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御笔书名的“岳麓书院”，历经千年魅力永续

中国古代书院，兴起于唐，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记载：“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在《新唐书·百官志》中记载：“唐开元六年，将乾元院改为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又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这是史料中有关书院最早的记载。是唐代为了搜集图书、校刊经籍，撰写文章的场所，而非教育机构，也非朝廷的正式办事机构。

最早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是白鹿洞书院，与它一起兴起的还有众多书院，这是与宋朝建国初期的形势相适应的。

我们都知道，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建立了大宋政权。但当时的内外形势，还不允许赵匡胤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北方的燕云十六州，还掌握在强辽手中，而辽国时有南下之意；南方还有荆南、南唐、吴越等政权；西南方，大理、吐蕃也各自为政，不来臣服；西北部，西夏政权正日益壮大，虎视眈眈……宋初几十年间，官学几乎停办，只有国子监和太学在勉强支撑。

另一方面，国家又需要大量的贤良之士。这一巨大的需求矛盾，让地方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兴办私学，教书育人。北宋政府因势利导，一方面大力提倡科举，增加取士名额，吸收优秀知识分子为朝廷效力；另一方面，通过赐田、赐额、赐书、召见山长、封官嘉奖等方式，大力鼓励和支持书院。于是各类书院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

岳麓书院就是这众多书院中的一个。它的前身，是唐末五代僧人智璇等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开辟一片土地，修建几间房屋，“以居士类”建起的学舍。许多隐居在周围的学者，听到消息后，都来到这里“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到了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通判孙逢吉，就把这个地方改为岳麓书院，并进行了适当的改扩建，拥有了讲堂5间，斋舍52间的规模。咸平二年（999），知州李允则再一次进行改扩建，达到了“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的规模。又上奏朝廷，“请辟水田，供春秋之释曲，奏颁文疏，备生徒之肄业”，算是得到了朝廷的认可。逐步奠定了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和设置学田四部分构成的基本格局，具备了教育功能，每年招生名额60人。二年后（1001），李允则又上奏朝廷，不仅为书院请领了御赐的国子监诸经义疏、释文及《史记》《玉篇》《唐韵》等书，还被允许在湘江西岩再建一所湘西书院。

到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著名经学家周式出任岳麓书院的首任山长。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将自己经学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深得世人的尊敬。宋真宗非常赏识周式的学识，大中祥符8年（1015），召见周式，想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但周式想到岳麓书院正在发展阶段，就一再向皇帝请辞。宋真宗也被他打动了，就任命他为岳麓书院敕额，增给中秘书，仍让他回到了岳麓书院。宋真宗还亲手题写了“岳麓书院”的匾额，岳麓书院由此名气大增。

一千多年来，无论环境怎么变化，岳麓书院始终兴学不辍。以张栻确立的“传道以济斯民”为教育方针，为文脉的传承和国家的发展培养了彭龟年、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等大批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

1926年，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千年书院的精神仍将继续传承，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培养新一代优秀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