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粗暴的东西是很容易逼迫出一种美感的，但这似乎也只能在极端环境或者极专注的状态下才能被激发吧，这也要求你在精神的某个部分要无耻得像个混蛋，不然你就没有能力去捍卫你所坚持的。但是，如果要选择的是一套虚假的东西，那摇滚乐就不好玩了，真正的混蛋们将去做别的，而从摇滚乐里面绝迹。”
木马，铁路子弟，音乐人，木马乐队主唱。木马乐队解散后又组建了木玛& Third Party。他聊了聊自己近三十年的音乐历程和中国摇滚乐。
他说：“真正的流氓已经日落西山，但不是没有了，只是收起光芒而已。”
木马：姑娘广交，朋友不广交
口述：木马
采访、文 | 黄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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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湖南株洲是枢纽城市。80年代，城市又老又新鲜，双职工带孩子住苏联人盖的单元楼和筒子楼，冰箱彩电很新，老人和家里没结婚的小青年在老瓦平房，木制板凳包浆。记得有个特别的钟，由切割下来的一小节铁轨制成，挂在小路口交汇的樟树上，有事要居民聚集时，会从居委会出来一个红袖章老太用一小铁锤敲铁轨发出“当当当”的声音，又或傍晚时敲响，伴随着小心火灾的吆喝声，在平房区的屋顶上空扩散开很远。那是我最早接触的音色，这声音代表着聚集和警示，有种特别的力量感和仪式感让我着迷。
我家里是铁路上的，父亲是火车司机，母亲是车站职员，双职工的孩子逃不掉幼儿园全托。铁路大幼儿园很豪华，院子里凉亭长廊假山水池草地秋千滑梯攀爬架俱全，房间都很大，水磨石地板光滑冰凉，游戏室有一整套大提琴、小提琴、笛子手鼓等等给孩子玩的儿童乐器，所有孩子都全心向往着午睡后的游戏时光，老师拿出乐器一样样分给大家，小伙伴吹拉弹唱乱成一片。有次我分到三角铁，一开始挺郁闷，觉得这么小一东西实在太不起范儿，后来发现它虽然单调，但声音是最尖锐的。所有东西唧唧歪歪的时候，三角铁一敲，一是一，二是二，很清晰，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这里。这跟后来我做音乐的感受一样，不在于你这东西多贵，关键要言之有物，让大家注意到你在说什么，这是音乐的本质。
后来上小学，我在姨家寄读。家里有一个表哥，有齐秦、Beyond、崔健的磁带，家里也有半导体录音机，能听到邓丽君、张帝、龙飘飘、凤飞飞的歌。但最早给我带来感觉的音乐，是六点钟播放的动画片片尾片头曲。片头曲响起来我就很欢乐，马上就要度过愉快的半个小时，续上昨天那一集，熟悉的小人都会出现。一到片尾曲，我就很伤感，特别害怕它结束。它意味着马上就要去做作业了。夜晚是没有娱乐的，动画片之后就是一片虚无。所以每次放到片尾曲，我就觉得世界毁灭了。
有时候，我傍晚走在回家路上，没有路灯，也没有广告招牌，路是多年不变的土路。夕阳已经下去了，天空发黄。当我走到那儿，听到别人家的小孩正在看动画片，音乐传出来。傍晚暮色的场景和听到那些音乐的忧伤，一直留在我记忆里。
我最早演奏的乐器当然是声带了。我那时候可以把所有动画片的歌都唱出来，而且音准很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被选到了合唱队当领唱。在合唱队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就是不上课，去排练。除了唱歌，我体育也挺不错，只要能让我逃开课堂的事，我都喜欢。我也很爱读书，但很讨厌课堂的学习方式，太死板了。那会儿在我姨家，《红楼梦》、《水浒》、简单的《史记》都看过了。
我一直寄读到初二才回家，那时我父母离婚了，父亲的工资每个月劈一半给我，平时没人管我。
我第一天去上学，早自习，隔壁班有个人是学校里的小混混，跑到我们班上来，要给新来的一个下马威。他走过来，“啪”，给我一耳光。我一下认出他，这个人是我幼儿园的时候，另外一个铁路幼儿园转到我们班的。当时他是个怯生生脏兮兮的小孩，皮肤黝黑，流着鼻涕，在角落里不吱声。我那时还过去跟他说，没事儿，咱们一块儿玩。他也记得我，但当时他在那个角色里，要做二流子本分工作，就给了我这么一耳光。
那一巴掌巨响，但不痛。我当时就有点懵了，这给我气得！不行，我不能让自己在这学校这么被欺负，于是我也开始混，跟那些混子称兄道弟。入场券是很好拿的，可进去了以后需要什么？需要一场战役，让你一战扬名立万。放在我们音乐行业里说，就是金曲。但绝对不能去那种特别凶险的战役，要去危险性没那么高，但有威慑力，能最大传播的战役。战役要等待。
有一回运动会，一帮铁路子弟聚一哥们儿家吃午饭，偷了他爸挺多白酒喝，大家醉着就去了学校，我跑200米时，别的选手都跑完半天，我还在跑道上跌跌撞撞，裁判老师直冲我喊“别跑了，换下一组”，非常丢人。年轻的体育老师气坏了，跑上来照我脸就是一下，仗着酒劲儿我也跳起来，给他回过去…….那是我第一次喝多当众失态。这事儿闹挺大，知名度马上上去了。隔壁班的两个班花还跑过来照顾我。
初三有一回打完架，学校要处分我们几个，我们决定跑。计划都定好了，先到城市外围呆一段时间，然后去长沙，湖南人都有这个基因。说是逃课，其实只是不去学校上课。都是铁路上的孩子，晚上回家，老爷子也不在，他走的时候，“啪”一百块钱压这儿了，你自己该干嘛干嘛。家里没人，打开冰箱，把老爷子留的吃的一热，吃完，又出门了。
城市很小，花一毛钱坐二路车从就从这头到了那头。我们逃出去，住在医院和铁路单位的单身宿舍里。还带了几个姑娘。那个年纪，喜欢打扮，有点风情的小女孩，就喜欢跟坏孩子玩。她们每天晚上得回家，每次来就给我们带“粮草”。我们去医院偷被子，去山上玩。秋天微风吹着，能闻到天边烧草的味道。有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感觉，那时不知道那叫自由。
后来我爸说让我报个班学开火车，以后可以顶他的职。我就去学了，天天住在铁路上的朋友家里。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出去打游戏、跳舞，我也跟着去混。晚上交一块钱去录像厅看电影，到了深夜，录像厅的人就过来收钱，说，大家再交两块钱啊，然后他就开始放三级片。我那时才十五六岁，心不在这儿，也不愿意花钱，就自己去走铁路，一边走，一边听音乐。那时我已经会弹吉他了，听Beatles、唐朝、崔健，还有Nirvana。都是盗版磁带，那时Nirvana的磁带上写着：“迪厅专用”。我身边有一些弹琴、画画、写歌的朋友。我那时就开始写歌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到今后的人生，在铁路上当工人，年纪大了结婚抱孩子，天天打麻将，抽空去洗头房找个小姐。这种生活我过不了，我过不了自身梦想煎熬这关，我得有更高的追求，远方的城市不是城市，远方的流氓都放金光，我知道想往前走，就得立即走。
当时我对美术感兴趣，就找了个山里的高中学画画，住在亲戚家。每天上学要骑自行车走两个小时山路，一路颠簸。在山里学了不到一年，我就厌烦了。我和朋友约好了一起上北京，我想往前走，要进步，得跟真正的艺术家在一起。
木马乐队在河酒吧的专场。
木马乐队《果冻帝国》宣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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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火车站找了个临时的工作，三百一个月，干了三个月，挣了些钱，加上我爸给的七百块，背着借来的红棉电吉他和七八盒常听的磁带，和另外两个哥们儿一起乘特快硬座去北京迷笛学校。我想认识一下全国各地的音乐人。
走出北京站的那个夜晚，春节刚过，我第一次坐上黄色面的，来到空旷的北三环路，我站在人民大学和双安商场中间的过街天桥上，一切新鲜极了，17岁的我觉得世界已经对我开了一条缝。
那时候迷笛建立不久，课程还没有现在那么系统化，只有类似培训中心的三个月的短期班，那是我第一次集中见到那么大批量的大长头发，特拽！一个眼神可以杀死敌人，一个甩头叫你全军覆没。他们有些是歌舞厅乐队的乐手来提升技术的，也有地方吉他教室的老师来贴金的，更多的是受当时中国摇滚浪潮的影响来寻梦的人。很多人天天抱着琴低着头跟宿舍里“噔噔噔噔”爬格子，听得我头都晕了。当时我就是一小屁孩，留个短发跟个发育不良的大白菜似的，喜欢聊存在主义和当代艺术，成天躺着发白日梦，没事弹唱自己写的破歌，挺不受其他人待见的，我心里也不以为然。
当时也不知道谁传播出来的：搞音乐要苦。他们就背一箱方便面过来，天天方便面、馒头蘸酱，咽不下去来口茶，过苦日子。但我觉得这个状态是不对的，过得苦，这跟审美没关系啊。我是富人，带了一两千块钱去的，我天天得吃鸡腿，去外面唱片店买唱片，听歌，下馆子。这种小资情调跟其他人格格不入，所以也没交到太多真正兴趣相投的朋友，但那段时间我认识了曹操和吴维。
在迷笛呆了两个月，我把钱花完，就回去了。一部分原因是受不了北京的吃的，那时三环尚属于郊区，也没什么像样的饭馆，普通饭馆里只有鱼香肉丝、木樨肉这些玩意儿，对于一个湖南孩子，北京当时绝对是一个食物的地狱。我买好票，在火车上就用十块钱一分钟的大哥大给家里打电话，说我要吃这个菜、那个菜。
回去之后我和几个哥们儿搞了个乐队，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自己玩。但看过外面的世界，心已经飞了，我还是想出去，做音乐，做艺术。我又回了北京。
木马乐队《果冻帝国》宣传照。
左起吴维、小裴、木马、曹操，在迷笛玩乐队的时候。
《果冻帝国》巡演武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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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的圆明园村之类的地方，有一帮搞艺术的聚集，是些搞音乐、诗歌绘画和电影的人。
当时我们已经感受到一些变化，改革开放之后，整个国家奔商业社会去了。马路开始修建，我们可以读到《午夜文丛》、美术出版社的一些艺术杂志和很多引进的国外小说，能看到以前根本不可能看到的外国电影。一些外国品牌也进来了，你就觉得人家的商标、视觉设计怎么那么好看。西方摇滚乐五六十年的东西，通过打口带、一些香港杂志之类的渠道，一下子涌过来。
北京是一个集中开放的地方，大家都要到北京来，可以接收最新的资讯，哪怕只是资讯的碎片。你突然就觉得，世界真是太暴躁了，跟火山喷发似的。我们有很多幻想，也有很多怀疑。我们想获得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得前卫，得比别人离世界更近。
我和吴维、曹操组了一个乐队。曹操弹吉他，吴维弹贝斯，我是主唱。组乐队，很多时候就是图一个眼缘，你闻着气味就能知道谁是有能力，在艺术表达上有野心的人。
曹操是一个标准的吉他兽，在茫茫的流行金属吉他群兽中别具一格，每天疯弹jimi hendrix和blues，仅这一点就很酷了。吴维一看就是老好人，他是能让你感受到市井间的真实，自己却又单纯得没有任何算计的那种人。虽然他那时候听Beyond一直被我打趣儿。我觉得未来世界里朋克非常重要，表达就该简单到极致，艺术上就要杜绝一切无效的赘肉，为此我要玩朋克！我清楚地记得，吴维那时候对我说“朋克是魔鬼的音乐……”。小裴在迷笛学校工作，我们经常利用他工作之便，蹭迷笛的教室排练。
我们并没玩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但是练习了合奏，也练习了酒量，那时候大家经常傍晚去脏摊儿喝到凌晨三四点。那时候常开玩笑放狂言，27岁！必须在变老之前死去，离开这个我至今都不太熟悉的世界。后来在一次旅途中，棉棉跟我说：“亲爱的，咱们都过了27岁啦，你就好好地活着吧啊”。
我们喝了一夏天酒，就分头滚蛋了。吴维去了四川，再见到他，他变成一朋克了。现在他是知名朋克乐队生命之饼主唱。
我到了长沙，跟原来乐队的朋友一起希望做点儿东西出来，但大家水平都不怎么样，每天混日子，来回窜，泡妞，喝酒，聊艺术。有个酒吧叫黄色潜水艇，我每天去那儿报道，搂一眼，看有没有姑娘。有一天在酒吧，我突然觉得玩够了，呆不了了，拿着琴就走了。
我又回到北京，然后全国各地跑，找朋友，到处玩儿，接触了好多人。
在北京，我住在各种艺术青年的集散地。先是在工艺美院呆了两年，后来自己独自住回圆明园村，每天阅读睡觉弹琴喝酒，在小纸片上写一些莫名其妙的的东西。我混各种能混进去的乌合之众，觉得特有意思，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不愿意上班异想天开的家伙，有辍学流浪的年轻人，也有街道小混子、下岗实诚老爷们儿和同性取向的画家，记得偶尔看见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少年在村边的小树林里弹吉他，后来知道这人叫朴树。
1996年，我认识了胡湖。他从高中退学，来了迷笛。小胡喜欢诗歌，喜欢海子，他写诗，也做音乐。他给自己起名“湖”，我觉得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鼓手简直给乐队加了无数分。那时候我跟个王八蛋似的寄住在曹操的房间里。当时我们几个岁数差不多，大多数人觉得金属才是摇滚，但我们不是非特定风格不可的。从传统根源直到特艺术特前卫的，老布鲁斯、流行、朋克、后朋克、噪音、艺术摇滚、古典，我们都来者不拒，听得不亦乐乎。
后来我跟曹操说，走吧，别干了，我们去长沙搞乐队，长沙生活很简单，湘女也多情。我很认真地跟他说：“即使做不出来什么像样的音乐，但在我们的人生中有这样一次共同的旅程，即使我们老了，也依然会觉得，有这样一段时光和青春供我们回忆，这就是摇滚最美妙的部分。”他就被我蛊惑了。我又去找小胡。在上地迷笛学校的楼梯，我说，走吧小胡，跟我们玩乐队去。小胡回答，我早就想跟你玩乐队了。
木马在13Club演出。
木马乐队在陶然亭山鹰工作室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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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们一起去了长沙。
我们住在一起。至今我依然认为，玩乐队在最初创作时期必须要住一起，分开住没戏，一出排练室思维散出去，出东西就零散缓慢，必须在一块儿磕出独有之风格，最好跟姑娘睡觉都在一块儿。
小胡的鼓很灵，他不是一个节奏机器，他是音乐家，是有审美的。但他节奏不稳。晚上睡觉，曹操就把节拍器放在他耳朵边上，听着睡。我们从早到晚就是排练，特别愉快。喝酒只能喝得起最便宜的，没钱啊，便宜酒才能买得多，不然喝不醉。
租的房子在长沙乡下的山上。那是一栋没人住的房子，我们租了上层的三间房，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底下都没人住，就跟租了一栋楼似的。山的另一面就是湘江，我们常常翻过山头，走过山坡去看湘江，很美。
我们先是扒歌，扒了The Doors，RadioHead，Red Hot Chili Peppers等等，这给我们带来技术上的提升。然后我写了很多歌，原先的歌都没有用，那时已经是后朋克时代，我非常爱那个类型的音乐，想要创造出那种喷发状的情绪。我们花了四五个月排了一批作品，觉得还是得来北京，长沙没有演出机会。长沙的贝斯手不愿意来北京，曹操就改了贝斯。我们三人的阵容在迷笛的地下室排不到一年，出了第一张唱片《木马》。
写那张唱片是在过年时。我回到家里，大年三十晚上，我跟我爸吃完饭，他还在麻将桌上打麻将。二手烟缭绕，骂娘声不断，我心中突然一阵腻烦，觉得不能呆着，得去工作，于是立即收拾好几样东西直奔车站，上了一趟大年三十晚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记得补票的时候车上一个人没有。下火车打车直奔上地迷笛学校。我到了迷笛学校阶梯教室后面废弃的小房间里，那房子也没锁，我在那儿呆着，跟坐牢一样，呆了一个月，把第一张唱片的歌词全部写完了，写完觉得细胞全部更新过，我一身彩虹，解放出来。
2000年初，摩登天空发行了这张专辑。木马在那个时候冒出来是很特别的，歌词旋律编排上都很独特，唱片的设计感也很强，显得很艺术。我非常注意视觉和服饰，加上我们几个都很爱穿从旧货市场精挑出来的名牌古着，看上去很是意气风发。
但我们不像其他同时期地下乐队那样得到乐评人的喜爱，因为我们哥儿几个外表狂妄，不太会跟别人处片儿汤交情。反正我自己能写能编，很多推广文案、通稿，视觉呈现都是我一手策划的，那句“医生、诗人和火车司机的儿子”其实是早在我日记里就写了，后来说将出去给撰稿人。
第一张专辑出来，木马的名声有了，但演出还是太少了，挣不到钱。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很沮丧，乐队都要解散了。我们各自呆着，虚度时光。
后来我实在没钱了，就打电话给摩登老板沈黎辉，说你给我出一张唱片，给我们两万块钱。那时摩登天空也没钱，连给我们租录音棚的钱都出不起。我们就在摩登公司的地下室，找来录音师郭劲刚，把鼓架在没有做吸音隔音的办公室里，用组装PC电脑和最早期的声卡，同期录完了第二张EP。之后我窝在南三环垂杨柳小区，胡湖当时女友家闲置的单位小房间里，用一周写完这些歌词。那时候新加入的键盘手冯雷已经跟乐队一起排练了很长时间，他的加入给乐队带来了更多音乐性，丰富了音色的同时，也让乐队有了更多层次的和声。从开始录到录完用了十来天，非常快就把第二张《Yellow Star》给捣鼓出来了，这种进度真是让我惊讶，现在看来为了一点儿钱去搞创作也不是什么需要愧疚的事，艺术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道德和必须这么一回事儿。
真正的创作必须快。这个过程需要你极度专注，废寝忘食，你不能回过头还跟家里人说句话，没这样的机会。你专心致志地通过这些年的积累，把这东西一下子弄出来。一趟旅行下来，哇，你感到筋疲力尽，感到震撼。就像牌桌上的赌徒，要特别专注地一蹴而就，飞快地做决定。
做第二张唱片的同时，我就决定要去巡演。那时国内摇滚乐队都没有巡演这个概念，但我已从一些国外音乐人那里知道外国乐队怎么弄的，我非常坚定地认为，音乐必须活在现场，乐队必须巡演，带着音箱都得去，乐队得有个新的开端。
在《Yellow Star》甚至还没做唱片封面的时候，我们就上路巡演了，巡演路上唱片才发行。我对封面的想法是拍摄我的手背，但因为已经出发，庞宽只好找来了一个朋友乐队的女主唱，在她手指写上muma几个字母，用数码相机拍下来做成了唱片封面。
前些年我常常全国各地跑，加上我家又是铁路上的，我对路上的情况很熟。我买了一个诺基亚5210手机，给全国所有能想到的场地，一个一个打电话联系演出，跟推销员似的，总共联系了35场。吵架，不给钱，要钱，走的时候打电话骂“傻逼”……什么情况都遇到过。我有个账本，乐队全程所有的票、住宿，我自己订。到了当地，我带大家吃饭，调音，演出。演完我们还要跟当地朋友喝酒。以前，地方上的朋友好不容易见有个摇滚乐队来，一定要招待一顿大酒的。
35个城市连着喝，在成都，曹操胃出血了。我在青岛进医院，吊完针直接上舞台。
我们继续苦逼地巡演，突然有点儿好消息传来，木马乐队得了一个最佳乐队奖，pk14乐队吉他手许波和他女朋友后来特别激动地告诉我，说看电视宣布这个的时候他们都快热泪盈眶了，这也意味着那个时候大家是多么需要摇滚乐被认可，走上大众视野的舞台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
摇滚乐票价也是一个颇有点儿意思的发展史，我们是第一个卖40块钱一张票的地下摇滚乐队，这种演出过去基本免费。在成都，小酒馆的老板唐姐笑着对我说，你们怎么卖这么贵啊，成都平时都卖5块钱，要不孩子们看不起的。但不卖这个钱我们就无法完成巡演。结果场子爆满，我们的票房记录甚至一度连续保持了好几年，每到一个地方，现场都能来个三五百人，上海Ark是当时最专业的场地，我们在水晶蝶乐队的参与号召下，史无前例卖了700多张票。
35场演下来，到了最后一站北京，我们乐队的演出水准今非昔比，也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巡演结束以后，我把去过的所有地方，酒吧名字、经理是谁什么德行、电话号码多少、路线怎么走最合适，列了个表，给过很多乐队的朋友。但没有成熟的企宣和公司的平台依靠，很多传统宣传媒体根本就不敢碰摇滚乐。更残酷的是，当时的很多乐队是没有巡演这个想法和实力的，因为这个行业里根本就没有经纪人，乐队没有亏钱的能力和处理这些琐碎杂事的方法。我相信，当时我们乐队其实让大家看到，摇滚乐队的巡演是可操作并且值得的。
第一次巡演积攒了很多歌迷，等到再巡演的时候，歌迷的数量翻倍，一路开销相抵，巡演挣不到什么钱，但采访和关注明显多了起来。第二年乐队又提名了“百事风云榜最佳摇滚乐队”。后来，某业内朋友告诉我，我们的单张唱片销量均超过十几万张，相当惊人，不过我其实并没什么感觉，可能因为从没有拿过什么钱吧。我记得收到过的唯一一笔正式的版税是《Yellow Star》台湾发行公司分过来的二十元人民币，这张结算单子现在还在我抽屉里，我得保留着这个纪念品。
《果冻帝国》迷笛音乐节演出。
《Yellow Star》专辑宣传照。《果冻帝国》专辑宣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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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们在陶然亭公园排第三张唱片。有一天，小风吹着，我弹着The Police的《Every breath you take》，那个时候我已经接受不了原先那些黑暗的东西了，我想写一批这样的，轻松一点的歌。胡湖在边上听着，感觉跟我融会贯通，突然说“我们就做这样的歌吧，开始吧”。结果第三天排练，胡湖就打电话说他不来了。
胡湖决定离队。这可能跟2000年去拉萨演出的缘分有关，我跟胡湖对佛教很有兴趣，巡演到上海的时候，胡湖就说过不想玩音乐想去修行，我睡在棉棉家的浴缸里跟他谈论佛教，还喝得晕乎乎的，胡编乱造说了一些屁话，其实心里不以为然。我觉得这么一枚拥妞无数的鲜肉，怎么可能！
那时候我们每天排练八九个小时，每次进去排练室从下午一直排到晚上精疲力尽出来，我也觉得这种排练实在是太折磨人，已经感觉不到做音乐的愉悦。这就是中国摇滚音乐当时的状态，没有钱，没资源，对外没有专业上的交流发展，对内没有演出跟听众沟通，很多时候你甚至不知道国外唱片里那些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一切只能靠想象在黑暗中摸索。
我并没有特别努力挽回胡湖，只例行公事地表示了几句，人各有志，各自决定相互尊重。虽然失落，但我还是要求胡湖把之前我们已经排出来的那些片段的鼓录好，这最后的工作时光让大家有点儿尴尬，那感觉就像是情人分手过渡期间那最后几次礼貌性的做爱。之后我和曹操冯雷郭劲刚一起在棚里用拼贴的方式整编这些歌。我们租了两个月的录音棚，天天闷头弄，最后完成了专辑《果冻帝国》，等庞宽把封面做完，整张专辑呈现出来的时候，哇，绝妙无比啊，相当漂亮精致的一张专辑，可谁又知道这背后的坎坷。
小胡走了以后，新阵容做了第三张专辑巡演，效果也非常好。我们去荷兰的一个文化活动演出。到了阿姆斯特丹我都惊了，大楼上挂着巨大幅的我的照片，是我们为《时尚健康》杂志拍的封面，我半裸着拿一把吉他，海报上写着“Chinese Rock”。我走进一家巧克力店，店里在放Red Hot Chili Peppers的歌，里面的老太太看见我，直接巧克力都送给我们了。
看起来乐队当时的发展势头是很好，但优质的表象下有具体的裂纹。新鼓手很努力，但是跟我们几个却很难有什么碰撞，创作上一直没有新的突破，一年多都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像样的动机。曹操似乎想把鼓手李元硬生生掰成胡湖，乐队还是每次排练6个小时以上，李元经常打得满手水泡，血溅鼓皮，但依然不得其门而入，他很痛苦，乐队也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每个人都在积极尝试，但内心很沮丧。
我和曹操在音乐上已经产生了很多分歧。曹操跟我认识最久，他是个脑子特别直的人，很真很江湖义气，我们两个前世因缘，但其实不太同类。我那段时间确实经常好为人师地表示“你不能这么弹下去，贝斯上的技术你需要练习，要往前走就得进步”，他也不甘示弱，“我把这三板斧抡好就足够”。当时我认为他是因为缺乏前进的动力，才力图想去做回第一张专辑那样的作品。我的态度也很明确，绝对不复制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每张唱片都要有改变，哪怕不成功也得这样去做。对此他是很抗拒的，说：“我不想去舔流行的屁股。”我说：“靠，哪有一个流行的屁股？如果有一个流行的屁股，那也一定有一个地下的屁股。舔地下的屁股很好吗？”“流行是狗屎！”——“好的流行乐也很绝妙，坏的摇滚也是狗屎”。我们都很着急，但是我们没有耐心去找到更好的沟通方式，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有很多次争执，也耗光了我们对彼此最后的忍耐。
我喜欢David Bowie那个年代的作品，想要那种同时有黑人根源和摇滚乐的东西。我已经开始写轻松的歌了，这件事对我很重要，要不然我27岁就真得跳下去了。做了那么多年看起来灰暗的歌，陷在里面非常折磨人，我想写舒服的歌，解救我自己。
时代过去了，人也不一样了。身边那些摇滚乐队的人天天喝大酒，凑一块儿发牢骚，说这个音乐怎么不好，这个环境怎么差。每天大家就凑在桌子上，从六点多吃到凌晨三四点，喝大，散德行。那张桌子上谁什么时候开口，说什么，我都能背下来，很无聊。说实话，就是大家都挣不着钱。搞音乐创作的人也不积极积累知识，练习技术，困住了。其实如果有更多的文化，更多的追求，往前走，会看到更多的色彩和画面，世界还是挺大的。我当时很讨厌地下摇滚乐，讨厌的不是那种独特的精神，而是这个精神里面带的垃圾：无聊透顶，自以为是，没有匠心，这都是中国摇滚乐文化里的糟粕。
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不能这样，我得往前走。后来木马乐队就停了，我带着自己新的东西，做了木玛& Third Party，出了《丝绒公路》。
木马乐队第一张同名专辑《木马》宣传照。
木马乐队在河酒吧演出。
《果冻帝国》厦门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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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愿意封闭在地下的人，我应该是中国地下摇滚乐队主唱里面最早用自身行动去迎接商业的人。
2005年，我找朋友帮我剪辑了一些木马的演出视频，做了PPT，带着所有整理好的资料，在台湾口琴手小彭的介绍下，去找汉亚文化的sonja。他们坐在长条桌后看着我，我在前面说，我要做什么，怎么做，我能给你什么，摇滚乐要怎么推，可以主打哪条线，分条缕析讲清楚。我觉得自己跟乔布斯似的，像一个产品经理那样介绍自己。
我说完，公司很快就跟我签约了，答应给我投入一百万做唱片，配给我最大的资源支持，但是商业运作的部分全部由公司来把控。
《丝绒公路》是一百万成本制作出来的唱片。它虽然有很多限制和缺陷，并不完美，但确实是一张非常漂亮的唱片，律动、和声，歌词和色彩感，都是很有很原创性的，它试着用大家更听得懂的音乐语言去表达，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故事的碎片，但带来的那种好听、悦耳的音乐状态，传达出来的美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我对《丝绒公路》是很满意的，它有完整的唱片美学设计。
但是所有台面上的摇滚乐评人和自发的乐迷乐评人显然都被我激怒了，所有消息都是负面的，有的甚至从人格上猜测我，语言激烈。我感觉中国摇滚乐终于出了一个能让他们用上这些词汇的倒霉蛋了。我其实有点儿笑看，我是被骂过来的，第一张唱片出来，没人评；第二张出来，被人骂“背叛摇滚”，说我把乐队毁了；第三张出来，还说“背叛摇滚”，变流行了。这张又是“背叛摇滚”，我也不知道摇滚有啥好背叛的，难道摇滚不就是背叛起家的吗？
发完唱片，我在北京做了一场叫做“爱从未离开”的演出，请Joyside和王啸坤一起演。我做了整个策划，专门搭了个舞台，那场演出做得非常好。但演完第二天，汶川大地震发生了，全国所有娱乐都停了。《丝绒公路》发出来几乎没声音，那一年都不可能有宣传了。但这张唱片没亏钱，当时唱片业已经不行了，《丝绒公路》还是卖了三万多张。
海外公司的思路跟当时国内公司太不一样，他们有非常棒的经验。他们会把艺人当做自己的资产，按计划和分阶段投资进去，给你一切你需要的帮助，但需要提前做预算，严格按时间节点进行，这是比较传统的公司对艺人的方式，发展到如今，已不太可能再有。我有机会去跟不同领域的人交朋友，学习并补充自己，开始有了自己的排练室，我觉得那段时光和遇到的人都极其美好。回过头想想，那时的我才学会了对自己和对他人都别太过随意，也学会了不要太多去希求别人满足自己的期待。
汉亚是很理想主义的一个公司，后来公司停下，合作关系就结束了。时代飞速发展，玩法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海外传统型的经纪公司很难运作，至今我都很感谢汉亚公司和sonja女士，这段时期解锁了我人生中的很多隐藏模式。
木马在阿姆斯特丹演出后台。
《丝绒公路》宣传照。
阿姆斯特丹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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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江湖这事，有些习惯从小养成会容易一些。小时候我妈养成我一个好习惯——别的小孩淘，玩一身脏兮兮，我也泥里沙里的，但回来身上一定要保持干干净净的，这习惯可能让我对自己保持了一种节制，这种节制保护我不会陷入特别危险的处境，也让我在最混乱迷惘的时期不会随波逐流。
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有才华，很敏锐，可能比同龄人多积累一点，快一点，这些支撑着他的前进，一下走得非常快，一出来也让人能看出才华被用在哪里，并得到很多称赞。可五年、八年、十年一过，到了二十五、二十八岁，四十岁了，天分的东西便开始往回收，逐渐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几乎所有的艺术家在这个阶段想往前走都很艰难，都需要更多精神的坚韧和后天积累的东西。得靠常年有脉络的、系统的学习，有“传统本身”这种强大机制的大腿可抱，而我们在中国做音乐的环境，恰好缺的就是后面的东西。所以越往前就越面临一种极大的荒原感，逐渐失去信心和信仰，变得平庸，这是只靠一两代人完不成的大工程。
从港台流行乐到西方摇滚乐进入中国，我们不是按照它的发展脉络一点一点接收的，而是一下子面对别人几十年的积累，杂乱零碎地，揉巴揉巴一块儿砸过来。每个人都只靠自己得到的那点资讯带来的片面认识，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最早干这行的人大多都是各种大院和学院的子弟，他们才具备从事这个行业的基础知识和人脉，他们有资本桀骜不驯；我们这些工人农民的孩子，生在完全没有土壤的地方，靠着每学期20节左右的音乐课，要走出命运机器给你规定的人生程序实在太难了。
现在的时代，制作音乐太方便，工具已经不再是当年敲铁轨的小锤子，做音乐本来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依然很单一，网路让很多音乐人得到了实惠，但是音乐本身在生活和娱乐上的重要性在退失，似乎已经变成了某种身份后面的小背景。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在音乐上根本没有能力但又聪明绝顶的家伙的采访，感觉就是所有人一起配合着，情深意重地假装音乐很重要。这似乎纯粹是为了生意。我有时候会刻薄地想，搞摇滚假嗨，搞民谣假温暖，搞姑娘假爱你，不就是要调动蛊惑你的情绪吗？这确实很需要技术，但这还是我需要的那种音乐吗？
纯粹粗暴的东西是很容易逼迫出一种美感的，但这似乎也只能在极端环境或者极专注的状态下才能被激发吧，这也要求你在精神的某个部分要无耻得像个混蛋，不然你就没有能力去捍卫你所坚持的。但是，如果要选择的是一套虚假的东西，那摇滚乐就不好玩了，真正的混蛋们将去做别的，而从摇滚乐里面绝迹。
以前木马乐队做第一张唱片那个状态，已经不可能再出现，那时的创作缺了曹操和小胡冯雷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到。当我把一首歌的主歌副歌结构大概定好，我们就进入不断编排和试验的漫长过程，绞尽脑汁也榨干体力，跟自己搏斗也跟乐队搏斗，吵架甚至打架，打完再接着弄，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中途放弃。只有在不挣钱的年代，或者特别挣钱的年代，才可能做到。那个年代可以出真正原创性的作品，好不好听是一回事，但是精神和态度是特别纯粹的原创。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跟汉亚的签约结束后，觉得国内也没有合适的公司，就一直独立做音乐。
走了那么多路，我一直控制着自己，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现在我控制自己不要去做生意。我想得特明白，我不喜欢车，到现在也不会开。我也不喜欢装修房子，只要是独自呆着舒服就行。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写出几首歌，还有多少精力去台上蹦跶，但我知道怎样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想，如果现在就死去，我能阻止它吗？我最在乎什么？我能记起什么？还有什么是重要和非如此不可的吗？是否还想再到这个世界遨游一番……这么想不是我疯了，也不是为了让自己颓废，是为了更清晰更有条理地去面对明天。
我还觉得，对姑娘的感觉永远要存在，得想宝藏一样要保护这个东西，不能释放出去。我们乐队从没戏过歌迷，这是工作。但是你的感觉要永远在状态里。你写东西的时候，对一个地方的喜爱能让你写出一首歌吗？不可能，那叫游记。对一辆车的喜爱能写首歌吗？不可能，那是说明书。在酒吧里遇到一个妞，带着回去，第二天起来各自走了。这不可能写出歌，释放一下而已。有可能一百个姑娘睡过来你也写不出歌。但哪天你走在路上，看到一幅海报，上面有个姑娘，一下你爱上她了，希望她是永远的，希望感受她的感觉，希望看到她眼里的世界，这个是最宝贵的。就是那种心里的感觉，依附在对一个地方，对一辆车的喜爱上，这才是歌。那个感觉是真实的感觉。所有人都是在雾里面摸索，好多人还以为自己触碰的是真的呢。我十几岁就搞明白这事了，姑娘一定得广交，朋友不能广交，因为姑娘让你成为自己，朋友让你成为他们。
现在的姑娘喜欢什么？“鲜肉淋漓”？真正的流氓怎么办？他们已经日落西山，但不是没有了，只是收起光芒而已。
跟棉棉在上海。
大汗淋漓巡演杭州站。
巡演中的木马。
—— 完 ——
题图：木马给时尚杂志拍摄的照片。
图片均由被访者提供。《丝绒公路》宣传照摄影师梅远贵，杂志与木马乐队时期宣传照摄影师时小凡。部分照片摄影师由于年代久远难以想起，如有需要请联系木马：[email protected]。
有事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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