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行动”

作为人，都有饿、渴、休息、性欲、感觉冷暖的自然机能，都会产生行动去实现吃饭、喝水、睡觉、性交、冷暖。这些机能、需要和实现这些需要的行动是人存在的必需。不吃饭会饿死，不喝水，会渴死，不休息会累死，不取暖会冻死，不散热会热死，不性交虽然不至于死，但是必然非常的痛苦、难受，这样的生死道理，每个正常的成年人，都明白，都会把死亡作为自己行动的底线，除非找死，而决然不会在需要的时候而不去行动。

在行动中，有可能受到来自其他的限制，限制你去找吃的，限制你去找喝的，限制你去找异性，限制你去繁衍后代，限制你去学习，限制你去看病，限制你居住，限制你迁徙，限制你说话，限制你出版，限制你选举。有的是完全限制，完全限制你的任何满足需要的行动，结果就是让你去死。有的是不完全限制，以让你饿不死，渴不死，冻不死，热不死为底线。有的是合法的限制，源自公认的正义的审判而执行的不同种类的限制，有的是非法的限制，出自私人的或者不正义的限制。诸如此类的限制，就是自由与否的问题。这里，我们遇到了“自由”的概念。

在行动中，有可能为了实现自我的需求而侵犯了他人。未经他人允许，把别人的食物搞过来，把别人的女人搞过来，把别人的财产搞过来。为了把别人的东西搞过来，限制他人的自由，伤害他人，甚至杀死他人。

但是，每个人都是人，你侵犯了他人，他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报复你，你杀死这个人，别的人也会杀死你。如果相互侵犯相互伤害相互残杀，结果必然就是共同灭亡。

为了不受到他人的报复性侵犯，为了让自己正常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人类明白了不能随意侵犯他人。不去偷、抢、骗、害、杀，而是以自己不侵犯他人的行动去实现自我的需求。自发、自觉、自律地约束自我，就是道德。这里，我们遇到了“道德”的概念。

当然，这里说的“道德”只是伦理方面的范畴，和中国古代哲学中涉及本体论方面的“道”、“德”是不同的。

有可能某种人或某种行动导致发生了侵犯他人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总需要有人负责，而当事人并非能自觉主动地去负责，因此，需要一种公认的正义的力量强制执行。杀害了人，杀人犯跑了，需要一种社会的、集体的力量追捕杀人犯，并且绳之以法。以公认的、集体的、强制的、正义的方式去惩罚侵犯他人的当事人，就是法律。这里，我们遇到了“法律”的概念。

行动，有的是自主的，有的是被动的。以“我”的“自我”和“非我”的矛盾运动而产生的行动是自主的，否则就是被动的。饿、渴等“自我”的需求是“我”最明白的，而不是他人告诉我的，“自我”需求必须在什么时间内得到实现否则就会死亡，也是“我”最清楚的，而不是由他人决定的。因此，“我”之存在所必需的自我决策权只能属于“我”而不是他人。“我”的存在所必需的属于“我”的自主决策权就是“我”的人权。

主体必须具备其存在所必需的权属。这样的权属是主体存在所自然而然地必需的，是必须自然而然地具备的，只有这样，主体才能独立、自动地发挥这些权属去实现其自然而然的存在，这就是说，主体的权属是自然的、天赋的。

主体级别一样，这些主体的权属也是一样的，平等的。因此，人权是平等的。这里，我们遇到了“人权”的概念。

行动过程中，可能存在某种管理组织，比如政府、国家。政府、国家是以人这样的单独主体组成的联合主体。在前面关于“主体”的论述中，联合主体的主体的级别要低于单独的主体。因此，政府的政权、国家的主权在级别上要低于人的人权。这里，我们遇到了“主权”、“政权”的概念。虽然级别不一样，但是，都属于主体。主体之间的伤害或侵犯必然是相互的。因此，各种主体不得伤害或侵犯其他主体。也就是说，人权、主权、政权之间，需要的是和平共处，而不是相互侵犯。如果有相互侵犯，必然导致不平衡，不稳定。

虽然在主体级别上，单独的主体高于联合主体，但是，在力量上，联合的主体远远地大于单独的主体。因此，一个政府或国家的力量远远地大于一个人的力量。如果放任这样的力量冲突，结果必然是政府或国家侵犯个人。如何平衡人、政府、国家之间的权益、力量，就是政体的选择问题。这里，可以遇到“政体”的概念。

在现实中，选择哪一种政体，或者说哪一种政体能够存在，取决于支持和反对的力量对比。当支持的力量远远大于反对的，那么就可以出现一种最广泛的共存共生的和平状态。

当一个政体可以以维护每个个人的人权和合法权益为原则而存在，这样的政体就是民主的。这里可以遇到“民主”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