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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在列国：那一场失意的苦旅 》
文/黎峰
孔子三岁丧父，随母亲颜征在移居阙里，并受其教。孔子幼年，“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少时家境贫寒，十五立志于学。及长，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他虚心好学，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0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名学者，并在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有全景式描绘，孔子首先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伦理哲学家、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然后才勉强称得上是半个政治家。
孔子一生热衷于从事政治，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思想，但最高统治者对他始终是采取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但政绩颇具，政声颇高，政位也提升很快，终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了。
此时他已55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其间东奔西走14年，苟全性命于诸侯，“得君行道”理想无法诉诸实践，68岁被鲁国迎回，至73岁终老仍不得用。孔子执著于政治、失意于政治，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人为的原因也很突出，致使其“干七十余君”而不得用，让人为之扼腕。这些人为的因素 ，从历史和人性的不同侧面，向我们展示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惨烈，也还原了孔子作为一个无可奈何的政治浪子的悲剧形象。
一、齐景公与晏婴：孔子政治热情的挑逗者和终弃者。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昭公二十年，孔子30岁，齐景公与晏婴出访鲁国，提出要见孔子，见面后齐景公与孔子讨论了秦穆公称霸问题，双方应该谈的很愉快、很投缘，孔子认为“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言外之意齐景公的条件不比秦穆公差；更重要的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志向：“身举五 ， 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暗示齐景公要不拘一格用人才，方可称霸，齐景公很是认同。
这件事过后五年，鲁昭公与季氏、孟氏、叔氏三家反目，昭公败而奔于齐，受到齐国接待，孔子随后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并试图接近齐景公。次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景公深以为是，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大悦，准备把尼谿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
到这里，孔子的政治前途一片大好。然而，不能高兴的太早。齐国有名的贤大夫晏婴出场了，他可不是来送人情的，他是来泼冷水的。理由是：夫孺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居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 民也。”看来晏子对孔子的繁文缛节的那一套不感冒，认为其脱离实际，有哗众取宠之嫌。这固然也说的过去，但就此而断孔子的后路，不是君子所为，也暴露了他的妒贤之心。
孔子说过：“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恰是这个孔子欣赏的贤大夫，为孔子在齐国的政治立足画上了句号，也应了“人心难测”那句古话。 太史公记述到此，仍难心平，继续刻画齐景公的政治无赖嘴脸：“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季孟之间待之。”五年前的情投意合到此彻底烟消，孔子至此沦为一个政治乞讨者，再呆下去实属无聊。
果然，随后又发生了齐国一些大夫欲加害孔子的异事，（或为晏婴指使挑唆？）孔子不得已又求救景公，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论语·微子》）这属于变相的下逐客令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其实，齐景公真的老而无用吗？十年之后的鲁定公十年，还是这个齐景公和晏婴，又在齐鲁夹谷之会上上演了一场闹剧，最终被孔子予以痛击。而后，孔子终被齐国离间，逃离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政治流亡。
二、祸起三家，去国游哉，维以卒岁。
当时的鲁国，昭公客死齐之乾侯，定公初立，政权实际掌握在季、叔、孟三家世卿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故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但“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焉”。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经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一年，四方皆则之”，由此而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
孔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鸣时人皆弃之踩之，其鸣时也有人不舒服。尤其是齐国，惦记孔子的人还真不少，而且来头颇大。是年夏天，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这个黎鉏，可能也是当年孔子在齐时欲加害之的帮凶之一，找了个牵强的理由，撺掇景公上钩，景公一听“其势危齐”，“乃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
具体的细节就不说了，孔子在会上做了一件震惊齐鲁的事：把齐国戏鲁的奏乐的优倡侏儒一律斩杀，理由很正当：“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干的相当漂亮，齐国相当后怕，“乃归所侵鲁之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孔子报了受齐怠慢的一箭之仇后，开始对国内的政治集团动手术。他向定公提出“削弱三桓，堕其三都”的政治主张，坚决打击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的垄断操控，这是一场公开的国内政治斗争，可惜没有进行到底，却因此暴露了孔子与三家的矛盾，使孔子陷入孤立。之后一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鲁国大治，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又引起了齐国的极大不安。
黎鉏在景公、晏婴授意之下，“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硬的不行，他们来软的，瓦解不了你的斗志，就消磨你的意志，齐国乱鲁，可谓殚精竭力，在诉诸武力争夺地盘的春秋时代，这也算是出其不意了。
果然，三家之中的季桓子首先中弹，随后拉鲁君下水，接着更是“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对此孔子非常失望，却又无可奈何。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孔子在鲁国的政治生命已走到尽头。
在齐国的苦心经营之下，孔子屡屡中弹，徒然离家去国，留下一个无法收拾的政治乱摊子。“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悠哉游哉，维以卒岁”！一首离歌，也是他政治命运的绝唱。
三、在卫多反复，必也正名乎。
孔子离鲁适卫，身边跟着他最忠心的爱徒子路。起始，孔子被安顿在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闻孔子来，喜不自胜，亲自关心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灵公亦致六万。这对孔子来说真是既愧且喜，心里定视灵公可爱无比，以为找到了知音、依靠。
可是好景不长，灵公是个耳朵不干净的主儿，有人在他耳边一通乱谈，他不仅信以为真，还派公孙余去监视孔子，搞的孔子惶恐不安。于是，享受灵公给的政治待遇仅十个月，孔子便离开了卫国。
下一站，孔子准备去陈国碰碰运气。路过匡地的时候，又出了乱子。匡人因孔子长得颇像季氏家臣阳虎，误以为他是阳虎，阳虎曾经欺凌匡人，匡人恨之，于是拘孔子凡五天，受尽惊吓。幸亏孔子机智，“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来了个以假制假，然后才得以摆脱离去。
孔子打消去陈的念头，经过蒲地，用了一月的时间，又返回卫国，住在蘧伯玉家。这一回，他打算通过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找找门路，见到南子，以礼相答，南子似有相助之意，但这件事引起了子路的不高兴，子路为什么不高兴，他是怎么想的，不得而知，后人多有猜测，以其不屑于孔子走后门拉关系居多，但孔子当场就发了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
这样等了一个月，仍没见消息动静。卫灵公表现正常，“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把孔子冷淡得如同没看见，这简直就是侮辱人格，孔子哪里受得了这种窝囊气？他以蒙羞者的身份说了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也！”便愤然离开了卫国。
所谓祸不单行，就在孔子去卫过曹适宋的当口，一场追杀从天而降。当时，孔子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之下，以宋司马桓 为首的逐孔派闻风而至，欲杀孔子，并故作声势地拔掉大树，显然，他们害怕孔子来抢他们的饭碗，摊薄他们的俸禄，所以不允许孔子师徒在宋国容身。这种强盗式的威慑恐吓孔子已经司空见惯，发了一通“天生德于予，桓 其如予何！”的感慨之后，还是不得已而离开了。
他们一行走到郑国的时候，太史公借郑人之口形容其“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乃欣然笑曰：“然哉！然哉！”可见当时情景之凄凉露骨。
而后，孔子居陈三年，又去陈过蒲，遇蒲之内乱，避之犹恐不及，乃率弟子“宁斗而死”为之，终得脱。思来想去，乃不顾与蒲人“不得去卫”的盟约，又回到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孔子两去三复于卫，对灵公的无常嘴脸渐渐看透，心里的期望值也打了折扣。果然，灵公问兵阵而不行兵事，敷衍塞责，又以老而怠于政，终不用孔子。孔子谓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返回卫国，蹉跎岁月，岁已六十。
四、困于陈蔡，遇隐不群，大音希声。
孔子离开卫国不久，又到了陈国。幸运的是，他离卫不久，卫灵公卒，其太子曾因得罪灵公宠姬南子而逃离了卫国，国君之位交由其孙，是为卫出公。这是卫国极不平静的一段日子。如果孔子在卫，恐怕多有波及，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然正如人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乏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在那个用战争换得存在话语权的时代，天下就没有太平的地方。所幸战争的血腥能唤醒某些人的良知，使教训得以吸取。鲁哀公四年，季桓子弥留之际叮嘱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
桓子死后，季康子欲召孔子。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因之召冉求。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贡知孔子思归，告冉求，“即用，以孔子为召”云。
孔子在陈一年，复迁于蔡三年，终不得志，反而饱受战争之苦。然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期间自蔡国到叶，叶公问政于孔子。子曰：“政在来远附迩。”并以“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来自嘲。从叶返蔡途中，遇隐者长沮、桀溺，抚然曰：“鸟兽不可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又闻子路遇丈人，却寻而不遇。
是年吴伐陈，楚救陈，驻军于城父，听说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准备前往行拜礼，陈蔡的一些大夫私下里商量说：“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这简直是强盗逻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欲置孔子死地而后快，为自保而不惜做历史的罪人。
他们说干就干，分头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着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去到楚国，楚昭王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幸免于一死。 在困于陈蔡期间，孔子对“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进行了反思。发出了“吾道非邪？吾何为与此？”的沉重感慨。十余年的政治流浪，给孔子的打击是巨大的，回顾过往，心有戚戚，然孔子是压不垮的，任是磨难千重万重，终究“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也”。
太史公借颜回之口送上祝福和安慰：“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 然言犹在耳，历史的悲剧重又上演。孔子到了楚国，楚昭王打算将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又一个孔子的反对者站了出来，他就是楚令尹子西。
子西连问了楚王四个问题：“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 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子西的结论是：“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于是楚王再也不提这事了。
这年秋天，楚昭王死于城父。孔子自楚又回到卫，凡四年，才在冉求的活动之下，回到阔别十四年的鲁国。周游列国以一种“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的悲剧结束。
回顾孔子一生，从政之路坎坷崎岖，人为的阻挠因素居多，此乃人性之险恶，嫉贤妒才的社会现实古已有之，民族之劣根性沿至今不仅未有收敛反呈愈演愈烈之势，所以孔子虽欲以“温、良、恭、俭、让”得之，奈何宵小之徒不得见容，故空有治世之才，徒然伤悲而已。
子路曾经讲：“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儒家认为不做官是不对的，君子出来做官，只是尽应尽职责。至于他们的政治主张行不通，好像早已不言自明。
今天看来，孔子的伟大反不在于才为所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事又何谈才为所用？其伟大在于他以圣贤之身为社会图影、素描，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用光芒照亮黑暗，以理想引领现实，其“和而不同”的节操，终究要经现实人事的打磨，方显难能可贵，《春秋》出于困厄，而《春秋》作则乱臣贼子惧。政治上的显赫可以红极一时，而历尽千秋万世不朽者，还是《春秋》，还是其博大精深闪耀着智慧的思想。
孔子以困于一个时代的献身精神，总结出经世致用的文化遗产和政治财富，这也是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历史背后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