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为父亲庆祝六十六大寿，之后用车载着父亲、母亲来我居住的城市。路上，我开着车，有一搭没一搭聊天。
其实我很想知道我们这个家族一些过往事情的细节，却不忍心细问——作为世人，能忘记是幸福；作为老人，被追问艰辛苦楚的过去总觉得残忍。
在以往多次跟很多老人的聊天中，拼接起那一段过往……
我们家是复圣颜子之后，自北宋年间定居在泗河边的一个村子。
高祖父，也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生活于清末，曾小有功名，也是乡间士绅。
祖上，稍有田产。小时候，我问过很多村子里的老人：地主家的日子什么样？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的答案只有一个：一年到头，不断粮，“坏年月”（也就是灾年）能吃上玉米粥。
据说，曾祖父是个很好的庄稼人，既识文断字，又懂得时令，出得力气。
1921年，我的爷爷出生。
1952年，我的父亲出生，他是我们这一支同辈中最小的男丁。
1958年，我的奶奶去世，殁年四十岁。
用我父亲的话说，时年四十岁的奶奶，面貌不如现在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我的奶奶，至少生育了两男五女，四姑早夭，二姑在十八岁时受尽苦难而死，奶奶去世时小姑才几个月大，很快就病饿而死。
奶奶去世的时候，正是盛夏。奶奶在地里干完农活，大汗淋漓地回到家，在捞草的大水缸里洗脸、洗头。
农忙季节，天气不等人。那时的生产条件也差，农活费时费力。而且据说爷爷的脾气很急，好骂人。所以，可以想见，奶奶当时一定是急匆匆地回到家，想赶紧凉快一下就做饭的。
或许是过于劳累、本不健康的身体受不了凉水的刺激，奶奶突然就那么去世了。从我大姑的描述中，应该是类似心脏病发作或者心源性猝死。
那天，刚刚六周岁的父亲跟同村的长辈去放羊了。等家里人拉着奶奶辗转求救于两位郎中且束手无策之后，再派出人去找父亲，已经接近黄昏。
来人不说什么，只是抱着父亲回家。父亲说，虽然当时年幼，但是记得当时觉得太奇怪。
那时仍用土葬，但是我从没问过奶奶是否有棺材。小时候是不懂，现在是不忍。
后来得知，奶奶最初下葬的地方就在距离祖宅很近的村边。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已经开始成为“三年困难时期”了）。在这前一年，老家的泗河发洪水，胡同里的水齐腰深，“百十斤重的碌碡都被冲得动”。
那时候都是土房子，但是有后门，各家各户都打开后门让洪水流过去。我小时候听了这些，还问：“为什么要开门，关上门不就不怕水了吗？”答案是：关上后门更可怕，满屋子的水，压力足可以推到房子，水流过还好，土房子怕泡。就这样，那年果然泡塌了一些房子。
饥饿是什么感觉？现在的人很难体会。
那时父亲八九岁，吃过各种野菜、树皮，粮食几乎看不到。父亲至今不吃白萝卜和青萝卜，不吃野菜，不吃窝头。我觉得做玉米粥的时候放点鲜嫩的槐叶子味道很好，但是父亲从来不吃。小时候，农村有晾晒胡萝卜缨子的习惯，我常常啃上面剩下的一丁点胡萝卜——很甜，但是父亲也是从来不碰。
我小时候不信，觉得树皮没法啃。实际上，吃树皮很费事，先要把树皮剥下来，晒干、碾碎，再掺入一些粮食，煮着吃。
那些惨遭剥皮的树，只有秃头裸体，可怜地立在那里，等待枯死。据说所有的树皮里，榆树皮的口感、口味最好，其次是槐树，而柳树皮和杨树皮则又苦又涩。而且，即使是榆树，不同部位的皮，在不同的时节剥下来，口感也不一样。真希望，人类永远都不要再有这样的经验和智慧。
吃树皮，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因为纤维太粗，很难排便，有时候还需要用手指或者小树棍抠出来。先不说是否卫生、雅观，那应该很疼。
即使这样，也只能是忍着。挨饿！挨饿！一个“挨”字，太形象了。父亲聊天时，有时会把人分为“挨过饿的”和“没挨过饿的”。
父亲那时候，常常是每天就那么呆坐着。最虚弱的时候，“大便完，自己站不起来，就往后退一退或者往旁边挪腾一下”，继续坐着。
父亲曾经尝试偷吃挂在堂屋墙上的一点粮食，椅子上摞上板凳，再爬上去，刚够着袋子，就听见院子里有响动，就放弃了。
父亲最终还是挨了打，“差点没打死”。因为，爷爷一进屋就看到那个不大的粮食袋子在晃动。
后来，情况好转，政策也转变，政府曾发救济粮，农民到粮所去领。
人们领了豆饼，然后背着回家。有的人耐不住诱惑，等不及回家就拿出一些啃食，然后在路边的河水里喝水。
几年饥饿，人们的脂肪存储少，肠胃已经变得很薄，也缺乏弹性。干豆饼吃进肚，再喝水一膨胀，有的人因此而倒毙路边。用父亲的话说：“老家那时候没饿死多少人，后来撑死的倒不少。”
父亲长到十五六岁，就已经能出工挣工分，再后来还喜欢出河工。
出河工，是那时候农村劳动力的一项的义务。每年春秋两季河工，生产队的壮劳力都要架着推土车，带着铁锨、镐头、抬筐，奔赴近则几十公里、远则一二百公里的河工工地劳动。
生产队实行的是记工制，刚开始参加劳动的人从挣四分工开始，也就是“半劳力”。在以后的日子里，要一年一年的涨工分。能挣十分的工分，就成了“整劳力”。出工多、工分高，一年下来，分得的粮食就能多几十斤，或者多分十几、几十块钱。
能不能挣最高的十分工分，出河工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机会。
因此，一到出河工的季节，那些年轻的男孩子们纷纷跃跃欲试，抢着到河工工地上一试身手。只要一季河工没败下阵来，自己就是响当当的整劳力了。
出河工，生活条件苦，劳动强度大、时间长，青壮年们的力量大，食量也大。我小时候只能在农忙季节帮小忙，长大了就离家上学，我的饭量从来也没超越过父亲。
现在，我胃口好的时候，两个馒头，一碗粥。我见过的父亲那一辈人中，男子的饭量普遍是这个饭量的三四倍。而且还往往是自家做的馒头，更大一些，也更结实。
有一年出河工时，工地上做了咸汤改善生活。所谓咸汤，就是先炒锅，并放入花生米、豆腐皮，再添水勾芡面糊做成的汤。在那时候，这是难得的美味。
在汤刚做好时，父亲和一个同村的同伴兼好友偷偷用铁桶直接在大锅里盛了一桶，就拎着往茅草搭的工棚里跑。
不想，还是被人发觉了。
村干部提出一个很特别的处理方式：你俩要是能一顿喝完，就没事；否则，就挨揍。那个年月，有这等事挨几下巴掌甚至皮鞭，也不算什么稀罕事。
我小时候曾经用扁担挑水。那种铁桶，盛水大约三十多斤。父亲和他的好友分别一碗接一碗地喝着，直到铁桶变空了。
父亲的好友在回到工棚后，掀开草席，吐了一大口。那一顿，究竟有多撑？用父亲的话说，汤已经“顶到嗓子眼了”。
我家的成分不好，或者叫家庭出身不好。爷爷有两项重要的任务——扫大街，批斗会的时候，上台接受批斗。
据说爷爷胆小。有个具体的事例是：当年村子里有个人掉水塘里淹死了，找人去捞，而爷爷不敢去。父亲说起来时，仍然对爷爷的胆量有点不屑的感觉。
父亲常常去替爷爷扫大街，爷爷确不敢——这可以作为不好好改造的罪证。父亲就说：“怕什么？早晚有过去的一天。”
1975年冬天，夜，村里唱样板戏。
积极分子简单化妆登台，村民们在台下听戏——当然也在特定环节一起喊口号，几个黑五类、坏分子等着在演出快结束时给演员做饭。
几人中，爷爷年龄最大，时年54岁。再加上爷爷胆子小，“心眼”也多，就只管添柴烧火，不问其他。其余几人略年轻，其中一人觉得有点憋屈，寒冬腊月的，晚上还得被拉来做饭，再想想以前在台上挨的批斗，更加气愤，就往做饭的大锅里多放了一碗盐。
等样板戏结束，演员端起碗来，自然喝出了问题。
由于时间太晚了，大队书记让演员们再想其他办法吃饭，又派人把做饭的黑五类、坏分子关在生产队的一间房子里，散场了。锅台，就那么扔在那里。
第二天清晨，这那几位被关了一夜的人，每人喝了两碗冻成冰渣的咸汤。
我的二奶奶曾说：“我隔着窗户看见的，每人两大碗。不喝不行。”二奶奶说起这段话时，仍然禁不住皱眉头。
1976年春天，爷爷病危。
那天黄昏，已经久未进食的爷爷突然对父亲说：“我要喝酒！”
父亲心想：你也喝不进去。爷爷得的是食道癌，发现时就是晚期了。
但是父亲还是给爷爷倒了一盅酒，放在床前的桌上。
父亲扶爷爷坐起来。爷爷叫着父亲的名字说：“老爷爷怎么这么耀眼？你去把屋门关上。”
“老爷爷”是太阳的土语。那种农村的房子，门窗都不大，屋内光线一般并不明亮。但是黄昏时分，太阳光穿过屋门和东间的门，照到屋内，给人感觉显得光线很亮。
父亲拿被子给爷爷靠在背后，转身去关堂屋门；等再回到床前，发现爷爷已经咽气。
当时，已经推行火葬。爷爷的骨灰与奶奶葬于一处。后来，村子越来越大，村边的坟茔迁至泗河边。
我小时候路过，父亲曾远远指着一处坟茔说：“那是你爷爷奶奶的坟。”不管是不是迷信，一般不让小孩子去墓地。
我是家族同辈子弟中年龄最小的，也是爷爷唯一未见过的孙子。在我十六岁那年的清明节，家族曾特意安排我去扫墓。
爷爷、奶奶——对我来说是太过陌生的字眼。当时跪在他们的坟前，我才对爷爷奶奶有了一点可以具体的感觉。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爷爷奶奶的安葬过程，而我所跪过的坟茔，可能也就算衣冠冢而已。
原葬处，在我儿时就已经盖起房屋。在当年，奶奶的坟丘筑起时，姑姑们都未出嫁。后来，姑姑们回娘家时，走到村边必然从坟前路过。不知她们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五六岁的时候，曾经奇怪，为什么我有大姑和三姑，却没有二姑。父亲说：“二姑死得早。”除此以外，我只听二奶奶讲过，二姑做事有点慢，经常被嫌弃，挨过打，后来肋部生疮，就那么忍着，只用地瓜叶拍一拍再敷在生疮处，不久就病死了；曾说过婆家，未过门。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亲还有一个小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姑。奶奶去世时，她才几个月，不久就被饿死了。
我总会很少很少听老人们说到她们。尤其是我的二姑，她跟夭折的姑姑不同，二姑活到十八九岁。但是，她真的活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