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命国运

                  书命国运

  一个国家推行好的民主制度一定是离不开有着良好素质的民众，国民性的塑造怎么离不开教育，而在教育之前，还有一样最基本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东西——书。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那几页文字，它往往作为一个缩影点，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兴衰，一个民族的浮沉。书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有着隐喻的联系，尤其是那些国家之书。某种意义上，看一个人如何对待书，便可粗略判断这个人的文化命数。于一个时代的群体而言，亦如此。

  甲午首败，一战而众人皆醒矣。清一代的知识精英们创造了一个新词“变局”来形容国运的急转直下。“古今之变局”“天地一大变”“四千年未有之奇局”“五千年之大变局”“千万年未有之变局”，人们无不惊谔于我天朝上国怎么就国运危难了呢？关于甲午战争，国内的研究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而我们回到甲午战前，以书为切入口，重新考量那个时代的中日两国，我们会发现，国家的命运，其实早就暗含在书的命运之中了。

  福泽谕吉，这是一位在日本明治维新中有着教父般地位的人物。1862年，作为一名微不足道的翻译，福泽谕吉随幕府出洋。在欧洲的所见所闻让福泽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回国后，福泽整理自己的笔记，参考了一些西方的著作，写成《西洋事情》一书。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这是一本改变日本历史的畅销书，正版加上盗版，创下了25万册的销量。忧国爱民的日本人士，几乎人手一本，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也是福泽呕心的杰作，充满睿智的表现，显示其思想体系初告成立。

  这一年，60多岁的徐继畲也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呕心之作《瀛寰志略》当作教科书在同文馆开始讲习。但是，这本书的畅销迟到了20年。徐继畲本是山西五台人，因长期连续供职于福建、两广之地，便与外部世界有了密切的联系。鸦片战争时，徐继畲正在汀漳龙道的任上，其驻地与厦门仅一水之隔。厦门的沦陷，他是亲眼目睹的，徐继畲兼任闽浙总督后开始得以和外国人交往加密，了解到很多国外的情报。在当时的中国，一个超越时代的人注定要遇到诸多诘难。之后他的书一问世，自然非议纷纷。他的好友张穆批评他“黄清一统舆图”置于亚洲总图下。并且说：春秋体例，严于内外二字，谈海外异闻及各国信史，最好用存疑的口气。不要想明朝的徐光启，李之藻那样，“遂而负谤至今”。一个外来者史密斯发现了徐继畲的与众不同，称赞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但在国内《瀛寰志略》一出“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徐继畲官也丢了，只好回老家教书。当时名声卓著的曾国藩对徐继畲此书也有委婉的批评称“颇张大英夷”，说白了就是长英国人威风，灭自己的面子。

    《西洋事情》与《瀛寰志略》，两本相似的书，却有着不同的结局。在两本书的后面，不是两个人的命运，而是两个国家的命运。尽管1866年徐继畲得到了一生中最好的机会，他开始负责管理同文馆，《瀛寰志略》也在迟到20年后终于被当成教科书。但20年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徐继畲回家坐冷板凳的时候，福泽谕吉则继续自己的西方之旅。他写了更多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的书。《劝学论》开宗明义宣称：“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这句话好比神的启示一样，给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数日本人带来无比的振奋。很多人因受这部书的启蒙，恍然大悟到个人的尊严，能在独立自由的新天地间，获得精神解放。这部书，如以每篇销行量20万册计算，大约有340万册传布与民间。如此盛况，诚可用“洛阳纸贵”来形容。

    而回看中国，《瀛寰志略》在开始编著的时候，中国另一本时代巨作《海国图志》已经完成，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这是部大书，但显然只限于在上层精英社会中流通。即便如此，已经不习惯读禁书的守旧派们仍然对比横加指责，结果此书20年间只印了1000册左右。让我们特别注意这两个数字：20年，1000册。一年印50册，这是什么概念？当时中国的绅士有150万左右，而有读书能力的人也有350万左右。那你可以想象这本书有多么不受待见了。后来，《海国图志》竟然在中国绝版了，日本人盐谷世弘也为之义愤：“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国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去！”

  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海关从船上翻出了三部《海国图志》。此书迅速传开来，成为奇货可居的紧俏图书。于是日本不断从中国“走私”和自己翻印，以至于《海国图志》最后在日本出现了15个不同的版本，有的则被官方征用。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的价格涨了3倍。佐久间象山在读到此书后拍案叫绝：“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海国图志》由是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半个多世纪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谈到这本书时总感到费解：《海国图志》无论如何都是开眼看世界的一架望远镜，可日本人如获至宝，中国人却又视之如洪水猛兽，清朝的知识分子阶层很少有人愿意翻一翻该书。

  从时间来说，中国睁眼看世界的觉醒要早于日本。从数量来说，从1840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写出了至少22部介绍西方的著作。但吊诡的是，这些对西欧国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都有所涉及的书没有一本销量超过1000册。徐继畲逝世后，郭嵩涛于1876年出使西洋，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寰志略》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描述。郭嵩涛整理自己的笔记，定名为《使西纪程》，这看起来有点像福泽的《西行记》，事实上也一点不逊于前者，但没想到还是有很多人跳出来痛心疾首地责骂此书败坏风气，于是劈里啪啦一道奏折，光绪皇帝最后下令销毁书版。

  还有一本书的故事或许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在李鸿章前往日本下关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际，前驻日公使黄遵宪呕心沥血之作《日本国志》终于问世，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种种变化一一被记录在案。然而，这同样是一本迟到了8年的书。1887年黄遵宪写完这部40卷的巨著，次年即携书稿北上入京，取道天津而将稿本上呈给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先对该书做了表扬，但最后写下了关键的评语：“日本摹仿泰西，仅得形似。”意思是官员们大概没几个会注意这“形似”的东西是什么。1889年黄遵宪南下回乡，绕道广州，拜访张之洞，目的同样是将此书由官方出版。张之洞同样对该书做出了相当实在的评语，结果“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无人翻阅。”官方出版行不通，那就只能自费出版了。但是本书即将付梓印刷时，清政府派黄遵宪任新加坡总领事，刻书一事自然停了下来。1894年黄遵宪即将卸任回国时，又回想起此事。书成，甲午战争落幕。

  后来梁启超在《日本国志》中感慨道：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党、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于今日也。接到出版后的《日本国志》，张之洞抛卷长叹：“此书早布，省岁币二万万。”1898年总理衙门翻刻此书。十年等一回，此时已是“箧藏名士株连籍，壁挂群雄豆剖图。”

  日本有《西洋事情》、《劝学论》，中国有《瀛寰志略》、《海国图志》、《日本国志》、《使西纪程》。相似的书，截然不同的命运，透过书的命运，我们又可以窥见这两个民族的命运。一本又一本国家之书，不见于庙堂，不见于民间，只流落到若干精英人士手中，然后就此灰飞烟灭。一个本可以挽回的时代无可避免地以加速度的方式坠落了。一本书不足以改变国家的命运吗？两本呢？三本呢？

    对于代表先进的国家之书，中国人抵制，日本人追捧，这两种迥异的态度背后，折射的是两个民族对时代发展潮流的把握。认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定位，对一个人来说相当重要，对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晚清的中国已经容不下一本书了。不但是来自清政府的权威，更多的是来自传统卫道士们，不是几个人，而是绝大数的知识结层。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抱残的决心，守旧的力量，延缓着现代民族的觉醒意识和阻扰着现代化的进程。甲午战争中，我泱泱大国的尊严何在？天土之民的尊严何在？谁夺走了我们的尊严？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在不知不觉中丢弃了救国之书也丢弃了挽回尊严的可能。进一步说，在书有失尊严的环境中，这个民族也似乎很难保持应有的尊严。在某种情况下，民族的尊严有赖于书的尊严。对待书的态度，实质上也是对待自己的态度，对待文化的态度。换言之，书的状态是人的心态的物化。由书构成的文化环境若没有尊严感，民族的尊严也很难实现和保全。

  培根说：知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更在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书的命运即在于被传播，通过传播，转而影响整个民族的命运。书有两个生命，它们讲诉自己的故事，也见证了读书人的生活。于个人，你在阅读书的同时，书也在观察你，不动声色地将你的生活拓进它们的身体里。于国家，我们怎样对待书，书也怎么书写我们的未来。所谓欲兴国，必慎以待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