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的筹资政策看国家的兴衰

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直到公元16世纪，还在科技、文化、经济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也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换句话说，为什么四百多年来，中国会落后于西方？

从金融学中的公司筹资政策我们也许能得到一点启示，对于公司来说，资产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来自于企业外部融资-负债，一种来自于企业内部融资-所有者权益。如果我们把公司比作一个巨大的钱生钱的机器的话，公司的资产就是制造资金的原材料。

假设公司的资产报酬率为ROA（自筹与负债总共报酬率），净资产报酬率为ROE(公司自筹部分报酬率),负债资金的利息率为 I（公司负债利息率） ,那么经过公司这台机器的生产，1单位资金就会生产出(1+ROA)单位的资金，增加的ROA这部分资金，支付负债带来的利息费用后，剩余的即为公司收益。

如果资产的利润率高于负债的利息率，在不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公司自投部分的回报率即为ROA，公司负债部分给公司带来的收益率即为（ROA-I）（这部分即是负债给公司带来的额外收益，负债越多，额外收益越大）。

举例说明：以一个极端的例子来作假设，假如分以下两种情况：

1.公司1单位资产全部来源于公司内部资金，那么这1单位公司自有资金的报酬率（净资产报酬率）即为资产报酬率ROA。

2.公司1单位的资产全部来源于负债，那么公司相当于空手套白狼，没有花费任何成本却取得(ROA-I)的收益，这样公司自有资金的报酬率（净资产报酬率）为无穷大。

如果再加上所得税的影响，债务对净资产收益率的会影响更加明显。

所以说负债的杠杆作用对于公司的盈利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对公司的盈利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然杠杆越大，净资产收益率越高，那么公司的负债是不是越多越好呢？

显然这不符合实情，首先杠杆率过高，债权人会担心公司由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此时公司再也无法从公司外部融资；其次，杠杆率过高，公司无法满足债权人收回债务的请求时，公司会面临破产的风险。因此，虽然杠杆能够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公司在做筹资决策是应该综合考虑收益与风险，做到杠杆率的适当与平衡。

如果我们把公司筹资中的这种理念上升的国家层面，也许我们也能有一个金融学角度解释历史的新的视角。

历史上分为两种国家，一种是藏宝于国库，像中国、印度、土耳其这样的财主帝国，一种是负债累累，像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城邦国家，你会发现从公园17世纪到20世纪，400年间，历史发生了奇妙的逆袭，负债累累的国家基本都成为了发达国家，而财主帝国基本都变成了发展中国家。

前者主要是依靠税收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而后者虽然国力不能望其财主帝国之项背，但是通过发债来维持国家的运转，这两种方式一种财政政策，一种金融手段，为什么在未来的时间里，两种融资方式的不同，让这两种国家有了完全一样的命运？

下面我们来借助公司的筹资理念，从金融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两种形式的国家产生两种命运的原因：

前者主要是依靠税收来维持国家的运转，税收是一种财政手段，针对的是当下的居民收入，相当于“切蛋糕”，重新在政府和居民中间分配资源，然后居民的份额就变小了，这就相当于完全使用国家自有资金来发展，并没有使用任何杠杆。后者因为国家贫穷，主要通过发债来维持国家运转，而发债则是一种金融手段，用国家的未来收入做抵押，相当于“借面粉”，将未来的蛋糕做大再进行资源分配。如果当民间的投资回报率超过国债的利率时，根据公司筹资总结出来的规律，这种负债就会带来额外收益，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更高更快的增长。久而久之，负债累累的国家通过负债这种杠杆，整个社会财富就会更快的增长，这种杠杆效应，给这些国家带来了逆袭的机会。

但是，国家的负债杠杆也存在与公司相似的问题，不能无限的使用这种杠杆，也要在国家社会的收益与风险中找到一个平衡。实际上从现代来看，美国就是完美利用这种思路国家的很好例证，这种多发债少征税的思路也正是美国崛起的金融逻辑。政府通过发债，从国内外吸收廉价的资金，让居民手里的资金份额更大，通过投资再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正是完美的运用了债务杠杆作用，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