城市,碰上金融市场崩溃而丧失了所有积蓄,还被诊断患有糖尿病,还是会相当愉快。
赫胥黎出版了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书中将"快乐"当成最重要的价值,每天,所有人都要服用苏麻,这能使他们感到快乐,而且不影响生产力和工作。赫胥黎笔下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背后有一项基本生物学假设:快乐等于快感。因为我们的生化机制限制了这些快感的程度和时间,唯一能让人长时间、高强度感受到快乐的方法,就是操控这个生化机制。
有可能,快乐不只是愉快的时刻多于痛苦的时刻这么简单,相反,快乐要看的是某个人生命的整体;生命整体有意义、有价值,就能得到快乐。快乐还有重要的认知和道德成分。只要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几乎人什么都能忍受。
从纯粹科学角度,人类的生命完全没有意义。我们对生活所赋予的任何意义,其实都是错觉。像是可能有科学家觉得自己增加了人类的知识,所以他的生命有意义;有士兵觉得他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他的生命有意义。不论是创业者想要开新公司,或是中世纪的人想要读经、参与圣战、兴建庙宇,他们从中感受到的意义,都只是错觉与幻想。
这么说来,所谓的快乐,很有可能只是让个人对意义的错觉和现行的集体错觉达成同步而已。只要我自己的想法能和身边的人的想法达成一致,我就能说服自己、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而且也能从这个信念中得到快乐。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叫人难过,难道快乐真只是自我欺骗吗?
如果快乐是在于感受快感,想要更快乐,就得操纵我们的生化系统。如果快乐是在于觉得生命有意义,想要更快乐,就得要骗自己骗得更彻底。
心理学要研究主观幸福感,靠的是受试者要能够正确判断自己的快乐程序;但矛盾的是,之所以会出现心理学,正是因为人类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有时候需要靠着专业人士的帮助,以避免自我毁灭的行为。
现代自由主义说,快乐来自于内心,这与生物学家的说法不谋而合,但与佛教的说法几乎正是背道而驰。佛教与现代生物学的新世纪运动的相同点,在于都认定快乐不在于外在条件。但佛教更重要也更深刻的见解在于,真正的快乐也不在于我们的主观感受。佛教给人的建议是,除了别再追求外在成就之外,同时也别再追求那些感觉良好的心里感受了。
总结来说,我们现在会使用主观幸福感问卷,希望找出来我们主观认定什么时候有幸福感,大多数的历史书籍强调的都是伟大的思想家、英勇的战士、慈爱的圣人、以及创造力丰沛的艺术家。这些书籍对于社会结构的建立和瓦解、帝国的兴衰、科技的发明和传播,可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对于这一切究竟怎么为个人带来快乐或造成痛苦,却是只字未提。这是我们对于历史理解的最大空白之处。而且,现在该是补上的时候了。
生物工程——虽然我们目前确实无法创造出超人类,但看来前方的路上也没有什么绝对无法克服的险阻。现在真正让人类研究放慢脚步的原因,在于伦理和政治上的争议。然而,不管现在的伦理论点如何有说服力,未来的发展似乎势不可挡;特别是这有可能让我们无限延长人类生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以及强化人类认知和情感上的能力。
仿生工程——仿生工程结合有机和无机组织,创造出生化人。从某种意义上,现代所有人几乎多多少少都是生化人,用各种设备来辅助我们的感官和能力,像是眼镜、心脏起搏器、甚至还包括计算机和手机(这样一来就能减轻一些大脑要储存及处理数据的负担)。
无机生命工程——能够自行独立演化的计算机程序和计算机病毒。
20世纪40年代进入核子时代的时候,很多人预测公元2000年会成为核子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和阿波罗11号发射,也让全球想象力大作,大家都开始认为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人类就有可能移民到火星和冥王星。但这些预测全都没有成真。而另一方面,当时谁都没有想过互联网能发展成现在这样。
如果还认为我们能够踩刹车、阻止让人类升级成另一种不同的物种,可能就太天真了。创造科学怪人的弗兰肯斯坦博士,现在就坐在吉尔伽美什(声称为了治疗疾病、挽救人的性命,所以需要在计算机里创建一个心灵。)的肩膀上。阻挡不了吉尔伽美什,我们也就阻挡不了弗兰肯斯坦博士。
虽然我们主宰了环境、增加了粮食产量、盖起城市、建立帝国,还创造了无远弗届的贸易网络,但全球的痛苦减少了吗?一次又一次,虽然整体人类的能力大幅提升,但却不一定能改善个别人类的福祉,而且常常还让其他动物深受其害。
7万年前——认知革命,出现能够描述虚拟故事的语言。
1.2万年前——农业革命,驯化动植物。
500年前——科学革命,人类承认自己的无知,开始取得前所未有的能力。
200年前——工业革命,家庭和社群被国家和市场取代,动植物大规模绝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