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犹疑和艰难是人生的常态。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选择存在于两个没那么好的路径、事情或者东西之间,如果一个好一个不好,那就不是选择;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人生的大部分时候,还没什么机会在两个足够好里挑一个。
我们问了11位经纬系的CEO,哪些选择是你最难忘的。这11位CEO,他们有的已经长成了庞大的上市公司,有的是这个市面上增速最快的公司,是风头无二的独角兽,有的拥有创业者的明星光环,有的则是看准了一个市场空白正在努力拓展着自己的疆域——他们是518/519经纬十周年与CHUANG大会的真正主角。
创业以来,我做得最艰难的选择就是58和赶集的合并。
有一天,我收到一条姚劲波的短信,说人生苦短,咱们聊聊。我本来想回复且行且珍惜,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删掉它。
从创立赶集网开始,十年来我带着它一路成长,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我当然是很不舍的。
但那个合并有很多资本的力量在后面,我自己也有很多纠结,但最终还是选择合并了。
合并后那半年,我主要解决合并产生的问题,一边做一边也会反思——一个公司做了10年合并了,其实还是有些难过的。另一方面,我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也慢慢觉得当这种联席CEO意思不大,可能也要自己做一点事情。
我开始思考,到底是休息还是做投资,还是去找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去做一做,但我没有完全想清楚。
那段时间其实挺痛苦的。我之前是很有目标、很有信心地做事情,合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有一阵子对生物、医学这类东西挺着迷的,但我发现研究还是要有一个目的,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
后来我发现自己其实还是挺渴望不确定性,可能还是创业比较适合。然后我就想,自己创业的动力来自什么?既不是想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财富,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有意思。
当时我也在做投资,所以借着看项目的机会,一个一个去扫。正好当时瓜子出来融资,我觉得这件事足够有意思,就选择去做了。
这个选择成了我创业以来最庆幸的选择。我非常喜欢我现在每天的状态,总在解决问题,做很有意思的事情,这种感觉非常好。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是我创业18年至今最为纠结的阶段。
当时,汽车之家发展得非常好。但我们发展得越好,我们的现金流就越差。因为我们做的是广告业务,广告有3个月的账期。当时汽车厂商遇到了经济危机,拖着广告费不给。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因为这是他们财务的一个政策。但我们的现金流就很难受。
我印象很深的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同行都给灾区捐钱,捐20万、50万、100万的都有。但当时我们账上什么钱都没有,我自己卡上也只有一万多块钱了,那真的是最惨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还说李想是什么80后亿万富翁,其实狗屁都不是。
当时我手下还有200多个员工,他们的工资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只能到处借钱来发工资。
后来,我见了几十家VC,也没有融到钱。有一些VC给了我们投资协议,但最后都没有投,因为那时候很多基金的LP也都不打钱了。
公司的现金流出现了问题,融资也没融不到,所以公司内部的股东对我有很大的意见。有一次,我们几个股东跟我们都坐在一张桌子上,有一部分股东就指着鼻子骂我们,说要把我和另一个合伙人踢出公司。
我当时觉得非常地委屈,因为我所能做的努力都去做了,但我们团队没有融资的经验。他们不会认为这是经济危机产生的负面的影响,他们只会认为李想无能,所以李想融不到钱,李想拖累了我们的发展。
这件事后来也就那么扛过去了,因为我们不签字,他们从法律上也没有任何办法把我们踢出公司。
后来,我选择了把汽车之家55%的股份卖给了澳洲电讯。好处是我们可以更好地发展下去,而且又有足够的资金了。坏处是放弃了相当的控制权,这就是一种选择。
当时大家都认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案子,既解决了现金流的问题,又解决了内部矛盾的问题。后来汽车之家上市涨到了50、60亿美金,今天又涨到了100多亿美金。大家说,你们当时这个选择卖亏了。但我认为不是,我要对所有的选择负责任。
这个选择是我当时能做的最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没有做出更好的选择是因为当时的能力不够。所以,要想做出更好的选择,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能力变得更强。
创业以来,我最艰难的时刻是2016年。
当时团队从香港、深圳、台北这三个办公室,快速扩展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近十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打多个用户市场,业务十倍速增长。但融资一直不到位,A轮B轮融资之间隔了近两年,运营和流动资金一度吃紧。到了2016年中,发工资都有压力。
那一年我接触的机构都数不清了,至少四五十家。当时在线旅游创业持续低迷,投资人的顾虑很多,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我不太能理解的是,那一年连续被放了三次鸽子。最惨的一次,签署环节投资人突然消失,我和COO给他们发了一个月短信,本该接上的运营资金断了,两个月后他们投了竞争对手,并针对我们业务做了部署。
没过多久,一个聊了很多次的企业在了解完我们的模式和数据后,迅速组建团队做了一样的业务。
那几个月简直是度日如年。焦虑不像洪水扑面而来,更像离岸流,每次快上岸的时候又把你卷走,周而复始,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头。那段时间我掉了不少头发,早知道就创业开始就应该用防脱洗发水。
当时我和COO一边找钱,一边全亚洲飞,给团队信心。让人振奋的是,团队战斗力十分强劲,每个地方都打了几场胜仗。
2016年底,公司业务的规模化持续爆发出来,大中华区、东南亚和日韩的区域联动逐渐清晰。2017年,我们连续完成BC两轮近1亿美元的融资。
现在回头看,我要感谢创业四年来最难的2016,它给了我一个提醒:如果一个公司和你模式类似,有什么东西永远抄不走?这些东西就是你的护城河,如果你还有选择,那就去放大它。
在我这里,答案是团队,创新与诚信。
作为CEO,幸福都是短暂的,艰难才是常态,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艰难时刻,要保持敬畏之心。只要这点不变,我们在未来每个岔路口,就都会选择同一个方向。
创业以来,我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在最后关头坚持上市。
对每个公司来说,上市都是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但乐信在临近上市前期,政策突然发生了变化。
那天我在从香港飞到北京的飞机上,一下飞机就看到这个消息,立马打开来看。看完以后整个人都觉得不大好,因为这个政策出得太细了,导致我们上市的所有合规评估全部都要重新做一遍。
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放弃,因为已经不可能了。但后来,我还是坚持选择上市。
做出这个选择之后,我非常焦虑。因为时间非常有限,很多事情不一定能做完,我没有把握能百分之百搞定,那种前途未知的感觉非常差。
但我只能埋头干活,根本顾不上多想。我在香港和深圳来回跑,一边与投行反复沟通,一边回公司开会。有一天晚上跟我们CFO曾岩和资本市场的同事在香港拿着投行列的单子,excel上一条一条,都是很小的字,上面写着下一周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有几百条。
除了要重新完成一次业务和法律上的合规审查外,我还要主导路演,反复向投资人解释和证明乐信的合规。直到上市前一天,我还在纽约见了7家机构,一直到凌晨4点钟,我才结束旧金山的路演,到达纽约的酒店。
好在有志者事竟成,我们成了2017年最后一个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
那几天,我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以至于在纳斯达克敲钟的时候,我已经不太激动了,我只想赶紧敲完赶紧回来,实在太累了。说实话,11月份做试水路演时参观交易所,看别人敲钟倒计时的时候,都比我自己敲钟兴奋。
后来缓过劲来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了到这场硬战的意义——全世界都怀疑我的时候,我选择了相信我自己。
创业以来,我最庆幸的事情是在2015年的时候被一个传统的VC骗了。
那时候,我们大的业务方向是做平台业务,所以花了很多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当时有一个机构看到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好,决定投我们一亿美金。Term sheet签完了,ICP也定了,但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们自己反悔了。而且关键问题是,他们反悔的时候还不告诉我们,还哄着我们,像模像样地把我们约过去调研。
后来我们才知道,签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反悔了,后面只是做了做样子。我们就是标准地被人忽悠了。我当时心想,“去你大爷的,老子好好去赚钱,回头做你的LP折磨你丫”。
被忽悠之后,我们的现金流就比较吃紧,只够花半年了。我立马就去找老股东求救,内部做了一轮融资。但大部分股东都说,这件事不能让创始团队知道。但我觉得,我们刚刚开始创业,如果这种小坎都迈不出去,以后怎么办?
我还是选择了告诉大家,“不行了,兄弟们,我们被人忽悠了,没钱了,快挂了。我们一起看怎么解决。如果觉得没法一起熬的人,你们该撤退就撤退了”。
但是也没有人走,所以我就拉着大家去太白山徒步,大家一起在野外走了五天。
其实那五天是比较痛苦的。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就起床,背着四五十斤重的包,登山、爬坡,在悬崖边上行走,一直走到晚上七八点钟,连续走十二个小时,然后扎账篷、做饭、吃饭……累得跟什么似的,然后第二天接着走。有人直接累哭了。
但每个人首先都得靠自己,因为大家的体力都是透支的,没有人能背着你走,你必须靠自己。但光靠体力是不够的,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而一群人才能走得很远。这也是我带他们去徒步的原因,我希望他们自己领悟到这个道理。
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开会讨论解决方案。那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很冷静地思考问题了——我们不应该是一个平台业务,而是一个服务性质的业务。定下来之后,我们就去看同类的上市公司是怎么做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找到了上市公司的经营模型,然后就一直不断地往前走。
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就真的就烧了一个亿美金。等到我们把一亿美金烧完之后才意识到问题,那就万劫不复了。
就像你往一个错误的方向走着走着摔了一跤,起来看看发现走错路了,那你就换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你没有摔那一跤,你就一路撞到头最后撞到墙上了,但撞到墙上的时候成本就高了,你可能就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