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花词、打胶机与情书
故事为何发生在吴桂春身上？故事为何出现在东莞图书馆和珠三角？
这是一个几乎称得上完美同时又充满耦合的故事。这又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故事。它击中了变幻时刻所有人群的心绪和时代的情绪。或许故事只可能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吴桂春、东莞图书馆和「世界工厂」的落脚城市之上。它只能从开放、包容、务实、温暖的物候和土壤中长出，只能在依旧鼓呼和实践公共价值观的行业里被看见。
双重生活
《红楼梦》第三十五回：
「林黛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鹦哥见林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十多年前，当拿着《新华字典》刚开始看书不久的吴桂春，第一次读到此处时，他内心的胜负欲被那只鹦鹉彻底点燃了。
他惊叹连林黛玉的一只鸟都这么厉害：「妈的，一个鸟能够背诗。我不会背这个家伙。那个紫鹃说，小姐，你嚼舌就嚼舌，现在你的鸟都跟着你嚼舌了。所以，我说一个鸟都背八句诗，我不把这个诗（葬花词）背会，也白看了《红楼梦》。」
7月上旬的一个周五夜晚，吴桂春坐在东莞光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宿舍里，谈起当年被林黛玉鹦鹉震惊的瞬间。在那之后的十年里，吴桂春前后看了四遍红楼梦。被鹦鹉激发的人类自尊和学习热望，不仅让他记住了《葬花词》，也让他在东莞这个「世界工厂」的十七年里，过上了一种来往于流水线和图书馆之间的双重生活。
2020年6月24日上午，找不到工作的吴桂春打算在回湖北老家前，退掉图书证，拿回100块钱的押金。应馆员邀请，他写下给东莞图书馆的留言：
「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企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农民工。」
留言被传播刷屏后，吴桂春和图书馆的故事，成为动荡的2020里又一个令人感怀的公共事件。
距离「农民工留言东莞图书馆」事件引发的热议已经过去一周。在宿舍吃饭喝酒的两个小时里，依然有三家媒体的记者给他打来电话。前几日接受采访，提到自己读过四遍《红楼梦》时，有记者露出不相信的神情，这让他有些难过，又苦于当时的无法自证。
看过的书里，他最喜欢《红楼梦》和《三言二拍》。在文学审美方面，他是坚定的黛玉党。
「林黛玉好像是一个天才。苏东坡也好，李白也好，有才的人必然是孤高清傲的，说宝钗就是有停机德，说她就是咏絮才。那么『停机德』是谁啊，『咏絮才』是谁啊？」
「乐羊子妻，谢道韫」，他自问自答。或许是因为酒精带来的松弛，吴桂春盯着宿舍木门的方向，兀自背诵出了整篇《葬花词》、《好了歌》和《好了歌注》。
「这是《红楼梦》的精华啊，这一点都不把它刻在心里，那就白看了。」
此时，微信语音电话的声音响起。拿起手机他慌了，「怎么搞，怎么接？你来，你来。」
两年前，儿子工作后，给他买了这部智能手机，除了接打电话，其他功能吴桂春都不会。如果不是「留言图书馆」，吴桂春说，平时少有人给他电话，「根本就是平平凡凡的」。
2003年，湖北孝感人吴桂春的父亲去世，妻子也在这年因为贫困选择离开他和儿子。加上更早年母亲去世，那一年，吴桂春孤独一人来到东莞这座落脚城市。
小学毕业。37岁。这样的学历和年龄，让他刚踏上东莞的劳动力市场，就被划归到最没有竞争力的人群行列。大厂的流水线永远只欢迎年轻的强壮的劳动力，像吴桂春这样的大龄劳工，只能被扫向规模微小、环境恶劣的小工厂。
最初他也进过「黑厂」。白做了半个月，没拿到一分钱。随后被人介绍进南城毗邻厚街的一处工业园区。东莞厚街是世界「鞋都」，这片园区因与之交界而衍生集聚了近百家温州人开设的私人鞋厂。
这些像火柴盒子一样微小又密集的小作坊，藏身在村民的自建楼里。因为消防和环保问题，这些工厂大都没有招牌。只有穿过宅门，弓着腰走上二楼，才能进入充满胶水、皮革和塑胶鞋底气味的厂房。
吴桂春此前所在鞋厂的工作环境
在吴桂春的记忆里，这样的厂房里永远只看得到中老年人。小作坊不买五险一金，但胜在自由、灵活，「只要有手就可做」。
刚进去时他做杂工。扫地，搬鞋底，扛皮料。时间长了，学会了鞋子装盒前的最后一道工序——打磨。
打磨需要两样工具。一样是打胶机，一样是热风枪。打胶机的机头高速旋转，能够清除鞋身上干掉的胶水和污渍，热风枪则能够烧掉龇出的线头。
打磨之前，还有十几道工序。吴桂春很多时候都在等待。他的工位紧挨着摆满新鞋的十几只铁货架。那里远离其他工人的作业区，周围随意堆放落满灰尘的鞋底、皮料和杂物。
工友们关于吴桂春的一个共同画面是，他总是一个人坐在暗影里打磨皮鞋。因为鞋送到他那里时，所有人都已经完工下班。此前他工作了七年的鞋厂老板杨力回忆，在等鞋的间隙，吴桂春喜欢把凳子提去光线充足的走廊看书。
工友们都是夫妻二人一起租住、劳作。17年里，吴桂春只有自己。为了负担儿子中学、大学、研究生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他过着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
房租180块。这是翻遍城中村里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房子。厕所是公共的。房间只能容下一张铁架床、一个煤气炉。床上一台风扇，一本新华字典，一只放大镜，两本关于饮食健康和预防高血脂的书，床底下一缸泡好的枸杞桔皮酒——这是吴桂春的所有家当，确保随时能用一只行李箱和两只手带走。
吴桂春的字典和放大镜
在儿子给他换智能机前，手机是月租8块钱的老年机。他买10块钱的流量。一个月是18块钱。
南方冬日短促，他从不买羽绒服。一年大概买3套衣物，一件短袖加一条长短裤，15块一件，花费不到100块钱。
每天的生活费控制在30块左右，午餐和晚餐大多时候在街面上的平价快餐店解决。两荤两素，10块钱。一碗面，8块钱。老板娘从四川来东莞开店超过20年，她体恤工友，看到吴桂春这样的食客，会多抓一把面条下锅。
17年里，几乎戒掉水果。他说，这些年花在水果上的钱不超过40块。
中国式父子关系，素来没有太多交流。加上多年来孤身在外，两人相处时间稀少。每个月的工资留下一千，其余都拜托鞋厂老板转到儿子的银行账户。孩子在学校寄宿，假期时在外婆家度过。
能称得上好朋友的，只有一个江西人。有一回，江西人不小心把他的酒碰翻，两人打到后来成了兄弟。「比亲兄弟还亲」。数年前，这个「唯一的朋友」也离世了。
湖北老家还有兄弟和妹妹。父母去世后，老家的平房拆了重建。哥哥和妹妹的孩子都大了。他回去没有落脚地。床、被子、碗筷，都是他们的。谁家饭熟了先叫他，他就去吃。
湖北冬天寒冷。偶尔几年回家过年，身上穿的外套、羽绒服都是哥哥或者弟弟的。穿到走的时候，脱下来还给他们。
很多时候，他想说话，找不到人。他与妻子没有办离婚，但也已多年未见。鞋厂老板的父亲有时和他聊天。老人听到他说气话：活到60岁就够了。命不好。不要活多。
工作没有技术含量，更没有成就感。到了淡季，大块时间无可打发。工友们斗地主，逛街，游乐。他没有余钱打牌或是消费，「好像这一生老是缺钱」。最初从地摊上买几本旧书来打发时间，第一次看八十回的脂本《红楼梦》就是此时。
出来东莞前，他并不爱看书。从地摊买书打发了两年时间后，2007年的一天，一个工友推荐他去东莞市图书馆。他担心要花钱或者「要不要收空调费」。那时，他住的地方离图书馆不到一公里。
第一次去图书馆，吴桂春内心忐忑。看到门口的保安，他有些畏惧。因为早年刚来南方的时候，「都吃过保安的亏」。
那天进去，保安没有查身份证。从三楼的书刊借阅室拿一本书，看到晚上，出来也没人理他。他相信这个图书馆真的不收费了。之后再没有了顾虑。
第二次去时他带上笔和本子，把不认识的生字记下来，回来再查字典。鞋厂淡季没有活，他吃过早饭就进去。晚上出来。中午不吃。「不是蛮饿，可能是里面空调调的好，能量消耗得慢。看书也是不怎么动，不出体力。」
从那时起，吴桂春在相隔一公里的鞋厂和图书馆之间，开始了自己的双重生活。从书架上成系列的名人传记开始，他渐渐对历史、文学产生了兴趣。他没有学过拼音，只能用部首查字。这些年通过自学，看了《春秋》《资治通鉴》《东周列国志》《三言二拍》……
6月24日去图书馆退卡那天，吴桂春在服务台遇到一个来办卡的男生。两人交谈后，发现都对历史感兴趣。后来邀请吴桂春留言的工作人员王艳君回忆，当时男生问，「那么多历史书，大家说的都不一样的，你有没有想过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吴桂春回答，历史没有绝对的真实，所有人写的历史都是他们自己觉着的历史，就看你读过多少，愿意相信哪种了。
图书馆的三楼借阅室，是吴桂春最常去的地方。借阅室北边有一张靠墙角的红色沙发，那是他最爱的位置。沙发背靠一根钢结构支架，看累了靠上去眯一会，特别舒服。偶尔去晚了没占到这个僻静的位子，他会有些遗憾。从沙发背后的窗户望出去，窗外种着岭南最常见的芒果，榕树，玉兰和香樟。
阅览室的工作人员都记得他。有时他会带点饼干或者面包进来。书库禁止饮食，不过工作人员都没有制止过他，看他那么专注和投入，「打扰了他，好像自己心里都不舒服了」。
每到年底，为谋生和填饱肚子而奋力劳作的旺季结束。随着春运的到来，整个珠三角安静下来。城市一夜之间就空了。
回去就要花钱。17年里，吴桂春的大多数春节，都留在东莞。腊月二八以后，主干道两边停满的车都不见了。从南城去图书馆的公共汽车上，只有司机和吴桂春。
工友都回家过年了。鞋厂淡季的假期长达40天。
孤独感一直存在。「习惯了，干脆看书打发时间是最自然的。就是因为这样，才促使我读书的」。他想过，要是没有过年的40天假期，这十几年他根本看不了那么多书。
东莞不能燃放鞭炮。四周平平静静，吴桂春就像平常一样，天天去图书馆看书。
「基本上过年的时候，不在图书馆的话，那就不知道那个年怎么过。图书馆跟我是真的，好像今世缘，前世缘，都是缘分。」
吴桂春觉得命运的安排也有意趣。如果当年不是年纪大进不了大厂，而来了图书馆附近这片不断在缩小的工业园，那么也就没有后来的所有事情了。
多元、混杂且富有弹性的产业生态，让吴桂春和他这一代的大龄务工者，在温暖的南方缝隙里生存了下来。位于城市中心的图书馆，像海上的灯塔，在漠大的落脚城市里，给了孤独的人们最绵长的陪伴和慰藉。
一封情书
2019年春节假期前，吴桂春告诉鞋厂老板杨力，儿子工作稳定了。新的一年他不来鞋厂做事了，要找个轻松的活，一个月两千也可以。
杨力没有挽留他。中美贸易战让东莞的制造业经受巨大振荡。前些年，他手下有近百位工人，订单减少后，走了一半。「行业慢慢慢慢地，工人一年比一年少，老的这一批如果下去了，新的就没有什么了」。
2020年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原本2月就要回东莞找工的吴桂春一直在哥哥家里待到了6月。杨力的鞋厂往年最迟4月也该开工了，但他等到6月中旬，还没有等来一个外贸订单。
宏观经济的大势和突发事件像钟摆一样左右着「世界工厂」的每一个生产者。杨力所在的工业区，去年还有七八十家小鞋厂，今年只剩下二十几家。「基本上歇业的歇业，破产的破产。厚街倒了更多，一片荒凉」，杨力说。在东莞街头打车，不时会遇到原来为企业老板开车的司机，转行开了的士或者网约车。
四月初，武汉「解封」。工人凭借用人单位开具的接收证方能购票乘车。吴桂春工作过的小厂都开不了接收证。直到6月23日，端午节前两天，他才回到了东莞。
房租交了五个月，6月26日到期。来之前，他从电话里已经知道鞋厂倒了一片，许多工友都没有找到工作。他明白自己想在东莞再找份工的希望十分渺茫。清退掉房子和图书证，吴桂春打算回老家去打小工。
24日中午，吴桂春去图书馆一楼的服务台退卡。当天值班的是馆员王艳君。退卡需要提供图书证和身份证。吴桂春递给她身份证，却一直把图书证拿在手里搓摩。
王艳君觉得有些奇怪，怎么了呀？我舍不得退啊，我从2008年在你们这里看书，看了那么多书，要不是找不到工作要回去了，我绝对舍不得退的。吴桂春说，
办证、退证是总服务台日常工作中最频繁的内容。因为地域的关系，东莞图书馆有着和其他城市图书馆不一样的呼吸节奏。每年春节前，大量外来务工者来退证。押金分100元、200元和300元三档。那段时间，服务台的馆员每天都要提前准备几千块现金。等到开春，人群又洄游到服务台办证。
绝大部分读者退证时，是平静和干脆的。在图书馆工作了16年，王艳君第一次看到一个退证的读者，表现出吴桂春这样的眷恋和不舍。她看了一眼身份证，55岁。王艳君想，「其他人退了还可能再来，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以后不会来了。」
艳君觉得这太难得了。她拿出一张读者服务表，请吴桂春留言。
吴桂春构思了几分钟，心里很平静。找不到工，在自己预料之中。在133字的留言里，他写道：
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
吴桂春留言离开后，服务台轮班吃饭的同事慧婷回来了。她看了留言，「就像一封情书一样，『余生永不忘你』，就是像爱情一样很浓烈的那种感情」。
她拍下留言发进图书馆内部群里。此后的24小时里，通过朋友圈、社交平台、媒体的转发和关注，「读者留言东莞图书馆」成为2020年刷屏的公共话题。
6月25日上午，吴桂春还是有些不死心。他扫了一辆单车，把南城新基附近的几条街都转了一圈，没有找见一张写有招工的纸。
然而命运在24小时里因为一条留言发生了逆转。吃过午饭，吴桂春接到东莞电视台和东莞时报的记者电话。「他说，你在网上可红了。我说我哪里知道。即使有手机，我只是接电话，别的什么我都不会。」
晚上，他接到当地人社部门的电话，对方询问他对工作的想法，希望能够找到匹配他要求的工作，把他留在东莞。他回复对方，还是想做鞋厂。隔了一日，对方找到一家位于厚街的大鞋厂。但吴桂春不太想搬去远离图书馆的街区。此时，广东东莞光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人社部门找到了他，这家公司愿意提供一份景湖花园小区绿化维护的工作给吴桂春。景湖小区位于南城，离图书馆不到两公里。吴桂春答应留下。6月26日，吴桂春离开居住了17年的出租屋，搬入光大物业的员工宿舍。
看上去似乎是一接一个的偶然，最终改变了吴桂春的生活。但几乎每一个接受采访的人都提到了同一个偶然——如果那天不是馆员王艳君值班，如果她没有能敏锐地观察和共情到一个普通读者退证时的不舍，进而请他留言，那么这个故事也就无从发生。
十九世纪中叶，近代公共图书馆在英国诞生。公共图书馆自诞生之初，就携带对产业工人服务的需要。它来自一个朴素的公正的社会理想——人人都能平等地获取知识。
2020年，作为东莞这个「世界工厂」数百万产业工人之一的吴桂春，用自己的留言将图书馆这个素日并不受关注的行业推到了大众的视域中。
馆长们都激动了。所有公共图书馆人体会到一种共同的职业荣光。
6月25日晚上，广州图书馆馆长方家忠看到同事转发的新闻后，十分触动，在一篇媒体报道下他留言：东莞市图书馆是我国服务做得最好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向各位馆员致敬！
在方家忠看来，「读者留言东莞图书馆」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故事：「它具有打动人心的一切要素：素朴而炽热的真情流露,对读书和图书馆作用的素朴而简洁的表述, 外来务工人员的特殊身份,疫情影响下的困难时刻……专业而富于同情心的馆员、最好的图书馆、机敏而热情的职业中介机构……」
曾任首都图书馆馆长的学者倪晓建评价，「被读者认可、万般不舍的图书馆，其生命力才是永恒的。」他回忆公共图书馆受到社会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是近年来的第二次。
「上一次是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清先生与读者的对话，一位读者找到褚馆长说，允许乞丐和拾荒者进馆，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褚馆长回答，我无权拒绝他们入馆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
在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建中看来，此次事件反映出的是公共图书馆自存在第一日起就在追求的「包容精神」。图书馆和信息管理专业学者王余光、柯平则在评论此事时，同时提到「没有门槛、没有围墙」的公共图书馆，是「人民的大学」，是「平民的大学」。
在评价「读者留言东莞图书馆」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事件时，馆长和专家们拥有一个共识：「但凡了解东莞图书馆的人，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子舟语）。
「避难所」
2002年，北方人李东来来到东莞。新世纪刚过去两年，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想象。
李东来也不例外。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34岁，他就做了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2002年9月，李东来作为高级人才被引进到东莞，担任东莞新图书馆的馆长。
2002年动工，2005年9月28日，图书馆对外开放。在6月27日接受「新闻1＋1」采访时，李东来曾提到，「东莞外来人口多，流动性大，我们希望为他们提供普遍、平等、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主任莫启仪回忆，开馆前，根据人口构成和读者需求，李东来和管理层经过讨论，共同确立了东莞图书馆的办馆理念：休闲，交互，求知。
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图书馆不把「求知」而是把「休闲」放在第一位。王艳君记得新馆筹备开放前，李东来经常讲「休闲」这个事。「老李就说，你不要管他看不看书，你就让他先进来就好了，哪怕他进来，不知道这地方是干什么的，进来溜一圈，不见得非要在这里看书，但只要你不打扰到别人，干什么都行。」
东莞有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口，「普遍学历不是特别高，你要是直接说，这里面有一些中西文化对比或者国际关系讲座啊，他觉得没有什么兴趣的」，王艳君觉得把「休闲」放在第一位，「就是鼓励他直接先进来看看，最后才是读一读。」
此外，岭南夏季酷热，图书馆位于城市行政中心，周围有广场、公园、展览馆、市政府大楼。莫启仪认为，「图书馆除了学习，也可以是大家休息的地方，它有空调和比较舒适的阅读空间。」
在东莞图书馆内小憩的人
一个普通人进入图书馆需要做什么？莫启仪说，什么都不需要。进馆不需要查验证件（新冠肺炎之前），也不需要办卡，直接进阅览室拿书就可以看。
莫启仪回忆，国家关于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免费开放的文件是2011年颁布的，但自2005年新馆建成开放起，东莞图书馆就已经免费、零门槛向所有人群开放。此前位于老城区的老馆也同样免费开放。
国内第一家24小时自助图书馆也诞生在这里。岭南夏天漫长，居民晚间10点以后还有户外活动。读者留言，九点闭馆太早了，能否像大学一样开放通宵阅览。
收到建议后，李东来很快决定把一楼一处100平米左右的闲置空间改造为24小时在自助图书馆。2005年开放后，又有读者提出意见：空间太小了，书不够多。
李东来将旁边的漫画图书馆挪到了三楼，给24小时图书馆又腾出600多平米的空间。
王艳君记得，旧馆采取的是闭架借书。读者提交书名书号，由工作人员去找。「这种工作量是最低的。」新馆开馆后不久，曾有同事开会时向李东来抱怨，阅览室大开架的方式，带来巨大工作量。「因为大开架了，谁都可以自由进来，随便拿书看书。很多人拿书看了，就随便放了，书就会特别乱。」
但李东来说，「这样是累，但既然开架了，就不可能再闭回去。凡事只能往开放走，不可能后退。读者可以乱放，我们要知道这个书在哪里。如果不知道，就多整几次架。图书馆员的价值就在这里。」
李东来的话给王艳君留下很深印象。同事们平时都叫李东来，老李。王艳君觉得老李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他特别会从『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说，假如你是一个读者，你进来了，你可能这个架拿一本，那个架拿一本，就像你去超市，你买了一筐东西，最后三样不想要了，你放回去了吗？」
「我放回去了。」有人回答。
「那你特别好」，李东来说，「但是如果你没有放回去又有什么错呢？只能说你不是完美的读者或者消费者，而不能说你做错了。」
王艳君觉得这是李东来在日常细节里，给所有同事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大家都在想方设法的加大各种服务的那种宽度。」
这些讨论与实践，都基于李东来和同事对东莞这个「世界工厂」的深切体察。按照官方近年来的统计数据，东莞市户籍人口仅190万左右，常住人口却在830万左右。外来务工人员占比近80%。户籍和外来人口比例的悬殊倒挂，让东莞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里，成为中国最具个性和包容气质的城市之一。
这个城市看不到711，只有本地品牌「美宜佳」。城市不设区，地图没有中心和一环二环三环。分散的镇街和产业集群直接组成了「世界工厂」。这里最热销的服饰单品大概是拖鞋。人们喜欢研究烧鹅的哪只腿更好吃，没有人介意你穿成什么样。
东莞图书馆位于新旧城区的交界地带。隔着城市主干道鸿福路，与市政府大楼、东莞展览馆相望。图书馆前的广场，竖着两根立柱，上面写着「24小时自助图书馆」。14年前，一位读者留言写道：24小时（图书馆）开放，兴奋到难以形容。
2008年，东莞图书馆因此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颁发的国际创新奖。
基于东莞无中心的城市面貌，新馆开馆后，建立起1个总馆、52个镇街分馆的「总-分馆」制度。读者可以在任一分馆借书和还书。此外，考虑到产业工人来往城区的交通成本，图书馆设置了拥有102个流动点的图书流动车。
关于图书流动车，十几年前，一位读者曾这样留言：
「我是新科磁电厂的一名普通员工，从小就很喜欢看书，由于家里穷，没钱读书，只好和老乡一起南下东莞打工，工作之余我最喜欢去工厂的图书室，那儿几百本书我都看遍了，去书店买书又觉得太贵。东莞图书馆流动图书车开进新科磁电厂，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每次图书流动车到达厂区的日子，我用红笔勾下来，生怕自己错过。记得上次我在预约本上登记自考教材《管理学概论》，这次图书流动车真给我带来这本书，我好高兴！」
在这些之外，王艳君和同事们从2005年起，在读者的建议下，开设了免费的粤语学习班。这个公益课程至今仍在继续。
每到暑期，珠三角各个城市的火车站，每天都会吐出许多来自内陆省份的孩子。媒体将这些长途迁徙来与务工父母团聚的孩子，称为「小候鸟」。三年前，王艳君和同事们为小候鸟们开设了数字阅读夏令营。她们教孩子使用电脑，学习编程。从不知道开机，到最后能在电脑上演示一个小动画。王艳君觉得，「这事干得特别值」。
2007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子舟和李东来一同参加一个论坛。王子舟向李东来提及，应该关注广大乡村民间图书馆的生存，关注乡村留守儿童的阅读。李东来听完，决定让技术部门的同事义务建立一个名叫「文化火种寻找之旅」网站，用于记录和展示民间公益图书馆的现状和义举。
网站的首页这样写着：「平等自由地获取信息与知识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但是许多贫穷的孩子没有课外读物，没有见过图书馆……」
2011年底，新疆自治区图书馆为解决农民工春节订票难的状况，在电子阅览室为不便上网的务工人员网购车票。看到这个报道那天，李东来正好到北京出差。中午一起吃饭时，王子舟提到了这一消息。
「还未来得及探讨这件事的意义。东来已经打电话给馆里，要求馆里立刻开展这项业务，并马上面向社会广而告之，吸引打工朋友们到图书馆去预定火车票。」
东莞图书馆重视读者意见。图书馆南门入口处，摆放了3张圆桌，3把大遮阳伞，12只靠椅。这是多年前听从读者建议后，设置的等待区。
7月的一个周六中午，这里坐满了出来拿外卖、吃午餐的读者。不远处的台阶下面，有卖新鲜椰子的，有卖煎饼烤肠的，还有卖寿司和四川冰粉的。
这些热闹的烟火气，王艳君和同事们都习惯了。
她记得2011年「杭州图书馆」事件引发全国关注后，她和同事们当时就感慨，「嗨，这事我们这儿太常见了」。尤其是24小时图书馆开放之后，经常有人睡在里面。
「不用花钱，又有水和空调，不失为一种把大家吸引到图书馆来的方式，其实更大的是一种标杆的作用，告诉大家有这么个地方，你最差还可以到这里来过夜。」
在过夜的人里，王艳君觉得最有趣的是一个台湾商人。
台湾商人是带着一个豪华旅行箱出现在图书馆的。开馆时，他在里面游荡，闭馆后，他去24小时图书馆睡觉。
「他说他的证件丢失了，衣服其实还不错，就是太脏了一点」。有一天他把豪华行李箱放在工具间，把保洁阿姨吓了一跳。他在图书馆住了两三个月。把这里当做一个临时的庇护所。后来馆员帮他联系了台商协会。那天之后，他拖着豪华行李箱消失了。
与「杭州图书馆」事件类似，在东莞图书馆工作的16年里，也不时会有读者来服务台投诉，「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特别臭，我受不了」。
王艳君会先跟着过去看看，再建议受不了「气味」的读者换一个位置。「那个座位不错，我帮你把东西一起搬到那边去，还有很多空间嘛，没必要一定要坐在他旁边。」
这样的事不少。图书馆五楼有淋浴室。有一次一位同事建议，再遇到这种投诉，要不带被投诉的人去五楼冲个澡。「但大家讨论之后就给否定了。就是你要求他去洗澡，其实就有一点不尊重他。」
图书馆里还有一位经常被「投诉」的读者。「平时他是流浪的那种状态」，在王艳君的记忆里，这位读者大部分时间情绪稳定，他喜欢看书。有很多年了，他总是一个人在阅览室读书，但有时候会突然情绪波动，「不停跟旁边的人说话，或者自言自语」。
图书馆有一个休息室。遇到这种时候，王艳君和同事一起过去，把说话的读者带去休息室，让他平缓一下情绪。
「喝点水，其实就差不多了，就是一阵风的事。」王艳君和同事没有想过要将这样的读者区隔在图书馆大门之外。「我们不会这么做，一是法律没有规定你有这个权力，另外也没有必要，因为他并不是一直处于那种非常状态。」王艳君说。
自从新冠肺炎带来严格的身份和健康查验后，王艳君有一段日子没有见过这位读者了。前几天，他们在门口遇见了。他没有手机，出示不了健康码。
但这些年接触的读者中，令王艳君记忆最深的是一对母女。
2009年的一天，这对母女出现在图书馆的漫画阅览室。小女孩五六岁，身上很脏，手是黑的。母亲告诉王艳君，在家里总是挨打，带着女儿跑出来了。漫画馆的工作人员每天给母女买饭。晚上两人就住在24小时图书馆。
王艳君很喜欢那个女孩。有一天，她给女孩画了一张铅笔素描。又一天，女孩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两只小小的奶黄包，把其中一只放在服务台给她，就跑了。
母女俩在图书馆住了一个多星期。同事们在想如何能够真正帮助到这对因遭遇家暴而出走的母女。王艳君说，要不帮你联系社会救助机构？她记得那位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第二天两人再也没有出现在图书馆。
十年过去了，王艳君不时会回想起母女两人。她总疑心是自己没有做好，为此一直很自责。她也和同事们讨论过许多次，或许当时不应该说去联系什么机构，「总之这事没有做好，应该有更好的办法。」
「每个社会需要一些这样的公共空间:首先它们没有门槛,一般不收费,不需要资格审查,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放心地进入，并在一定范围内获得资源和支持。」图书馆专业学者范并思觉得这样的公共空间，是极其重要的，它们是促进社会包容的「城市灯塔」。
在一篇名为《图书馆：温暖和希望》的论文中，李东来这样写道：「对于很多都市中的边缘人、失落者来说，公共图书馆不仅是精神，也是身体的避难所。」
东莞图书馆外景
迷人的实用主义
但事实上，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公共图书馆并没有能够实现它诞生之初所倡导的普惠、均等价值观。
上世纪90年代，政府鼓励图书馆「以文养文」，通过收费服务去搞创收。「很多图书馆选择收费服务，你没有钱进大门都进不了。」范并思多次撰文抨击这种制度。
2004年底的一次业内会议上，李东来听到一些馆长「还在津津乐道地介绍他们搞有偿服务的经验」，「全然看不到权利观念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湖南图书馆副馆长的张勇发言倡议，「在新的世纪和新的社会转型期，公共图书馆要重塑形象，突出其公共和公益性质，走出贵族化和功利化的怪圈，提倡平等服务，走近平民，关注弱者，缩小数字鸿沟」。
而东莞图书馆因留言事件被看见的背后，正是几代公共图书馆人近20年的反思、鼓呼与实践。
看到新闻后立刻给李东来打去电话的，是广州图书馆馆长方家忠。2013年6月，位于城市中央商务区的新广州图书馆开放。不论本地户籍还是外来务工者，只凭身份证件就可以免押金注册。方家忠说，「新广图建筑是开放的、平等的、公益的。资源、政策也应当都是开放的。哪怕只收一点押金，也是一个门槛，也会难倒一部分人。所以我们决定把所有的门槛都拆掉，连押金都不收。」
东莞图书馆研究馆员杨河源，曾经在佛山图书馆工作多年。1995年，他和同事在佛山图书馆开设后来被称为「南风讲坛」的公益讲座。这使佛山图书馆成为国内首个开办公益讲座的公共图书馆。杨河源和同事的实践，也让「公益讲座」这一项成为全国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估的核心板块之一。
杨河源说，类似吴桂春这样的故事，在珠三角的图书馆里普遍存在。他记得十年前，还在佛山图书馆和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总是被参加过「南风讲坛」的读者认出来。「有一次在韶关南华寺。有一次在银行办事。类似的事情，碰到不下十次。」
「南风讲坛」已经开办近25年。2014年，一位读者在讲坛的官微下留言，「明天就要离开佛山了，原来最舍不得却是图书馆和南风讲坛」。
但为何这样的故事总在珠三角萌出？杨河源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小看了东莞和珠三角」。
「这确实是个偶然的事件，非常的偶然，但这个偶然背后一定是有它必然的因素在里面。」
杨河源将原因归结为珠三角的「公共性」。
「珠三角整个的文化开放度是非常高的，它不会拒绝谁进去，不光是文化机构，服务机构更明显，像90年代去北京，没人给你服务的。在广东，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细节就是，你买一条鱼，买鱼尾巴可以，鱼腩可以，鱼头可以，在我的老家河南，这是不可想象的。」
刚来珠三角时，杨河源震惊于，「这里的大富翁和普通老百姓，从外形上你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差别」。
「广东是个特别的地方。即使是穿个拖鞋，没有人说你是衣冠不整。老百姓也不会因此高看或低看你。就是真正把人当成一个人看」。杨河源觉得这是珠三角「很迷人和非常可爱的一个地方」。
——「一种迷人的实用主义」。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有意识无意识的都领受到了这种「共同的自由」。
闭馆后，读者走向大门外
更重要的是，杨河源认为，「一个人要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不仅仅是需要资源，不是说你有设施，你有低门槛就够了。他能不能在一个城市找到他生活的空间，他交往的环境和社会，能不能提供他生存的一个孔隙度，让他低成本也可以扎下根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小厂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吴桂春牢牢抓紧了此地提供给他的「生存孔隙」。这是他独特的故事中，最广大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背景。
吴桂春至今还保留着一个笔记本。那是2011年正月初一，参加图书馆的知识竞赛获得的奖品。他回答的那道题是，五柳居士是陶渊明，那么易安居士是谁？
这个留存了快十年的奖品，也记录着吴桂春在东莞的收入情况。
2014年：3月4400，4月6800，5月8000，6月4000，7月4300，8月6000，9月5600，10月7300，11月6400，12月4600，元月8000。
2015年：3月3100，4月6700，5月3700，6月4600，7月7600，8月7600
……
那两年，正是儿子从高三到大学的阶段。「如果不是那两年的话，我儿子都供不起的」。这两年，吴桂春给儿子的学业积攒了十万块钱。他想过，要是「贸易战」前几年发生，他就没办法供儿子读书了。
吴桂春感激这些「孔隙」般的珠三角小厂的存在。
「就像一个太阳完全埋在地下一样，植物完全接不到阳光，没有一点营养的话，它就会枯死，如果太阳光从一些缝隙出来，植物就可以活下去，适应这个生存的条件。」吴桂春说。
小学毕业后，吴桂春曾过着一种游荡的漫无目的的生活。几乎每一步，都在被命运和时代的潮流推着走。出来打工，是被推着走。35岁之前，种过田，承包过食堂。下岗了，开早点摊。什么都做，什么都不成功。他自视不是一个不能吃苦的人。他勤劳奋力了几十年，但大半生都过着拮据的生活。
他把这归结于命运。他一直想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小康靠勤，合家努力好达到」，下联是「大富在天，百业时来财上升」。但因为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屋舍，也就一直没有写出来。
这些年读书读多了，感觉看问题看得更清楚，但是人也老了。他常常在想，「这个书，还是看迟了」。如果早些年轻的时候，没事干的时候，不出去打鸟，不去钓鱼，早点开始看书，看到1990年，或者看到1995年再出来，生存境况或许大有不同。「但这是命，没有办法重来」
这些年来，吴桂春对南方有发自现实的认同和感情：「它是开放的，就是它容纳了外面的人，它好像是海纳百川的，有这么大的感觉。」
吴桂春喜欢岭南。春节回到北方，树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再打霜下雪，空气比冰箱还冻。
岭南四季花开不败。阳光雨水丰沛。高大葳蕤的榕树垂下树须，根茎拱起石砖。来过的人们传说，随手扔一截树枝到土里，来年就能长出一棵树。
「我们希望善待每一个来到图书馆的人，每一个来到东莞的人，这是一种平等。」在一周前举行的一次东莞市内部分享交流活动中，馆长李东来这样说道。
他为这次分享准备了PPT。PPT中有一页，他并置了两张图片。右边是吴桂春的留言。左边是2005年时，一位读者写给东莞图书馆的话——这是17年来，给李东来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读者留言。
隔着遥远的时空，杨河源觉得，15年前的这条留言，正完美呼应着吴桂春的心声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1994年通过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 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
留言这样写道：
「图书馆在规模并不是很大
可是她却像一个港湾
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来
求知识 避风雨
或是歇歇脚
一个大家的图书馆
我看过很多的图书馆
很大，大到吓人止步
那不是真正的图书馆
图书馆对公众完全开放
没有繁琐的进馆程序
对各种人员的包容
体现了人性的关怀，博爱
不但是图书馆
我希望其他所有的公共设施
都能够完全敞开大门，没有障碍
不要问籍贯
不要问年龄
不要问教育程度
不要问进来的目的
不要问姓名
……」
李东来给这张PPT取了一个标题——「人的要求」。
（文中杨力为化名）
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东莞图书馆、《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共同发起「公共图书馆的价值与使命」专题讨论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