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联想大调整，杨元庆上位，能赚钱的“书呆子”倪光南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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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6 17:18:35
2013年，联想中国区誓师大会在北京举行，联想CEO杨元庆亲自上阵督战。
在2012年，全球个人电脑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联想的PC业务继续增长，创下16%的全球市场份额。
杨元庆豪言，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从戴尔、惠普等传统PC厂商，转向苹果、三星这类堪称伟大的PC+厂商。
6年过后，联想重提伟大时刻。
尽管在2018年，联想PC出货量超越惠普，重新夺回全球第一的宝座。
联想还是深陷麻烦之中，5月31日，联想官方微博更名为联想中国，本意是让大家知道联想是一个爱国的企业。不过弄巧成拙，很多网友依然在喷联想。
如今的联想，早已经不再是曾经我们熟知的联想。
每当再提及联想，很多人始终觉得，不过是一家贴牌工厂而已。
即便是引以为豪的PC业务，也处在亏损的边缘挣扎。
2018年，联想全年营收高达3400亿元，净利润40亿元。
而以联想对标的三星集团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
以三星电子为例，三星电子2018全年营收1.44万亿元，利润为3460亿元。
联想营收是三星电子四分之一，利润是三星的60分之1左右。
三星电子只是三星集团一部分产业，联想不知被甩到哪里去了。
曾经的联想，或许能凭借超高的起点，也成为三星那样的公司。
联想与三星都具有很长的历史，三星集团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联想有三十多年。
但为何刚到中年的联想，却不如三星那样基业长青呢？
1910年8月，日本逼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大韩帝国，其沦为日本殖民地。
这年，李秉哲出生于大韩帝国的国庆尚南道宜宁郡。
他可以说是家学非常渊源，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了不起的文人。
李秉哲的父亲李赞宇是李承晚的好友，而李承晚是后来韩国的第一届总统。
李秉哲后来飞黄腾达自然跟李承晚的“特殊照顾”密切相关。
出身书香门第的李秉哲，后来考上了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财经科。
不过遗憾的是在读到大二时，李秉哲由于受不了日本的气候，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回到老家休养，从此他的学业也就不了了之了。
与李秉哲相同，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也辍学了。
柳谷书比李秉哲小10岁，同样喜欢读书，不过在他将要上大学时，意外的得到了考取上海中国银行的机会，他放弃了读大学，独身进入上海。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繁华举世闻名，200多家银行沿着黄埔江一线排开，因而有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之称。
柳谷书认定上海是个不得了的城市，银行业更是前途无量。
其大半生都没离开过金融圈，最终成为中国专利代理公司的董事长。
柳传志的母亲出身于镇江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父亲是孙传芳属下的财政部长。
柳谷书当时堪称上海滩的上层人士。
与柳谷书进军金融圈，辍学在家的李秉哲则干脆干起了贸易。
1938年3月1日，李秉哲凭借3万韩元成立了“三星商会”。
商会的主要经营业务是向中国东北三省和北京，输出韩国的干制鱼、瓜果和蔬菜。
大名鼎鼎的三星集团，原来就是卖鱼的二道贩子。
当时中国东北物资奇缺，别说这些水果生鲜了，就连大米白面都很少，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其价格是当时韩国的五六倍还不止。
单靠着中间赚到的巨大差价，李秉哲积攒下了他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一年就赚了1亿多韩元。
已经是人生赢家的李秉哲，1942年迎来了他的第三个儿子李健熙。
据说李秉哲家庭条件本来就不错，可以终日游手好闲，一天夜里回到家看着熟睡的儿子，他突然有了动力，不能再这样混吃等死下去了。
他就这样开始了挣奶粉钱的道路。
1945年，日本战败，笼罩在韩国上空的阴霾散去，日本正式结束了在韩国的统治。
美国将日本在韩国拥有的将近2600家企业，作为“归属财产”移交给李承晚政府。
而李承晚政府将这些企业进行拍卖，李秉哲用仅仅12万韩元购买了日本人留下的酿造厂。
李秉哲挂起“三星物产公社”的牌區，亲自担任社长，业务仍是出口，但是出口对象改为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同时从那里进口棉纱，向内地销售。
首年，“三星物产公司”盈利20亿韩元。
彼时中国才刚刚迎来抗战胜利。
在中国胜利的前一年，联想的创始人出生在上海，祖籍江苏镇江的柳传志，出身富贵，美国商业周刊说他衔着银勺子出身。
此时，柳谷书还在中国银行工作，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富裕，但仍是殷实人家。
他秉性耿直，笃信做人应当正直本分，做事不能投机取巧，工作不遗余力。
那时候柳谷书没有想到，这种关系和信誉成为儿子日后经历生涯中无穷无尽的资源。
与此同时，身在韩国的李秉哲发现，整个韩国物资紧缺，发生通货膨胀，生产设备被摧毁进而阻碍了生产活动的进行。
韩国民众过得很凄苦，连欧美和日本淘汰掉的黑白电视机，在韩国国内都不多见。整个国家对于生活必需品有着巨大的需求。
因此李秉哲决定带着他的三星集团进军制造业。
先后成立了制糖厂和电视机厂，制造什么就赚什么，三星逐渐成为韩国首屈一指的公司。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中国万象更新，虽然贫穷，但是上下同仇敌忾，万众一心。
此时的柳传志还是个小学生，也没有人告诉他，那是大型计算机在西方世界迅速崛起的时代。
贝尔实验室里一个年轻的固体物理学博士，肖克立制作出第一个半导体块。
IBM开始设想用硅晶踢管来替换它的大型计算机中的真空管，因此成为德州仪器公司最早的客户。
中国的计算机事业是在1956年仓促建立起来的，一个名叫阎沛霖的老革命家成为首任所长，但他对计算机一窍不通。
在海的另一边，经历了战后的重建和发展，1970年以后，韩国经济逐步走上正轨。政府意识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代价，远远大于其收获的利益。
彼时70年代的三星还在为国际著名品牌打工，为他们制造芯片及电子产品与如今的中国很像，虽然制造业很发达，但是一直无法与国际的一流品牌同日而语，在当时“三星”就和如今的“made in china”一样，都是廉价的代名词。
1973年，韩国政府开始对钢铁、造船、电子及金融等十大产业进行重点扶植，提供贷款和税收方面的优惠。
李秉哲也创立了三星电子。
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面前。
三星还在为继承人之事而犯愁，已经60多岁的李秉哲身体已经不行了，继承权之争堪称宫斗大戏。
我们提到的李健熙，最开始并不是李氏家族的潜在人选，他还有两个哥哥，大哥李孟熙一直是培养的对象，已经参与公司主要事物，而李健熙离这些事情还很远。就在此时，李健熙发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半导体。
半导体成为日后三星集团的发动机。
1974年李健熙建议收购韩国半导体公司，但遭到李秉喆的拒绝。
在三星内部李健熙也遇到了巨大的阻碍，不仅老爸反对，老爸身前的创业元老也纷纷唱反调。
当时半导体行业并不景气，日本厂商又拥有绝对实力。
经过评估之后，李健熙一咬牙，用自己的财力收购全韩半导体50%股份，又于1977年收购韩国半导体剩余股份，后改名为三星半导体公司。
李健熙迫切的说到：我领悟到资源匮乏的韩国要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就要充分意识到创新的优势。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的巨大冲击，我坚信韩国必须要走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之路。
李健熙的决心似乎打动了李秉哲。在三星发展电子产业之前，三星公司零零散散的经营着很多业务，四处撒网，缺乏重点。
1982年李秉喆开始支持李健熙的半导体公司，先成立研究院后正式宣布进入半导体产业，并把半导体产业推为三星未来发展的主产业。
进入半导体产业也成了李健熙成为三星第二任会长的加分项，之前李秉喆培养的对象是李健熙的两位哥哥，但是他们在三星的表现并不佳。
1987年11月19日，李秉喆去世，12小时后李健熙立刻成为三星集团第二任社长。
李秉哲死了，留给李健熙的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摊子，怎么发展三星集团？
还是一直继续做发达国家的廉价代工工厂？
1988年，李建熙在50周年庆典大会上，破天荒的提出了“二次创业”宣言。
1993年是三星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里在洛杉矶和东京召开战略会议和举行创立55周年大会。
在这些会议上，李健熙一再强调三星的危机，并且产品要从数量转向质量，但是实际三星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
在欧美消费者眼中，三星公司的产品就是廉价劣质产品的代名词。
于是在法兰克福再次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李健熙提出了“除了妻子和孩子，一切都要改变”，这次会议又被三星称为为“法兰克福宣言”。
经过一系列改革后，三星集团的半导体、显示屏、彩色显像管的全球市场份额位居前五，摆脱了“重数量、轻质量”的观念。1994年，三星集团在日本成立总部，接着在美国、中国和欧洲相继成立总部。
三星集团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主要经营贸易、进军制造业、进军电子业），到资本密集型（布局半导体、进入重工业和化工业），最终向知识密集型（信息产业、金融产业、产业）的跨越。
在三星积极发展半导体的同时,柳传志过完了自己庸庸碌碌的40年。
他在中国中科院的计算所里做一个小小的研究人员。
1974年，爱德华罗伯茨组装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在第二年建立了微软公司。
1984年的柳传志已经40岁，不仅一事无成，父辈的荣光似乎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
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进入计算机的圈子，完全是出于偶然，只是想找到机会回到父母身边。
但在1984年11月的某一天，在中国中科院的计算所里诞生了一个新的公司。
在中科院计算所里一间自行车棚改造的不到20平米的小平房内，11人参加公司成立大会，这是联想成立第一天，柳传志完全没有创业的兴奋，尽管曾向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信誓旦旦保证“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但眼下他最担心的是月底工资从哪里来。
他和同事每天在中关村摆摊，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卖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门口却高挂“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招牌，所作所为与科技企业的形象大相径庭。
1984年11月，中科院计算所为转化科技成果，投资创办了全民所有制的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所长曾茂朝兼董事长，业务处长王树和任总经理，原八室副主任张祖祥和六室科技人员柳传志任副总经理。
自从将计算机代理业务确定为联想的主要业务后，联想正在寻找他们的品牌产品负责人。
这时，倪光南进入了联想的视野。
当时倪光南手中的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是外国系统计算机与汉字之间的桥梁，解决了计算机的汉字识别问题。
柳传志找到倪光南的时候，倪光南准备把这项技术授权给别人。
柳传志只说了一句：我保证把你的研究成果都变为产品。
倪光南同意加入联想，但提了三个条件：
不做官，不开会，不接受采访。
当年的倪光南，还是典型的科研人员风格，对名利不屑一顾。
柳传志自然明白，倪光南提的条件无非是要尽量减少参加与研发无关的事务，他们很高兴这样的价码。
多年以后，柳传志对倪光南深情夸赞：像倪总这样的人，就好比阿拉伯有效数字。
一位这样的数字，后面跟上一串零，就是成千上万，我们赚钱的力量就无可匹敌。
找对象就得找倪光南这样的，脾气好又能赚钱的书呆子。
倪光南的出现，让联想终于有了自己的品牌和技术。
倪光南带入即将开发成为产品的联想式汉卡成果，同时柳传志强调产供销一条龙，他和倪光南一起去推销汉卡，不免要遭遇挫折和磨难，这种共患难的感情，让他们度过了蜜月期。
此后几年里转化汉卡成果成为公司主营业务，倪光南主技术，柳传志主贸易，两架马车同时开动。
柳传志有自己的算盘，他知道联想既无资金，机制上又不如私营企业灵活，唯一可打的牌就是高技术。
高技术公司得有一个技术形象，我们坚决要求树立倪光南同志作为宣称对象，在一次宣传会上，柳传志斩钉截铁的说到。
柳传志还特别强调，在公司里要宣传就宣传倪总，他知道倪光南没权力。
1986年，柳传志当上总经理，在总经理负责制下，权力系于他一手。
在1987年的公司手册上，公司手册上还写着技工贸一体化的方针，柳传志开创了倪时代。
倪光南曾说，从1984年到1993年，柳传志都是全部信任我的，基本上，我说的他都支持。
但这种地位的悬殊，其实是柳倪后来产生矛盾的根源。
柳传志在《北京科技报》上发表了题为《联想集团的战略设计》的文章，文中柳传志表示，联想的计划，称为海外发展三部曲。
其中提到了建立一个集研究、生产和销售的技、工、贸一体的跨国公司。
1988年，联想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杨元庆和孙宏斌同时出现在联想，他们后来或者成为一时风云人物，或者最终赢得了权力。
负责审核的人员回忆道：柳传志让人事部门招一批学历好，素质高的人进公司，
面试结束后，他们对杨元庆评价极高，专业好，谈吐也不错，一点也不像后来在公众面前信口开河，将联想的伟大时刻挂在嘴边。
杨元庆说话总是磕巴的毛病直到今天从未改变，这不免让人想象他是如何口若悬河的。
但没有想到，这次面试改变了联想的进程。
1991年开始，联想汉字系统走上了下滑曲线，倪光南开发的项目开始受到负责北京联想运营李勤的质疑。
他们不再迷信技术上帝倪光南，联想根本无力纵容倪光南几十个项目一起上的乱来。
他们暗示工程师们必须分清研发是种西瓜还是种芝麻，倪光南觉得科学分不清西瓜与芝麻之分。
1993年联想正在忙上市的关键时刻，内部之争让位于上市大目标，李勤和倪光南的斗争暂时被柳传志压了下来。
1993年，惠普全球总裁造访联想，一个月后，联想与微软签订了总代理协议，联想推出了中国第一台586电脑。
很快，联想获得了微机板卡海外销售突破500万的好消息。
倪光南的地位似乎在下降。
1994年，联想微机部成立，杨元庆出任总经理，正是从那时获得机会，从此没再让机会溜走。
杨元庆开始有获得权力的迹象，在联想的庆功会上，柳传志拍着杨元庆的肩膀上说：我们联想向国际大品牌挑战，我们已决定放在杨元庆身上。
此时北京的联想已经混乱不堪，总裁室的矛盾已经激化，明显的两派开始出现，柳倪之争浮上水面。
为防止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倪光南曾在联想大会上提出全力支持LX-Office计划，继续汉字系统事业部的事业，博得会场上的热烈掌声。这样，汉字系统事业部的名称得以暂时保持下来。
但1995年6月倪光南被免职后，汉字系统事业部总经理皮卓丁及其他骨干纷纷离去，LX-Office计划胎死腹中，汉字系统事业部也逐渐“消亡”。
在之后的一些年里，除了金山WPS还在勉强维持外，中国的IT公司没有研发汉字应用软件。于是，微软Office几乎一枝独秀，在中国市场所向披靡、锐不可当，最后基本占领中国Office市场。
1996年，联想这辆中国高科技企业“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之领跑者，开始减速、变向、拐了一个180的大弯，奔向“贸工技”发展路径。
联想总裁柳传志接受中青报的采访，把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改了一个顺序，变成了贸工技。
获得权力的杨元庆开始了狂飙，他从联想里挑选了18个业务骨干作为销售队伍，这就是柳传志的大渡河十八勇士。
而他们也是杨元庆赖以成功的群星之一，至今仍占据着联想的高位。
杨元庆有些像柳传志，他也成为唯一获得柳管理精髓并与柳传志神似的家伙，他是忠实执行柳传志策略的关键人物。
相比三星，李健熙虽然是李秉哲的儿子，但他却没有照搬父亲的方针，最后李健熙却也带领三星走向世界。
三星在转型期最重要的是投资了芯片。
全世界在芯片行业上也只有这两家公司是逆周期投资的。每一次逆周期后就把对手甩的远远的，其中就包括三星。
如今，处于科技漩涡之中的三星电子仅仅是三星帝国的一部分。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2014年的世界五百强的名单里，就有包括三星电子、三星物产、三星人寿保险三家公司上榜。其中，三星电子排名第13位，后两者分别排在第460和第458位。
纵观全球，我们可以在吉隆坡双子塔、台北101大厦、迪拜哈利法塔的建造中看到三星的身影。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三星造船厂是当前全球订单数量最多的造船厂之一，而在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你也会看到三星旗帜的飘扬。
两家公司不同的管理观念，造就了不同的道路。
在政府关系方面，柳传志曾说没有试图在公司和政府之间建立起利益的纽带，但是也有证据表示，公司在早期阶段与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
他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完美道德的化身，像请客送礼，溜须拍马这样的事情，他承认自己都干过，比如公司在1987年花了25570元购买10台彩电，2台冰箱和10瓶茅台酒，作为礼物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里有不少正是政府机关。
他在合法和非法的边缘上小心耕耘，同时将自己的行为报告给自己的上级。
在1988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柳传志在香港选择的合作者是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其唯一的好处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
这家公司是中国贸促会在香港的投资，属于国家所有。
其董事长是他的父亲柳谷书，柳老先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儿子获得大批贷款，这成为香港联想初期重要的铺垫。
而三星不同，如何控制三星的规模和势力以及其他家族运营的企业集团，已经成为韩国总统选举的一个关键议题。
三星电子是三星集团最大的一块业务，而整个三星集团的产值大约占到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三星在80多个国家雇用了超过43万名员工，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三星这样，我们可以感觉到它无所不在。在韩国，三星俨然成了第二政府。
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体系中的最大玩家，没有对财团经济的深刻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经济。
如今，三星已傲然生长为一个庞然大物，甚至已经到达了“Too Big To Fail”的地步。
不仅如此，三星集团到目前为止还实行总裁世袭制度，“李姓”依旧是这家世界级巨轮的实际决策者，这种情况在世界上都是很少见的。
至今，三星集团己是韩国经济的代名词。
三星集团在取得闪烁业绩的同时，存在着与媒体不当接触、政府过多联系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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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尔街日报》将三星集团称为“三星帝国”。李健熙被韩国民众封为“经济总统”，他咳嗽，韩国就会发烧。
而联想只能在公众号留言区怼怼消费者，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继承人，似乎决定了两家公司的命运。
有趣的是，在韩国，你干不死三星，在中国，似乎你也骂不死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