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92年离开家乡，兴许我至今还站在讲台上呢。
1988年，我23岁。8月中旬，家门口“断桥小学”从明校长带信把我从外县叫回来，告诉我，学校要招几名教师，中心校已经落实了三个名额，其中有我。
“爸爸要当老师啰！”我抱着1岁多的儿子在地坝里转圈。心里算计着学校开学时间，一天天倒计时的数着日子。
开学了。尽管我每天都要经过n次校园，也提前在心里给自己打过气，但毕竟要和自己的小学、初中老师成为同事，心里无疑特别紧张。幸好和我一起报到的，还有两位和我一样年轻的女老师玉容和红卫，大家是同龄人，所以不怯生。
学校是由民主人士，担任过民革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熊克武先生的祠堂改建的。包括学前班和一至五年级六个班，有9位教师。除了我们4位（含学前班老师）青年教师，其余5位都是有着一二十年教龄，德高望重的老教师。
我们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办公。
学校是由柏杨、大河、断桥三个村合办的，那时每年都会招六个班，多的时候有200多名学生。
我被安排上三、四年级语文课。因为我高中毕业后自学过大学汉语言文学，我想对自己来说应该是轻车熟路。可是真上了讲台，面对一张张渴望获取知识的面孔，心里还是发懵。第一节课，我几乎是和同学们一起朗读完了45分钟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说得最多的普通话，因为不标准，引来大家的欢笑。
学校除了图画老师外，没有专门的音乐和体育老师，所以我兼任两个班的音体老师。
学校没有篮球场，泥地的操场上只有两块用砖和水泥糊的乒乓球台。体育课，大家就在操场上自由的玩耍，打乒乓球、跳绳、跳房子等。下雨天就改成自习课。
冬天是最难熬的日子。不少同学光着脚丫，一双脚冻的如胡萝卜一样红红的，有的耳朵、手脚都长了冻疮和脓疱。即便穿着鞋，也有不少脚丫露在外面。全校家庭条件好的，屈指可数就那么几家。
因为冷，老师们允许学生上课蹬脚。“把脚蹬得发热了，就不感觉冷了。”所以不时传来蹬脚声。
体育课，同学们就挤堆，你挤我，我蹭你；大家紧紧的抱在一起，从里到外轮流转圈；抱着小腿跳着独腿互撞膝盖。
不时会传来哭声或有同学告状，说把冻疮撞痛了，流血了。我只能安慰他们要小心点，互敬互爱。一边安慰，我的心一边隐隐的疼。
学校最初作为祠堂，是大青砖、厚黑瓦的四合院，院坝也是水泥面。经过两次改造，操场变为泥地，下雨天特别是连续下几天绵雨，操场上泥泞不堪。条件好的穿水靴套着袜子，家里穷的挽起裤腿、光着脚丫，一脚稀泥坐在教室里，冷风从两边灌进教室。我站在讲台上，看到冻的瑟瑟发抖的同学们，我无助......
上厕所要穿过操场。有时我会顺便抱着光脚的同学穿过泥泞的操场去厕所，完了又把他抱回教室门口。
上音乐课时，因为没有专门的教科书，我就教大家唱《童年》、《妈妈的吻》、《少先队之歌》等等。有一次图画课老师请假了，我还上过一节美术课，在黑板上画了擦、擦了画，教同学们画青山绿水，完全是“鬼画符”。那是唯一一次，所以记忆犹新。
乡中心校也安排上过我两次公开课，看到后面的领导和同事，我和平常一样滔滔不绝的讲，抽踊跃举手的同学起来回答提问。下来领导坐下和我交流，共同探讨，纠正不足。四年里，我的进步离不开老师的传帮带。
离学校近，所以负责桌櫈维修。放学后，我拿着弯刀、木块一间间教室看，发现松动要塞楔子的，就把木块破开，削尖塞紧。
我喜欢写，教室后面有板报的，上面五彩文字准是我的笔记。
因为我追求更高目标，所以离开了站了四年的讲台。我难忘，难忘和我一起共事的我的启蒙老师陈老师，我的小学、初中语文老师，也是校长的李老师，还有其他几位老师，如今他们已经退休安度晚年了。和我一起奔赴讲台的两位美女老师，至今仍奋战在乡镇教育一线。
当大街上，曾经的同学“老师”“老师”称呼我时，我为做过老师而骄傲。
仿佛，我还站在讲台上，津津乐道给同学们讲“飞流直下三千尺”，讲《狼牙山五壮士》。
我爱教育，我爱同学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