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病（Dutch Disease）是一个和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术语，指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导致货币汇率上升，因而工业出口减少、国内制造业衰退的现象。
在1973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欧洲天然气出口大国荷兰由于能源价格高涨而从天然气出口中获得大量收入，这些收入大大提高了国家社会福利程度。
然而，随着天然气出口的增加，荷兰本国货币荷兰盾的汇率也随之上升，劳动者薪水也同时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大幅攀升，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急速下滑，造成经济恶化。伴随着经济恶化，由于经济增长时期大幅提高的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对政府财政产生了巨大压力，财政赤字也随之急速增加。
当时由柯克首相领导的政府，呼吁各界能够共体时艰以应经济问题，于是下令三年内劳方不得要求加薪，相反的资方做出的承诺是三年内不得裁员，最后经济也开始复苏，多数国家为之头疼的社会福利问题，也只有荷兰找出解决之道。
“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W.M.Corden和J.Peter Neary在1982年给出的。两位作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
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现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
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
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不过，对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尽管这种病症一般是与一种自然资源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但它可能因以下任何一种造成外汇大量流入的事件诱发，其中包括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外国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等。荷兰病”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适用于所有“享受”初级产品出口急剧增加的国家。
荷兰病症状：失业人口与社福支出大幅增加＋过度仰赖出口天然气所得＋政府大幅举债
事实上，荷兰罹患「荷兰病」的原因，并不单只是出口自然资源而已，还有几项重要因素，像是为了建设福利国家体系带来的影响。
荷兰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花了约20年光阴，便将整个福利国家体系建造起来。但在那之后的20年，政府与该套社福体系的负担不断加重，又缺乏足够收入来弥补。即便短期间可以靠出口自然资源（天然气）和举债来增加财政收入，为了社会福利支出而负债太多的现象，成为当时荷兰政治的焦点。毕竟，政府总不能永无止境地借钱，来填补会持续下去的社会福利支出。这个现象也成为「荷兰病」的重要病症。
患病以后，荷兰全国上下耗费了将近20年光阴，才逐渐摆脱相关症状，甚至还曾在21世纪前后，创造出一段受到国际瞩目的「荷兰奇蹟」（Dutch miracle）。
治疗荷兰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病同时具有多种症状，不仅需要强效药，同时也得多管齐下才行。底下，我就来一一介绍荷兰政府从1980年代开始采取的几种药方。
诊治荷兰病的药方1：利用抑制工资上涨和减少工时的策略，创造更多就业
首先，荷兰政府将目标锁定在处理就业问题。政府的策略是降低工资成本，因为此举不仅可改善荷兰货品与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在全球金融海啸不久的2009年第3季，荷兰国内失业率仅有3.7％，几乎傲视所有西方国家。
诊治荷兰病的药方2：缩减政府规模与公务员工资成本
其次，政府将治疗荷兰病的目标，转移到重组政府财政，特別是缩减政府的规模和成本上头。由Ruud Lubbers领导的内阁在1982年组成后，曾提议要从1984年1月起开始，减少政府雇员薪资的3.5％。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提案很快遭到政府雇员的工会反对，还经历一场几乎是荷兰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罢工。故事最终的结局为，1986年起，公部门雇员薪资缩减3％，但工作时数也从每周40小时减少到38小时，每年另可以增加12个额外的假日。
左为Ruud Lubbers，右为Willem Drees。协助荷兰迈向福利国家的重要推手、人称父亲德雷斯的Drees，以及1982年起领导内阁对抗荷兰病的Lubbers，在2013年一项专家与民意调查中，获选为20世纪荷兰最伟大首相的前两名。
诊治荷兰病的药方3：重组福利国家体系
第三个治疗荷兰病的药方，是进行福利国家体系的重组。政府一方面要减少各种社福方案的支付金额，另一方面则要减低请领社福津贴的人数。与此同时，政府还试图重新打造福利国家的诱因体系，以减少政府福利体系的负担。例如，如果一个荷兰国民有「工作赚钱」跟「不工作并请领津贴」等两个选择，前者的诱因将会更吸引人，等同于鼓励原先接受津贴的人，再度回到职场。
诊治荷兰病的药方4：重组政府财政
如同上集所述，「荷兰病」的病征包括过多的政府预算赤字（支出）。即便荷兰能暂时从贩卖天然气得来大量收入，但这项收入来源总有一天会终结，治本方式应是减低政府支出，并让政府财政回到常轨。
荷兰病的治疗期间，几任内阁都采取各类措施，试图重整政府财政。除了前面提到由Lubbers首相领导的内阁，1994年起，在由Wim Kok领导的「紫色内阁」（purple cabinets）时期，财政部长Gerrit Zalm引入新的预算程序，各方达成共识，为接下来期间的政府支出设定上限，即便政府收入增加，支出并不因此而增加。此外，内阁同时也采行保守的经济预测原则，以防各种未预期因素影响到实际经济表现。
1994年开始的荷兰执政联盟最主要的成员，分別是当时首相Wim Kok所属的工党（PvdA）、民主66党（D66）和自由民主人民党（VVD）。之所以称为「紫色内阁」，是由于工党象征之「社会民主」为红色，而自民党象征之「自由」则为蓝色，两者混合后即为紫色。
诊治荷兰病的药方5：加入区域货币集成
最后，荷兰政府也从1980年代起，逐步加强其加入区域货币集成的步伐。当时，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 EMU）设定五项加入条件，其中最关键的一项为，申请国之预算赤字必须不超过每年GDP的3％，整体债务也不能超过GDP的60％。虽然在1997年时，荷兰债务依旧占了GDP的72％，但由于其他四项条件皆已达成，而且比起欧洲许多国家，荷兰的表现已相当不错，因此仍被接受加入。
欧元上路后，理论上所有参与国家都得遵循一致的货币跟财政规则。然而，现实情况总是不尽人意。适逢2003年的经济低迷，荷兰政府仍然无法将赤字压在GDP的3％以下。政府因而引入更紧缩的财政措施。终于，在2006至2008年之间，预算出现小幅剩余，政府债务也减少至50％左右，符合低于不超过GDP的60％的标準。这个情况，再加上极低的失业率，显示荷兰在经过十几年努力后，默默缔造出一段「荷兰奇迹」。
荷兰奇迹后，新的挑战到来
荷兰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1950至1960年代的努力，不仅走出战后的经济衰退期，也建立起整套福利国家体系。从1970年代起，荷兰病的问题，则开始困扰著荷兰。但从1980年代起，又经过一番改革后，荷兰在21世纪前后，在降低失业率、降低依赖社福津贴人口、降低政府负债和赤字等方面均表现亮眼，获得国际注目，并赢得「荷兰奇迹」之美名。
不过，服用任何药物，总是会带来副作用的。如同因为打造福利国家体系，而埋下荷兰病症状一样，荷兰自1980年代以来为了摆脱荷兰病的努力，虽然让她创造一段荷兰奇蹟，却也同样留下一些副作用。更可怕的是，美国掀起的金融海啸，和随后的欧债危机接二连三地向荷兰袭来，荷兰又将走向何方，这得留待未来再说。
参考：oranjeex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