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起，人类心智开化，学会了以物易物，让生活有了质的变化，让人类得以进步，可随着人类不断的进化，人们愈发的娴熟，运用自如，好像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
堂姐生活在船上，用苏北话说就是“毛子”（野蛮、还没智化）。
在我幼时，听到最多的就是：死丫头，又跟男人跑了。
年幼我理解不了。
跟人跑了，像家里的小狗一样吗？给点吃的就跟不认识的人走，还是是像我一样。成天跟着一帮大孩子到处野，到处疯？
听多了大人的谈话，又听到：真不要脸，好好日子不过，天天跟他在一块睡觉。
噢！原来是睡觉啊！
这有什么关系呢？
谁不睡觉？在课堂上，如果老师讲的实在无聊，我就会昏昏欲睡。下午母亲让我去放鹅，看着一群黄蓉蓉的身躯，不停逐草而食的时候，柔和的日光里，我也会昏昏而睡，直到一阵风蛮横的灌进我的身体，才会不情愿的醒来。
在我看来，睡觉无非就是：无聊的时候做件让自己舒服的事。有何不可。
姐夫在他母亲的带领下，用一根扁担挑着二个用网兜罩住的铁皮桶进的我家。
桶里全是螃蟹。长这么大，我真没见过这么多螃蟹，每天看着它们个个张牙舞爪，嘟、嘟、嘟的吐泡泡。
姐夫长的很“憨厚”，在我有限的词汇里，“无害”形容他再好不过。
他没什么话，见人就是笑，一口白牙对着日光熠熠生辉，左眼角一条鲜红的刀疤歪斜延伸到脸颊，像蚯蚓样引入注目。
可能在母亲的眼里，孩子不管多大，始终都是孩子。
他的母亲代替了他的话语权，激烈昂扬的跟我母亲说着关于堂姐的事情：天天不归家，跟着野男人瞎混，二个孩子也不管。我家二子，一棍子砸不出个屁，天天就知道张网捕鱼。不管怎么说，孩子要妈妈，屋里也不能没个女人，帮劝劝，好好过日子。
晚上母亲带着一肚子的怒火找到堂姐，从家长里短说到了礼义廉耻，堂姐低头听着，不反驳，不接受。
母亲看硬的不行，又来个曲线救国。
从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说到堂姐兄妹三人的成长经历。
堂姐抵不住这一轮攻击，眼泪像没拧紧的水笼头，滴答滴答。
第二天早上，姐夫赶了个大早，在母亲不住的嘱咐声里，将堂姐接了回去。人走了，母亲的身子也松塌下来，一声长叹：死丫头，苦命人，命啊！
堂姐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下面还有一弟一妹。乡下的孩子纯属成年人狂欢之后的附带品，是累赘，是希望。
堂姐没有上过学，小小年纪就参与了家里的生计。
大爷（大伯）是个酒鬼，还是个赌徒，人都说物以类聚，大娘也大抵如此，也正好应了那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大爷整日忙着喝酒赌牌九，大娘整日忙着听戏看热闹，我父亲曾跟说过一个故事，用来挪喻大爷大娘：一对夫妻非常懒惰，懒到不洗脸，不洗锅碗。一日夜里，家里进了贼，父亲俩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妻子使唤丈夫去看，丈夫不去，妻子急了，骂他不是男人，丈夫才一步三回头的出门查看。刚刚出门，早已守候多时的贼人一刀迎面划来，丈夫躲避不急，捂着脸山呼海叫。贼人可能怕出事，没有久留，走时顺手将他家的锅提溜走了。
妻子在床上听了许久，外面除了丈夫嚎叫声，再无动静。起身出门，扶起丈夫，丈夫声泪俱下的比划着：我中刀了。
妻子就着月光一看，脸上一道深深的划痕，深可见肤。一个巴掌甩过来：蠢货，没划到你，都被你脸上的泥污挡掉了。
丈夫听完破涕为笑，可没多久又哭了。妻子不解，又怎么了？
丈夫哆哆嗦嗦的指着灶台说：贼人把咱家的锅拿走了，这锅没了，咱们怎么吃饭，不得活活饿死。
妻子就着月光进厨房一看，自家的锅真的没有了，原来那个锅换成了一个油光锃亮的新锅。（贼将他家的锅上的污垢提走了）
村里种的谷子，家家都能收个几百斤，唯独大爷家年年勉强果腹。母亲有时会劝大娘：那谷子都快烂在地里了，你少玩会，用刀把它割了。
“为什么我去割？他怎么不去？他能玩，我也能玩。”
每天二人就是比赛般的玩乐。
有时姐弟三人没饭吃，母亲就会帮他们接到家里，多数时间里，他们就像荒地里的野草，自生自灭。
一九八几年，传统农耕刚刚被机械取代，大爷就想弄个机械代替人工劳作，他认为这样就不会让粮食烂在地里了，可当时一个“常柴”的拖拉机头，差不多要二千多块。
在人均收入只有几十上百的年代，上哪去弄这笔巨款。
十七岁的堂姐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
小村围水而建，水边小港停着很多渔船，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渔民依靠捕鱼、运输，过的比岸上富足。可即使如此，岸上人却大多都瞧不起船上的，私下里大家都叫他们“毛子”，幼时搞不懂：同吃一河水，却养出二种人。
毛子基本都不识字，说着一种和我们不同的语言，由于整日漂泊在船上，在许多老人眼里就像无根野草一样，落了叶也归不了“根”。虽然过的很好，有鱼有肉，却没有女孩愿意嫁过去，多数都是家里实在不济，男孩入赘到船上。
年龄大的毛子想要娶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买。
交易的本质就是买、卖，当二种需求找到了契口，一切似乎那么合丝合缝，大爷没有问过堂姐的想法，就那么匆忙的把她嫁了出去。在拿到钱的第二天大爷就换成了村里的第一台拖拉机。
拖拉机只用了不到一年，第二年春，由于酒色的腐蚀，大爷就被肝癌夺去了性命。大爷走后，大娘玩的更是肆无忌惮，我小时候曾称她为：张小姐。
堂哥虽然成绩很好，可由于家庭的情况，最终以中考全乡第三名的成绩结束了学业，中考结束后，母亲将当年父亲结婚时买的军大衣赠予堂哥，堂哥穿着父亲的衣服外出打工，一晃二十几年，堂哥最终也没回来，在江西落了根。
二姐跟人去的浙江打工，最后也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唯独大姐，像停在港口的那艘大船，不管风吹雨打、潮涨潮落，像被铁锚固定在那一样，摇曳、平静。
往后多年，每当提及大爷、大娘，父亲的口气都是不屑，末了再加上一句：缺德。对于堂哥多数人都是惋惜。
堂姐由于和我们离得不算远，时不时的还有一些走动。
多数的时间里，堂姐和姐夫还保持着名存实亡的关系，照顾家庭，养育孩子，母亲也不会再去劝说她了。
每次我去船上，姐夫老远看到我就一脸笑容的喊我：娃他舅来啦，吃饭吗？中午别走，弄小鸭子给你吃。
说完拿起竹竿赶鸭子、逮鸭子，一人坐在船头打理。
在他不多的词汇里，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是他最真实的心意。
他们俩很早就分桌而食了，每次我去的时候都会喊上姐夫一起吃饭，堂姐虽然嘴上不悦，可终究也没说过什么。
我有时会问堂姐：孩子都那么大了，不能好好过啊？
堂姐一边洗碗一边对我摇头。
船上风大，透过二边对开的门廊呜呜的吹着，像是诉求，像是呜咽。
诉求给谁听？呜咽给谁听？
在这个世界，所谓的伦理纲常、礼义廉耻不过都是一些无耻混蛋的措辞，他们站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用他们认为是真确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别人。可是他们没有发现，他们只是一群站在阴影里的鬼魅，如果有天，让他们站在烈烈日光下，他们又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