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不利于善终

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刘端祺教授，是一位在癌症治疗方面有一定知名度的医生。作为中国抗癌协会的副秘书长，他了解肿瘤治疗现状的途径越多，听到的“故事”越多，那种面对患者的责任感和面对肿瘤治疗现状的无助感便越发强烈。

刘端祺教授告诉记者，两年前，医生出身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曾在一次会议上以胃癌为例，谈到了肿瘤治疗的现状。他说：二十年前，诊断胃癌的平均费用为440元，而现在，平均诊断费用是2830元。假如运用比较高端的诊断技术，则平均费用会上升至8000元。而且这 还仅仅是诊断费用，并不包括治疗费用，治疗费用的攀升则更加惊人。在二十年前，一次化疗的平均费用为100元，而现在则上升到了15050元，增长了150倍。不可否认，的确，诊断的精度提高了，化疗的副作用降低了。但是，一个无情而冰冷的事实是，这二十年里，五年生存率（就是手术后五年内未死亡的概率）并没有显著的提高。药物治疗也在进步，但这种进步对患者的治疗作用来说仍然是微乎其微的。例如，2010年4月，美国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了一种治疗癌症的新药，使用这种新药的价格是30万元人民币，平均能够延长生命4.1个月。刘端祺教授对晚期肿瘤患者的临终处置谈了自己的看法：现代医学技术，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死亡文化。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鼓励了人们不断拖延、推迟死亡，为回避死亡寻找借口。似乎运用大量的金钱，以及繁杂而昂贵的医疗技术，就可以将死亡无限期地往后推延。其目的，仅仅是让病人“看上去活着”！通过技术干预对抗死亡，已经成了对活着的人的一种“安慰”，甚至是展示医疗技术的大卖场。

确实，在这种情形下，死亡似乎已经注定成为“医学的失败”。因为医生是死亡的对抗者，而死亡也不再与命运有 关，仅仅是跟医生决定什么时候拔掉呼吸机的插销有关。

最离谱的是，发明、完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CPR（心肺复苏）技术，本来它被成功地用于各种意外事件猝死的患者，现在却被广泛用于不可治愈的慢性病人，比如癌症、艾滋病、老年失智症、植物人。尽管医学上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病人已不可治愈，躯体发生了不可逆的伤害，死亡近在咫尺，但他的身体仍然被架上呼吸机、吸痰器、胃管、气管切口等等一系列密布的管线，使这个生命仍然可以维持心跳。我们完全可以推想病人由此承受的痛苦。但由于医患、亲友和社会环境对死亡的无知、恐惧，使本来能让猝死患者“绝地重生”的CPR技术，成了干扰慢性病人安详离世的毫无人道可言的表演。

因此，日本急症医学专家山崎这样说：这是对一个全无意志的躯体进行迫害！把患者与家人之间最具人性的死别时刻，变成了医务人员一展雄风的战场。正因为如此，刘端祺教授认为，如果患有不可治愈的绝症而被反复抢救，并且在极为痛苦的状态下延续生命，直到器官的完全衰竭而死，这应该不是患者所期待的一种“善终”。他认为医生必须要承认医学的不可及性，看到医学有边界，医术有限制。很多时候医生其实不能承担“妙 手回春”“药到病除”的赞誉，只有医患双方都看到医学的极限以及生命的不可测控，才能将对临终病人的技术性“折腾”转向充满人文精神的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的初衷是让病人减少痛苦，坦然地走向生命的终点。临终关怀有漫长的历史。在中世纪的欧洲，修道院的教士、修女，出于宗教意图，往往在修道院中或修道院旁边附设房间，用于照顾长途跋涉的朝圣者或客商，无偿地为贫病者服务。

现代临终关怀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作为护士的西塞莉•桑德斯女士，在长期工作中看到濒死病人的痛苦景象，心情很沉重，于是她着手研究如何使病人舒适地度过这一阶段。她因此发奋读书，先后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和社会学学士学位。这样她有充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把护理学和医学、社会学等结合起来，创建了临终关怀学，用临终关怀的知识积极地为临终病人服务。1967年，她在英国的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座临终关怀护理院，即著名的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St. Christopher'sHospice)，标志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开始。在临终护理院里，临终病人可以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 关怀，症状得以有效的控制，痛苦得到最大限度的减轻，从而获得人生的满足，使临终病人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变得平静、安逸而有尊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已经建立各种临终关怀机构达430多个，遍及全国城乡。现代临终关怀源于英国，但在美国发展得最迅速最完备。在美国，临终关怀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既有独立的中心管理系统，又与其他各部门协作；既有独立的临终关怀院，也有属于综合医院的临终关怀护理病房；另外还有社区临终关怀护理中心和居家照护。在美国，居家照护可能是最主要的临终关怀形式，全国有三分之二的临终病人是在家中去世的。临终关怀医院虽不能使病人的死亡提前或推后，但却能尽可能地让病人减少痛苦，坦然愉快地走向人生的终点。

——《善终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