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三篇之小城青年

“也许你没办法想象，直至离开我的家乡之前，我还是通过像《环球时报》这样的报纸来了解整个世界。”如果没有一天在一家新疆餐馆里装叉一般眉飞色舞地向一个姑娘讲述着关于我的“苦难史”，我压根没办法想起这份当年陪伴左右的这份报纸。许知远在一篇叫做《长安往事》的文章中说，《环球时报》或许代表着中国对世界的态度，可能也是偏见的展示厅，一种阴谋论的腔调与受害者的心态充斥其中。

我的家乡安阳是北方一座太普通不过的小城。从小到大，我的老师都会给我说她是中国的第七大古都。当我终有一天离开她的时候，才发现准确通用的说法是“六大古都”。之于古都来说，除了洹河一个叫“殷”的废墟，后赵、冉魏像一地鸡毛一样提溜不起。可我们依旧喜欢像西安人怀念长安的繁华一样津津乐道于我们的古都，说她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虽然只有叫袁世凯的Loser和那个叫冯唐的文艺大叔才有兴趣和这群石头在一起，一个是死了，一个是或许压根儿没来过。

在京广线推拉的动脉之下，我的家乡安阳依旧像一个被放逐的边城，她在北方遍地都是，环绕在她周边的新乡、濮阳、邯郸、邢台、保定甚至于蚌埠、马鞍山、四平，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市中心有条主要街道，全部繁华聚集于此。一两家快要倒闭在若干年后又会雨后重生的电影院，一两家挂着“新华”两个大字的书店。江湖戏班子在市中心的街道披红挂绿，成群结对的老年人在广场和公园整齐划一地唱歌，这也为以后全民唱红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样的大街一般叫人民大道，这样的广场一般叫人民广场，这样的公园就叫人民公园。大多数人民在她的怀抱中自得其乐。在雨天或者是雪夜，喧闹的城市会安静下来，让所有人民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冲动。

而小城的青年就孕育在“人民”的怀抱中。

从我和我一代的小城青年出生的那一刻起，整个城市就在不可避免地走着一条下坡路。崭新的大道将古老的城池割裂开来，这边起高楼，那边架大厦，还没有完成就匆匆收手，去完成下一个杰作，留下像后赵、冉魏似的一地鸡毛，却再难现“殷”一样伟大的废墟。

自小到大，我和我一代的小城青年们也在这座城市不可避免地走着一条下坡路。我们读着这座城市最好的小学，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于是，我的小学同学遍布全球各地，初中同学流浪全国城市，高中同学大多还固守在这里。那些曾经被这座城市着嫌弃的人们，现在却不得不让这座城市为之仰其鼻息。终有一天，到要有一天要读这座城市最好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可不能就这么着陷入深渊之中，急匆匆地逃离。出来的太晚，却至今没什么大的出息。

大多的时候，我和我们这一代的小城青年，喜欢漫无目的地在不大的小城里走着，瞎聊、闲逛、泡姑娘。外边的世界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们一代和我们前一代的小城青年一样，在街头巷尾丑陋的性病广告以及课堂里教科书中包裹的字里行间寻吸收着新鲜的空气，维持着这座北方小城的惯性，回忆着梦回玄鸟生殷商的尊严。我们这些小城青年，在自己的王国与空间里活得不可一世。我们是这个城市未来的主人翁，外面的世界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在台湾人的船舶登上钓鱼岛的时候，会痛斥“小日本”的无耻与寡义，直至今日的每年918，打着大大红叉的日本旗还会挂在街头巷尾的店铺里，成为商家招揽生意的工具。在本拉登的飞机撞上双子楼的时候，整个班级一片欢呼，满面红光的政治老师像喝醉了酒一样颤颤悠悠摇摇晃晃，向我们宣布今天有大喜，放假一节课的“捷报”。我们会像顺口溜一样竹筒倒豆子一般谴责“台独”、“藏独”、“东突独”的反对势力，还没有见过“切糕”与“新疆小偷”，不知道穆斯林这个名词与瓦哈比教派，甚至连回民不吃猪头肉也根本不清晰，在之后去清真拉面馆的时候，无数次向老板抱怨为毛线不能抽烟喝酒。

直到高三时，我们与世界连接的INTERNET依旧锁闭在街头巷尾的网吧里，还几乎都沾染着传奇、魔兽的气息。我们在报摊买6毛钱一份的《参考消息》、三块钱一份的《环球时报》，以及5元一本的《青年文摘》。而《环球时报》，因为它“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价格与一周两次的出版周期，成为了我们最初与世界联结的青睐。从此，新华书店与教科书一统天下的日子再也一去不返，那种震撼力与惊奇，不压于小学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姑娘没有小弟弟。

我们抽着5块钱一包的红旗渠牌香烟，这个本土的品牌在若干年后跌宕起伏，现在几乎被消失了踪迹；骑着捷安特牌的弯把赛车，捷豹、路虎还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闪现哪怕一丁点的踪迹，这就是年少时唯一的奢侈品；追逐着头系合欢花的姑娘，向她炫耀着从环球时报里获知的消息。在那些后来号称复杂中国的报纸为我们构建的少年世界里，中国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却开始由孤零零的“台独”、“藏独”、“东突独”变得具体与温情起来。

而每当我将新鲜出炉的《环球时报》带回高三的教室时，它总是会被肢解成破碎，以至于我不得不在以后用订书机将它们牢牢地拴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洛阳纸贵”，不啻于封闭空间的一丝清凉空气。

我们嘲笑布什与戈尔的象驴之争，说是美国内战的前兆，不知道以后的奥巴马会当选总统，甚至在小城市里哪怕连个黑人都没有见过，却已经会使用诸如“negro”一般的词语，以便于互相攻击。我们从报纸中学来“自由”和“民主”，那个时候这份报纸还不排斥这两个名词，更没有料到若干年后《纸牌屋》来袭，“自由民主的英美”还能自己嘲笑自己。

我们津津乐道于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的栗子花革命，诧异的眼神目送着橙色的风暴席卷整个乌克兰，不知道那个东欧被“和平演变”的达瓦里希与我们的工人兄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贪婪地欣赏与意淫着季莫申科的美貌，更不晓得玛琳娜·柳薇卡的拖拉机简史与这个遥远而分裂的国度有半毛钱关系。

我们虚妄的自信着，对整个世界充满了狭隘的偏见，却也真的自得其乐之中。我向我当年心爱的头戴合欢花的姑娘，许诺着未来拥有4个保姆的大“别野”与占地1000亩地的练舞房。在信息极度匮乏的年代，约定俗成的生活让煽情主义与市民心态迅速地填满了我们的80年代后坍塌的意识形态。

但内心对更多外部信息的渴望，还是如同小鹿一样在胸中不停撞击，跃跃欲试。拥抱INTERNET与电视机，无疑比不上真正走出去。

我们开始坐着无字母数字列车，花三个小时离家出走远行到大河之边的省城，构成了反智的“AC四月青年”主力军，在之后的家乐福事件与砸日系车中大放异彩，一无所有地行使着乔治·奥威尔所说的“民族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权力欲望”，自负而且又傲慢的向其他人颐指气使。还臭屁地自诩为“左翼青年”。

待无字母的列车逐渐变成“K”、“T”、“D”、“G”，小城青年向东向北或者向南，种种的思潮南来的北往的东拼的西凑的混乱搅拌，窗外的各种美丽景色让我们快速浏览，形色匆匆的昙花一现。BBS、BLOG、微博与微信的碎片击打着尚未构建的世界观，我们又开始集体右转，冷嘲热讽当下的时局与时代。

及至累了、倦了，列车停下来了，一句“年轻人，到体制内去”的响亮口号把小城青年变成了无依无靠的“稳一代”。“选择生命，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可恶的大彩电，选择洗衣机、汽车、雷射碟机，选择健康、低胆固醇和牙医保险，选择楼宇按揭，选择你的朋友，选择套装、便服和行李，选择分期付款和三件套西装，选择收看无聊的游戏节目，边看边吃零食。”

最终，我们重新拥抱INTERNET与电视机，通过媒介所营造的图景来了解我们的世界，大腹便便地躺在沙发上，操控着遥控器，或许还有手机。

每个隐喻着的小城青年，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时代。每当我们想夸耀全球化给此刻中国带来的狂飙突进和文化开放融合时，却经常忘记了我们比我们这个时代更早的前辈早已如此。

而这一切，似乎离开我和我这一代小城青年的小城已经太过遥远。

遥远的是，当年被二噁英戕害英俊脸庞的尤先科，在橙色革命后上台又下台，犀利的眼色与英雄雕塑一般的身姿却渐渐在我的脑海中模糊；那个乌克兰工人的儿子亚努科维奇，下台上台又下台，不变的是骄横与故作铿锵，身份的界定却游移不定，越来越难；当年的女神季莫申科入狱又出狱，可是我已无法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瞅见她的脸后一丁点性欲都激不起来。

我将我的弯把赛斜靠在一旁，蹲在人民大道的路边，那是头戴合欢花的姑娘上学的必经之路。抽着红旗渠牌的香烟，百无聊赖地看着手中的《环球时报》，刊载着尤先科半身照片的报纸正在给我们讲述着一个遥远国度的革命。远远看到姑娘的身影闪现，我掐灭烟头，架起自行车，将报纸塞进书包里。一句“好巧”让我十八岁的2004，直到十载之后还未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