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5名农商行一把手落马！安徽金融圈为何大地震？
农商行不是天生要制造坏账的。在部分县域农商行目前的不良困境背后，有更深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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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安徽纪检监察网公告称，安庆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徐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以4月12日，安徽农信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被查为开端，这已是近三个月来安徽农信系统中被查的第五位农商行一把手、第七位高管。
其他五位分别是：
5月12日，蚌埠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绍新被查；
5月28日，怀远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顾平被查；
6月5日，怀远农商行原副行长李路璐被查；
6月10日，凤台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鲍学启被查；
6月19日，前阜阳颍东农商行董事长、时任安徽省联社党委委员汪侠被查。
一场反腐风暴，震动了整个安徽农信体系。
身为银行系统最底层、重点服务三农小微的农商行们，近年来频频以各种奇葩新闻出现在大众面前，无论大小。比如：
山西清徐农商行董事长崔靖代持股权，实控人陈鸿志持股69.2%已被判死缓。
尴尬的农商行：股东会任命不了董事长。
周亮谈中小银行股权乱象：董事长的司机居然是大股东。
安徽蚌埠农商行原董事长落马背后，该行不良率曾超过30%。
吉林省一起5亿骗贷案背后：领导班子为改制农商行铤而走险 至今收回贷款不足一成。
诸如此类。
农商行一把手为何频频落马？客户经理们为何动辄被骗？不良率为何屡创新高？资本充足率为负背后，究竟是股东们在提款，还是另有原因？
这一切，请看本期走近科学之农商行一把手落马之谜。
/ 发展史 /
当前银行系统，统共有4607家，农商行占据1478家，农商行的老妈农信社现存722家，此外，还有与农信社功能类似、同属农村金融机构，近几年兴起的村镇银行1630家。从我国银行机构设置来看，突出一个“服务三农”色彩。
我国一开始是没有农商行的，全部是农信社，本质上是为解决全世界都棘手的难题：农村普惠金融的基础上诞生的，用以取代民间传统借贷组织，如摇会、抬会等，规范民间信贷体系。
后来，农信社和农行分分合合，1996年，农信社彻底和农行脱钩，各地纷纷成立省联社进行管理，并进行商业化转型。
2000年7月，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开展改革试点，试办农商行，常熟农商行、张家港农商行、江阴农商行于2001年成立。2003年，浙江试点成立首家农合行，即浙江鄞州农村合作银行。
2010年前后，银保监会相继出台针对农信社改制的政策，农商行的数量开始“大跃进”，一口气从2010年的85家增长到现在的1478家。
一些改制早、规模比较大的农商行也纷纷上市，比如苏南五小龙：常熟银行、无锡银行、张家港行、江阴银行、苏农银行。但是，农商行们在改制过程中，背上了很多包袱。
一个突出表现是，在银行体系中，农商行资产质量相对是最差的，尤其是在2018年，银保监会出台政策将逾期超过90天的贷款划为不良后，农商行风险彻底暴露：
自2018年第二季度以来，农商行不良率维持在4%的水平。作为同是中小银行代表但经营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商行，近一年来不良率虽有升高趋势，但相比农商行，可谓小巫见大巫。
同时，农商行的净息差在这四类行中是最大的：
大家都知道，银行主要是赚息差的钱，较大的息差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不良率较高的损失。
抛去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地区的农商行不谈，我们可以看到，越是经济条件欠发达地区，农商行吸纳存款成本越低。
比如位于经济强省江苏省的丰县农商行，2018年，计息负债成本为1.74%，其中吸收存款成本1.66%，已非常接近国有大行（工行1.76%/1.59%）和股份行（招行1.90%/1.58%）水平。
相反，位于江西省的铅山农商行，计息负债成本为0.97%，其中存款成本仅为0.79%。这样低的成本帮助这些农商行维持了较高的利差。
而丰县农商行，则只能通过提高贷款利率（2018年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4.44%）来维持利差，这样的无奈，除非有政策支持，不然贷款的投向相对于其他银行，可想而知。
无论是低成本还是高收益，随着利率市场化逐渐推进，这部分超额利差会被逐渐抹平。农商行经营困境也将更加暴露。同时，困扰农商行的本质问题：因为各种原因出现的高额不良，依然是沉重的包袱，成为农商行风起云涌小生态的定时炸弹。
/谁的钱/
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偏偏是农商行产生了这么多不良？
关键节点在于2018年。
该年6月，监管部门要求商业银行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计入不良贷款，这一举措直接推动部分原先计入关注类贷款的逾期贷款重新归类至不良贷款。
但这个政策主要影响的是农商行，因为与拼命隐藏风险的农商行不同，国有四大行等其他系统银行早已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计入不良贷款。
效果立竿见影，根据银保监会数据，农商行不良贷款率由2018年一季度末的3.26%上升到二季度末的4.29%。与之相比，二季度大型商业银行、股份行和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
分省份看，平均不良率前二的贵州(19.54%)、河南(11.57%)数据可谓触目惊心。其他省份也有大量农商行陷入困境。比如在这次安徽农信系统风暴中一把手落马的蚌埠农商行，2018年不良率高达30%以上。从2018年，定增、补血、置换不良成为广大陷入困境农商行的潮流。
要想捋清楚为什么农商行会暴露这么大的不良，首先要弄明白，农商行们的钱，到底是谁的钱？
不同于其他银行机构，脱胎于农信社的农商行天然背负着普惠金融的历史使命。支援小微、普惠金融似乎成为了农商行的主业。政策也是对此进行引导，先是在资金、同业业务上明确限制区域，2019年年初，银保监会明确发文，原则上禁止农商行跨区跨地经营，立足县域，服务当地。
同时，作为本地金融机构，县域农商行从领导到员工几乎都是当地人。从存款到贷款，也都是服务当地。好处是，与政府关系密切，对当地企业知根知底，甚至企业本身就是银行股东。但是过于熟悉，往往就无视制度，同时还容易产生贷款过于集中的风险。
此外，为避免出现单一大股东控股农商行，让银行成为企业提款机，监管对农商行设置了“单个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关联方合计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农村商业银行股本总额的10%”的上限。
农商行法人股东少则十余家，多则上百家，股权极度分散。比如吴江银行法人股东多达111户，占股比例仅48.59%；无锡银行的法人股东多达252家，占股比例为73.31%。这意味着，农商行并没有一个绝对控制人，这为农商行资金的流失埋下伏笔。
所以，不良是怎么产生的？答案呼之欲出：
第一个原因，因为农商行面向客户的特质，小微、普惠，禀赋不如国有行喜欢的国企、大型地方私企，此外，集中度高的农商行，也过于依赖某家企业。这样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农商行的不良天然高于其他银行。
第二个原因，虽然监管设定了10%的上限，但县域经济盘根错节，强龙不压地头蛇，大家互相之间都是熟人。
作为钱罐的银行，当地知名企业基本都会入股分一杯羹，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可避免出现大量关联关系，这样一种客观情况，产生了违法违规的空间，资金在不知不觉间，就不见了。比如这条新闻：
山西清徐农商行董事长崔靖代持股权，实控人陈鸿志持股69.2%已被判死缓。
第三个原因，县域农商行虽然在进行市场化转型，但从业人员的观念、素质却很难短时间内有所跃升。
县域农商行普遍存在风控薄弱、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现象。这种事实，导致大量资金的挪用占用、骗贷、违法放贷的现象，客观上也推高了不良率。比如近期爆出的吉林梨树县农信联社5.86亿骗贷案，背后原因竟是为改制成农商银行，联社党组成员一致同意违法放贷。这样的操作，把风控当做空气，完全把银行看成了私产。
3.
/烂摊子/
农商行不是天生要制造坏账的。目前的区域中小银行，还有部分城商行和村镇银行，唯独农商行风险出现得最为彻底。在部分县域农商行目前的不良困境背后，有更深次的原因。
首先是市场化转型的阵痛。由信用社脱胎而来的农商行，不可避免打上了太多旧时代的烙印。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省联社的管理体制。
名义上，各家省联社是由基层农商行、农信社共同出资设立，并根据省政府授权对农商行进行管理，这就形成了“股东出资设立企业却被企业管理”的奇怪制度。
作为独立法人公司存在的农商行，有自己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但在现实中，其人事权却牢牢控制在省联社手中。从普通员工，到高管任命，都需要过省联社这一关。发达地区的上市农商行也不能幸免。
2017年4月，常熟农商银行发布公告，江苏省联社委派的两名副行长任职未获通过。同年10月，常熟农商银行审议通过了上述两人担任副行长的议案，经过拉锯，江苏省联社胜出。
在这次的安徽农信系统反腐风暴中，即以拿下安徽省联社前一把手陈鹏为开端，随后5个地方农商行一把手相继落马，从中似乎也能窥探出省联社与地方农商行之间的刀光剑影。
省联社体系只是农商行政企不分的一个缩影。
“农商行体系水很深，能当上一把手的，背后基本都有人。”某农商行总行员工对笔表示。
地方特性凸显的县域农商行，管理层往往在当地根深叶茂，经营多年。这形成了农商行管理层的特色，很多一把手从农商行组建起，历经数年不变，直到落马。
如河南规模最大的农商行伊川农商行，从2004年起，康凤立出任伊川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2009年伊川农信联社整体改制，康凤立出任伊川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直到去年10月，被宣布落马，前后任伊川农商行一把手15年之久。
又比如在这次的安徽农信系统反腐风暴中落马的蚌埠农商行原董事长张绍新，自2012年筹建开业以来，张绍新一直担任董事长，直至2018年11月，其职位被接任。
这样的现象，让部分县域农商行滋生裙带主义，甚至变成一把手的个人王国，沦为关联企业的提款机。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是部分县域农商行的基因。个人、关系凌驾于制度之上，甚至在农商行之上，隐隐还浮现着更为强大的势力，这种情况下，再去一板一眼的循规蹈矩，甚至会被视作“挑事”。
“你不干，别人就会干。要么干，要么滚蛋。”某农商行员工表示。
另一方面，薪资激励、人事管理国企化的现状同样制约着农商行发展。不同于业内薪酬普遍较高的城商行、股份行，农商行的薪酬待遇可谓“国企化”。以排名十几位农商行总行中台核心部门的员工为例，试用期工资仅有2000元，转正后base6000元，虽然银行员工更多靠年终奖和各种补贴福利，但这样的收入水平很难和城商行、股份行们抗衡，人才建设自然落入下风。
在笔者向某供职上市城商行总行核心部门的一线员工问及为何城商行领先农商行这么多时，该名员工谐谑的表示，“因为专业度高，投资理念领先，你觉得我优秀吗？”同时揶揄另一个同部门但是在农商行总行工作的朋友说，“某某，是不是要死不活？”
虽是谈笑之言，但也折射出不同体系银行之间，员工整体水平的差距。
某供职农商行客户经理向笔者吐槽，“我们这开个一般户，开网银，开电票系统，这仨业务柜台办了5个小时”、“柜员的主管一天到晚在里面打王者荣耀”。当问及为什么没有管控时，该从业人员表示，“神秘人你听过吗，3年神秘人来了一次，还提前通知透露消息”。
这样的管理和从业人员素质，让来办理业务的客户同样会心生疑虑，为本来禀赋不足的农商行经营雪上加霜。虽然只是个例，但管中窥豹，也可见一斑。
从业人员整体水平的不足体现在方方面面，在笔者研究报表时发现，有的农商行会算净息差，但碰上稍微麻烦点的净利差，就算得错了十万八千里：
有的农商行干脆把净利差理解成净息差，至于报表中的净利差，则不知所云，连数字都对不上：
这样的态度、专业性，农商行衍生出大量风险，不足为奇。
/ 背锅侠 /
面对困境，农商行并不是束手待毙。
数年前，农商行们纷纷扩大同业业务、资金业务规模，在北上深等金融发达地区派出相关业务团队，意图在传统的息差外，拓展新的增长点。
2015年到2016年的股债双牛，在各个QQ群中，来自全国各地农商行的同业们刷着隔夜七天的小广告，中小银行纷纷做起了委外，大批资金入市。最终的结果，是2016年后的一地鸡毛。
中间业务收入本是券商们的自留地，想来分一杯羹的各地农商行们，要么船大难掉头，思想观念不好转变，要么面临从业人员专业水准不高的问题，最终，反而损兵失地。
从2017年起，监管开始约束中小金融机构的跨地经营，各地农商行们纷纷从北上深撤离，各个资金QQ群也逐渐冷清。
为了规范农商行经营，2019年初，银保监会发文，明晰了农商行的定位，表示“农村商业银行以在银行业10%的资产占比规模，贡献了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22%和21%的规模，成为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名副其实的金融主力军，在助力县域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约束农商行“需要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严格控制大额贷款投向和投放比例，尽可能为“三农”和小微企业减费让利。”
监管如此规定，是为了能够让农商行们回归主业，实现差异化经营，找准方向，从长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首先解决，没有包袱，才能够充分转型。
所以我们才看到，近两年来，农商行系统风险彻底暴露。
一方面是经营风险，不良飙升，核销不良导致资本充足率为负。但这方面相关部门已经着手解决，加大不良的核销力度，彻底解决这方面的历史包袱。同时，从去年下半年起，农商行大规模发起了定向增发，通过引入新股东补充资本金，其中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认购股份同时需额外出资认购不良的条款。这也是解决不良的新思路。
另一方面，是人的问题。
县域农商行本地势力盘根错节，尾大不掉。要想真正转变农商行的发展模式，吹进清新之风，必然要对既往的人事关系有所调整，新人与旧人之间利益的争斗难以避免。
然而众农商行的一把手们，并不只代表他自己，他的身后，各种势力若隐若现。
“一朝天子一朝臣。”业内人士对笔者表示。
相当一部分农商行们新老交替，平安过渡。但注定有一部分机构，根本利益无法兼顾，你死我活，不一而足。
今年3月30日，安徽省联社党委发布《关于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提出了11条共14项问题。
3天后，4月2日，安徽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落马。
在去年12月份，安徽银保监局开出8份罚单，列出了安徽省联社13项违法违规事实，罚款安徽省联社500万元。
其中的七项主要罪名，隐约透露出省联社和作为成员的农商行/农信社之间的斗争与勾结：
一、变相超额占用社员机构清算资金。
二、挪用社员机构债券开展质押式正回购业务。
三、违规接受未达监管评级最低要求的社员机构委托投资债券业务。
四、接受不具投资资格且自身资金不足的社员机构委托，违规投资华夏人寿万能险产品。
六、违规代持债券，协助某农商行逃避监管要求。
七、以“约期存款＋买断式逆回购”方式，帮助某农商行将投资债券出表。
九、违背“资金所有者享有”和市场化原则，侵占社员机构利益，支付社员机构的综合收益低于同档次市场平均利率。
如你所见，从省联社到地方农商行，一场安徽农信系统内部的反腐风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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