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rseforex: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汇储备问题始终是世界金融体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 一。在早期的研究中，对最优国际储备规模的分析多采用成本 － 收益分析的研究框 架，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以及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 速，对一国外汇储备影响因素的讨论也逐渐深入，形成了针对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预 防性动机、新兴市场及东亚经济体通过汇率低估的方式来支持本国产业发展的“新重 商主义( new mercantilist) ”以及新流行的金融发展异质性动因三大流派。
horseforex:Triffin( 1960) 是最早关注国际储备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著名特里芬法则认 为，一国持有外汇储备的主要目的是满足 3－4 个月的进口需求，为判断一国储备是否 充足提供了一个简易可行的标准。Heller( 1966) 认为，国际储备最优规模由失衡调整 的成本、持有流动性储备的机会成本以及国际收支逆差发生的可能性三者共同决定。 Frenkel 和 Jovanovic( 1981) 对 Heller( 1966 ) 的成本 － 收益分析法进行拓展，构建了最 优外汇储备的存货缓冲模型( buffer stock) ，认为最优储备规模是由平滑国际收支波动 的收益以及持有低收益资产的机会成本损失之间的平衡决定的。Ben-Bassat 和 Gottli-eb( 1992) 则引入国家风险的概念，认为持有外汇储备的目的是规避主权违约风险，储 备投资的收益是储备资产耗尽之后的主权违约风险，成本是其他固定资本投资的边际 收益率与储备收益率之差，借此可求解出最优储备规模。
horseforex:成本 收益分析法可以较好地解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国持有国际储备的行为， 却难以解释金融全球化加速以来各国外汇储备不断累积的现象，尤其是 1998 年东亚 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指数级别的增长。对此，一些学者对外汇储备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集中于从预防性动机、“新重商主义”、金融发展水平异 质性 3 个角度解释外汇储备累积的动因，并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horseforex:首先，预防性动机的观点认为，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降低国际资本流入突然停 止以及资本大量外逃对本国经济的强烈冲击才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持有储备的重要原 因( Durdu 等，2009; Jeanne 和 Ｒancière，2011 ) 。Durdu 等( 2009 ) 在 DSGE 的分析框架下，验证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对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预防动机是导致一些经 济体外汇储备高企的重要原因，同时指出并没有经验证据表明产业波动对外汇储备有重要影响。Jeann 和 Ｒancière( 2011) 通过构建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的跨期优化模型来 考察外汇储备与国际资本流入突然停止之间的关系，模型假设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可 以平滑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的冲击，当资本流入突然停止时，央行可以用外汇储备补贴居民，降低对居民消费的冲击，而最优储备规模由国家外债占比和未来受冲击影响 的程度共同决定。研究发现，只有设定较高的产出损失率以及风险规避系数，才能拟合东亚外汇储备水平。Gonalves( 2007) 将乌拉圭银行存款美元化的特点融入 Jeanne 和 Ｒancière( 2011) 的分析框架，发现乌拉圭的储备接近最优水平，但由于银行流动性 在未来可能会降低，因此仍需要进一步增持外汇储备资产。
horseforex:Bernard( 2011 ) 认为在中部美洲也存在存款美元化的问题，Jeanne 和 Ｒancière( 2011) 、Gonalves( 2007 ) 的模型 同样适合分析中部美洲国家问题，并指出这些国家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外汇储备水平都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变动的风险并不仅仅局限于流入的突然停止，还包括资本的大量外逃以及回流( Forbes 和 Warnock，2012) 。与国外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类似的是本国资本的突然外逃，Moghadam 等( 2011) 发现资本账户危机往往伴随着本国居民储蓄 的大量流出，国内资本的大量外逃会引起本国预算约束的收紧，进而影响经济金融体 系的稳定，因此本国资本突然外逃的风险同样是一国持有外汇储备的动因。Kaminsky 和 Ｒeinhart( 1999) 在对双重危机问题( 银行危机以及货币危机) 的考察中，发现外汇储 备规模相对于 M2 越大，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就越低。Obstfeld 等( 2010) 的跨国经验研究也表明，随着 M2 / GDP 的增加，各国实际外汇储备占 GDP 的比例也随之上升。 其次，以 Dooley 等( 2003、2004) 为代表的新重商主义观点认为，美国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迅速上升的对外债务，需要依靠亚洲国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来弥补，这一循环构建了世界经济新的动态均衡格局。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布雷顿森 林体系的复活( 布雷顿森林体系 II) ，亚洲国家近年来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是该国际 货币体系下出口导向型国家经济政策的副产品，即“新重商主义”动因。
国际货币体 系中心国———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不但未改变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Dooley 等，2009) ，而且会长期持续下去。Dooley 等( 2014 ) 预测中国将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从 主要“外围国”“毕业”，而印度将接替扮演中国的角色。Ghosh 等( 2014) 对环太平洋 7 国( ＲIM) 的外汇储备进行研究，发现 ＲIM 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确实大幅超出预防性 动机的需求，重商主义动机对此贡献巨大，并且在 2004 年左右达到顶峰。Aizenman
和 Lee( 2008) 将重商主义动机区分为金融重商主义以及货币重商主义，但金融重商主 义是指通过金融支持的方式促进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货币重商主义才是通过外汇 储备的不断累积保持汇率低估。对于重商主义下的汇率低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Ｒodrik( 2008) 使用 188 个经济体 11 个时期的面板数据，发现汇率低估能够有效促进 本国经济增长，即可以通过汇率低估来规避本国制度与市场失灵的约束，推动本国可 贸易部门的发展，发展中经济体的表现尤为突出。
horseforex:基于国别的分析也验证了新重商主义动机的存在。Bonatti 和 Fracasso( 2012 ) 构 建了一个两国两时期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国以 GDP 的高速增长、完成劳动力由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为主要政策目标，而美国通过累积外部赤字的方式维持较高的消费水平，重商主义的外汇储备累积是中国与美国政策目标相结合的产物。如果中国的政策目 标由 GDP 增长最大化转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中美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也随之发生。
horseforex:Jo( 2011) 对韩国的外汇储备问题进行了研究，出口竞争力在短期以及长期均是韩国外汇储备累积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方差分解也表明重商主义动因是其外汇储备累积的 重要影响因素。Prabheesh 等( 2009) 以及 Carvalho 和 Fry-McKibbin( 2014) 分别验证了 印度以及巴西外汇储备累积过程中重商主义动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