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回忆录中的小说笔法
——读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
《新文学史料》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茅盾的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其时郭沫若已经在几个月前（1978年6月12日）去世。按照现代文学鲁、郭、茅、巴、老、曹的座次，茅盾理所当然成为文坛祭酒。《新文学史料》把茅盾的回忆录放在第一篇，自然可以彰显自己的来头不容小觑。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一样，是图书界响当当的品牌，现在已经成了图书品质的一个标签，读书人无人不晓，想必也无人没买过它出的书，以前专门出版汉译西方学术名著，现在也出原创著作了。哪位学人能在这家出版社出本书，自可身价倍增。它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机构，1897年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创办于上海。《天演论》、《国富论》、《辞源》、《万有文库》、《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词典》等对中国现代文化有重大影响的图书和丛书都是它出的。当年出版大、中、小学教科书在它的业务中也占了很大比重。另外它还编辑出版过《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数十种杂志。茅盾的文学生涯就是从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起步的。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结束在北京大学预科的学习，进入商务印书馆英文部工作，翻译了卡本脱《衣》、《食》、《住》三本科普读物，编出了中国第一本中国寓言选本《中国寓言初编》，协助朱元善编辑《学生杂志》，写了《学生与社会》、《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履人传》、《缝工传》等宣传新文化、鼓励青年学子肩负起爱国责任的文章，还写了《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这种系统介绍托尔斯泰文学成就并宣传十月革命的长文；另外他还编写了二十多篇童话。可以说这段时间对茅盾来讲既是他作为商务印书馆职员的见习期，也是他作为文学家的见习期。一九一九年底，商务印书馆受“五四”新思潮的裹挟，决定在该社出版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中拿出三分之一的篇幅刊登新文学作品。年轻且思想紧跟时代的茅盾受邀担任这一部分的编辑。经过一年的旧中掺新的尝试，印书馆尝到了甜头，遂将《小说月报》彻底革新。茅盾升为主编，不到二十五岁即成为当时文坛颇有号召力的风云人物。他主要邀请同时期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同仁为该刊供稿，以致后人把《小说月报》当成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单纯从隶属关系来看，这种说法自然是不准确的，因为这本刊物不属于文学研究会。但从它的实际作用来看，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中回顾了自己初进商务印书馆的工作生活情况，内容很丰富，当中也提到了张元济协助夏瑞芳等人创办商务印书馆的情况：
张（元济）来自浙江省海盐县名门望族，少年科举得意，翰林散馆后任京官，戊戌维新时，他虽非康、梁一派，但赞成维新，曾蒙光绪召见，曾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政变后，他逃出北京，暂寓上海养晦待时。因偶然机会，得识夏粹方（夏瑞芳字粹方。——引者注）、鲍氏三兄弟，就帮助夏办起中国第一个新式出版机构。夏粹方原是上海《字林西报》排字工头，那时能排英文的工人绝少，所以工资高（商务印刷所的英文排字工人的工资比排中文的高约一倍）。积资既多，自己办一个小印刷所，招收宁波工人十来名，名为商务印书馆，主要业务是招揽小件印刷品，并不是出版机构，但颇有盈余。约在1900年左右，扩充资本，翻印了一些英文课本。1902年后，方设立编译所，1903年张菊生（张元济字菊生。——引者注）任编译所所长。
这就是说，商务印书馆是由一家小印刷所发展起来的。如今让众多学界中人高攀不起的文化殿堂原来是由几个排版工人创建的。张元济虽不是创始人之一，但在商务印书馆的转型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编译所是商务印书馆转型后成立的第一个编辑部门，这也确立了这家名闻遐迩的出版机构以后的主攻方向。
这篇回忆录还可以让读者一窥早期商务印书馆的机构设置、运作机制等情况：
现在想说一下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区分某某部的不合理的情况。正式有“部”的名称的，只有三个：英文部，国文部，理化部。……理化部顾名思义是编辑中学校用的物理、化学、动植物学教科书的，也的确在编这些书。可是，鼎鼎大名的《东方杂志》却附在理化部内，而且部长杜亚泉却是主编。至于国文部，最为庞杂。国文部部长庄俞只管编辑小学、中学教科书，不管也算是“国文部”中人员的孙毓修和我，还有编《教育杂志》和《学生杂志》的朱元善，以及正在编辑《综合英汉大辞典》的主任黄士复、江铁及其它一些同编者。
茅盾还在回忆录中透露了商务印书馆中的职场潜规则及弊端：
胡雄才又悄悄告诉我，编译所中有好多人月薪百元，但长年既不编亦不译，只见他每天这里瞧瞧那里看看，或则与人（和他同样的高薪而无所事事者）咬耳朵说话。这些人都有特别后台、特殊社会背景。商务老板豢养这些人是有特殊用心的。
了解了这种内幕的茅盾感慨道：“真料不到这个‘知识之府’也是个变相的官场”，枉费了作者母亲在托人帮作者找工作时特意嘱咐不要把儿子弄到官场去的良苦用心。后来茅盾自己也受到这种职场潜规则的侵害：
到本年年底，我进商务编译所恰满五个月，会计送来薪水附一通知，自下年正月起每月薪水三十元，即每月加了六元。孙愤然为我不平，说，五个月译了两本半书，人家一年译一本的，月薪六七十元。他们欺侮你年纪小，我去为你说说。他又借此发牢骚，说他自己为商务做了不少事，熬了十年，月薪尚止百元，而左右前后，终日无所事事者，却拿百元以上高薪，无非后台有人而已。
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样的积弊并没耽误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出版行业的翘楚。这才是让人禁不住要骂娘也只能骂娘的地方。
茅盾在回忆录中用大量篇幅记下了他对经常接触的几位同事的印象。他笔下的英文部同事胡雄才虽然只读完中学，年龄也不大，却耳聪目明，深谙职场三昧，社会经验丰富，曾给作者解释职场潜规则，提醒他应注意什么问题，令作者“大开眼界”。与作者合作译书、编书的版本目录学家孙毓修“年约五十多，是个瘦长个子，有点儿名士派头。他是前清末年就在商务编译所任职，是个高级编译。他似乎又有点儿自卑感，后来我才知道，这自卑感来自他的英文程度实在不算高。” 他搞翻译以“意译”为主，信马由缰，自由发挥，不受原文约束，“我把他译的那几章看了一下，原来他所谓‘与众不同’是译文的骈体色彩很显著；我又对照英文原本抽阅几段，原来他是意译的。如果把他的译作同林琴南的比较，则林译较好者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不失原文的面目，而孙译则不能这样说。”但老先生的古文根底还是相当扎实的。茅盾在回忆录中全文抄录了他的《中国寓言初编序》，骈四俪六，音韵铿锵，文采斐然；辨析寓言这一文体也是条分缕析，沿波讨源，通脱晓畅。但茅盾对此文评价不高：“孙老先生花了半个月时间这篇骈四俪六的长序，中心内容仍是寓、喻不分，而开头引《诗经》的几句以为喻言之始祖，却又接以‘楚骚既延其波，汉赋复宗其例’，他把我们称之为形象思维的统统称之为喻言，至于‘公孙论名，借观于白马’显然牛头不对马嘴。那时我对先秦哲学虽无研究，但在学校选读先秦诸子时，也知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是名家辩术之一例，从此可知不能与‘孟子言性，取象于湍水’相并而论。至于书中所收《愚公移山》、《夸父逐日》则是神话，既非寓言，也不是喻言。”茅盾这样说也不无道理，但也有点儿吹毛求疵。自其异者而观之，寓言、喻言之间自然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的区别；自其同者而观之，也不妨说二者同宗同源，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比是人类最核心的思维方式之一，是多种修辞手法和文体的基础。
茅盾的回忆录行文之间处处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名满天下的现实主义作家精细而冷静的观察。与一般人的回忆录只注重写事件的主线、写对大人物的印象不同，茅盾会用大量笔墨写细节、写小人物的言谈行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中，茅盾既写了张元济、高梦旦、孙毓修等名人，也写了胡雄才、谢冠生等普通职员，甚至连一个叫来宝的茶房也不放过：
等了一会儿，来宝来了，帮我把行李装上一辆相当漂亮的小汽车，就对司机说“走！”我以为是出租汽车，来宝说：“这是总经理的车子，出租汽车哪里去找？如果坐黄包车，起码一小时，那就误了事了，是总经理派汽车接我到河南路，又叫原车送我们到编译所。”我有点惊讶地说：“啊！你是编译所茶房。”他点头，又说：“我是南浔人，南浔离乌镇二九路（即十八里），我们也算同乡，有什么事，找我就好了。”我听他的口气不小，猜不透他是什么来头，后来才知道他是编译所茶房的头头，也可以说是编译所茶房的元老，编译所的茶房清一色南浔人，都是他引进来的。
寥寥数笔，客观冷静，无渲染，无褒贬，却把这个人物的精明、谙练刻画出来了。
一般人不会去注意、更不会在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并将其写进回忆录里的环境、氛围等，却是茅盾的兴趣所在。譬如他写初进商务印书馆晋见张元济的经过及见闻：
到了三楼，觉得这所谓三楼同二楼（那是我没有进去的，只在门外经过，里边人声嘈杂）或一楼（即门市部)颇不相称。三楼矮些，又小些，门前倒有较大空地，一人坐在长方桌后，见了我，就说：“先登记。什么姓名?”我答：“沈德鸿”。那人又问：“三点水沈，是么？什么，得？”我答：“是道德的德。”又问：“三点水共字的洪罢?”答曰：“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那人摇头，表示不了解。我又说：“是翩若惊鸿的鸿。”那人睁大了眼，我看他面前的登记簿上，本日已登记到十六号，而我将是第十七号，而此时不过九点钟，可知总经理已会过至少十六个客人了。此时忽听有人说：“是江鸟鸿。”我回头一看，管登记的那个人对面靠墙板凳上坐着四个人，显然是等候传见的。登记人皱着眉头 说：“江鸟鸿，人人都懂，你偏不说。什么事？也得登记。”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大信封来。登记人接过去一看，霍地站了起来，口里念道：“面陈总经理张台启商务印书馆 北京分馆孙”。这个墨笔写的大“孙”字恰恰写在红色印的“馆”字上面。登记人满面笑容，对我说：“我马上去传达。”推开门进去了。
就连写字台的的格式也是茅盾的留意对象：
桌子是两种格式，一是老式的七只抽屉的写字台，又一种是长方形两个抽屉的普通式书桌。各部部长，各杂志编辑主任，还有“英文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都用写字台，高梦旦也用同样的写字台，但英文部部长邝富灼用的，却是大型的最新式有卷帘木罩的写字台。这个写字台的台面三分之一装有高约二尺的木架，分成许多小格，备放各种文件，卷帘木罩就装在木架顶上，把它拉下，就将整个台面罩住，有暗锁。台主人离去时 只要将卷帘式木罩拉下，台面上文件任其放着，上了锁，就同放进柜子一样保险。
这分明就是用写小说的笔法写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