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钱穆：宋人重振道统

北宋欧阳修重倡韩愈古人之道，但为本论，不效韩愈之辟佛。谓政教明于上，则佛法自衰于下。而一时巨儒竞兴，昌明师道者，上自胡安定，下有周濂溪。奋起变法者，上自范仲淹，继以王安石。当时社会，乃始有道统与师道之复兴。而言学术思想，则在中国历史上又每以汉宋对比。宋代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而唐代实乃其衰落时代。所谓复兴，则在社会，不在政府。

有一最值提起者，汉代以周公、孔子并尊，而宋以下则改称孔孟。孔孟代替了周孔，此中寓有绝大之深义。中国文化传统，在古代，每称尧、舜、禹、汤、文、武，一时之政治领袖，同时亦即为道统所寄，是法统、道统乃若混而不分。周公则仅居相位，未为天子。法统所尊，自武王以至于成王。而道统则在周公。其地位不仅在其侄成王之上，亦转若在其兄武王之上。孔子志学周公，不必跃居政治上之最高位置，为天子，为帝王，而亦可行道于天下。故孔门德行之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非得用而行，即舍而藏可也。孔门四科中之言语、政事、文学，皆有关于用而行。孔子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则孔子在当时，其志在出仕用世可知。而儒学之重仕亦可知。故战国每以孔墨并称。孔子乃特为百家言之创始人。汉代孔子则与周公并尊，乃为王官学之继承人。南北朝隋唐，孔子乃与老聃、释迦并尊，如一宗教主，其地位乃超政治领袖帝王之上。唐代孔子为至圣先师，其意义亦在此。

后人或以宋史于儒林传外，别出道学传为一疑。不知儒者正贵出仕用行。苟社会儒林日盛，地位日高，人数日增，先之如东汉之党锢，次之如魏晋以下之门第，继之如唐代之诗人，不免皆有流弊。更继之如北宋之新儒，在政治上多得重用，而又多有意见，多起纷争。前有庆历，后有熙宁，两度变法，皆无成功。而北宋之国运亦以衰歇。濂溪以下之道学家，则不贵出仕，而其道更能畅行于社会。于是政治地位乃更当在社会之下。但儒义终不成为一出世之宗教，而其地位乃更超于宗教之上。故以中国传统文化言，两汉儒林之外，终不能不有宋以下之道学。道学既非百家言，亦非王官学，又非宗教，其所立志陈义，乃特有其更高之地位。实则其大本大源，则仍师法孔子，并无违离。此实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内在一发展，而非近代人所谓之开创。此为宋代道学对中国文化大传统一新贡献，其意义价值乃更超于汉代儒林之上。故汉代尊五经，而元明以下乃改尊四书尤超五经之上。此为中国读书人人人所知，而其涵义之广大深远，则实有难以言语尽者。

唐代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古代尊帝王为圣，孔门弟子亦尊孔子为圣，而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岂不如西方宗教，亦尊其教主于政治领袖之上。唯西方政教分，中国政教合，则中国之尊道统尤在政统之上，岂不中国为师者尤尊于西方一宗教主。唯唐代之尊孔子，其用意则不然。下至宋代，儒学重振，孔子高出于帝王，乃始不与周公并称，而以孟子继之，此诚宋人对中国文化传统一大贡献。不仅远超于唐人，但又不同于战国时代之百家言，亦不同于南北朝隋唐之老聃与释迦，实亦远超于汉人之尊经而上之矣。

——《晚学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