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朝野上下甚少有人考虑海防问题，虽然沿海地区也有一些海防的相关部队和船艇，但大都仅用以缉拿海盗，把收海口，其相关设备和体制都沿用内地的方式。在英国对中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认清形势，当时一些有识之人逐渐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萌发了海防的新思想。从此之后，举国上下议论海防者甚多，形成了一股风气，极大推动了当时的海防发展。但是，晚清当时的海防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的，也走了些弯路，遇到了些挫折和难题。晚清的海防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1840-1861）
在1840年后，海防思想的萌芽开始出现。在广州出任钦差大臣的林则徐认识到当时国内海防力量实在较为薄弱，洋面水战，根本无法对抗。于是，他一方面提出要打持久战，先重视防守，另一方面，积极组建新式海军，提出“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即制造更先进坚固的舰艇；同时建议创建“船炮水军”这一思想也说明林则徐是当时晚清倡导建立近代海军的第一人。另外一名重要人物是魏源。他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他提出“内守既固，乃御外攻”在加强防守，巩固内守的同时，也要提高部队战斗力，即外攻也要重视；此外，他还建议在沿海地区修建造船厂，在广东训练新式水师，使部队能够驾船驶向海外，可以与列强在海上交战。他希望中国的沿海地区可以模仿广东水师的训练模式，从广东到江浙，再到上海，而后“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还有那句最有名的话“师夷长技以制夷”概括了之前林则徐的总体海防思想，为后来的海防发展提供了思路和经验。海防运动曾在东南地区达到高潮，但在《南京条约》签订后，逐步开始衰退。
（二）重倡阶段（1861-1874）
1861到1874年是海防思想的重倡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举国上下有志之士莫不义愤填膺，纷纷思考救国之策。曾国藩提出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李鸿章指出要“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他们的思想大都开始转化为要从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以此来打败列强，也就是魏源的“师夷长技”的重要思想的不断发展的结果。在他们的主张下，海防的发展重新步入正轨，海防思想也开始被提上日程。晚清海防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晚清的创设海军的最早的设计师丁日昌。 1867 年他草拟了《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建议清政府制造轮船 30 艘,分为北洋、中洋、南洋三 路,派提督一员统之。第二年,他又在《条款》上重拟了《海洋水师章程》共六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创设外洋水师的具体方案，给当时的原有的作战体制带来了重大的冲击，但也使得当时的近代水师的建设有制度和思想的相关凭据。《条款》的主要内容有四: (一)购置兵轮、特别是大兵轮,以创设外洋海军; (二)在中国沿海择要改筑西式炮台; (三)创立三洋海军,分区设防; 北洋提督驻天 津,东洋提督驻吴淞,南洋提督驻南澳,“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驳轮船十号”;
(四)精设机 器局,不但制造轮船、枪炮,还要发展民用工业。海防思想重倡之后,洋务派进一步将魏源的“师夷长技”说付诸实践,开设了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广州机器局等造船厂，三厂共建造了近百艘舰船。此外，创设外洋水师方案的提出,不仅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防论的产生,而且表明晚清海防思想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 深化发展阶段（1874-1898）
1874之后，晚清海防开始走向深化发展时期。当时，东南沿海受到列强侵占的同时，中国的的西北地区也遭到沙俄威胁。因而，在当时的清朝展开了一场海防塞防之争，即在当时清政府的军用经费已经非常吃紧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将经费更多的用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海防还是西北地区的塞防。当时，有以主张塞防为重心的塞防派，如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论”，其主张要全力西征，暂且放缓东部的防守“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另一种则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其主张收缩塞防专顾海防。 他认为 :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还有一种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海防并重论”，也是在当时，日本侵犯台湾，沙俄出兵伊犁地区，西北和东部边境均出现危机时出现的。最后，清政府还是选择了左宗棠的“塞防海防并重论”。但其实，无论哪种理论，都是以巩固清朝大局考虑的，不存在偏海防或偏塞防就是不忠的问题。两者主要是在国防决策的一种辩论。当时的清廷国库吃紧，而且不能两线开战，所以两种理论只是考虑如何将有限的资源最大的利用起来，以维护好清王朝的统治。在采取了“塞防海防并重论”后，清政府派遣大军收复伊犁，同时派李鸿章到北洋督办海防,沈葆桢到南洋督办海防,并明发上谕: “海防关系紧要,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
不久，在1879年，日本发动战争，吞并琉球，举国上下再次将目光聚焦到海防问题上。此时，
李鸿章的观念也开始转变，从以陆防为中心发展到海陆并重，即不能只重视陆地上的海岸防守，认为“军事未有不能战之能守者”，他认为，日本已成为中国的大患，对中国将有巨大的威胁。因此，他要求要拥有铁甲船，才能在海上与之对抗。之后，何如璋也向朝廷献言，认为水师应该要组建对应的编制，要明确编制编队，并勤加训练等。当时，马建忠获得了法国的博士学位并回国，为李鸿章办理相应洋务，并上书李鸿章，通过其在西方学习到的西方海军相应的知识，为水师的领导体制，教学训练，人员培训，规章制度的建立都进行了明确的说明。他提醒清政府现在正是发展海军的前所未有的好时机。李鸿章也于1879年向德国订造了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船，再加上1881年从英国回来的两艘快船扬威、超勇，北洋已经拥有了13艘舰船，北洋海军开始初步形成。
1884年以后，晚清海防走向了高潮时期，开始不断设立海防衙门，岸防设施，并继续购进外国先进船艇。1888 年 10 月,《北洋海军章程》经清政府批准,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至此,北洋海军已有2艘铁甲船、7 艘快船、6 艘蚊炮船、6 艘鱼雷艇及其它辅助船 4 艘,共 25 艘各类舰艇。但与与西方列强的强大海军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所以按《章程》的规划,还要添置各类舰船18 艘,共计 43 艘,“以之防守辽渤,救援他处,庶足以壮声威而资调遣。 ” 就晚清时期来说,无论是海防思想还是海防建设,在此阶段中都达到了 其发展的巅峰。
（四） 没落阶段（1898-1907）
由于执政者当时已满足于海军已有的成就，因此新添置船舰的计划未能继续实践。尤其在1898年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沿海重要港口海湾均被夺走，也无法继续发展海军了，海防思想也陷入了停顿。
二、 晚清思想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晚清的海防建设在中国近代的国防发展中有重要地位，但其最后的结果依然令人悲痛，虽然晚清建设取得不小的成就，但其中的教训还是对现在的我们有所启迪的，因此，我总结了以下两点晚清海防发展中的教训。
（一）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自我良好的感觉中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敌人大部分来自内陆，主要也是南部的蛮夷和北部沙俄的势力，海洋除了有一些海盗，再加上闭关锁国的政策，海上威胁较少。因此对海防的重视程度较低。即使实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以及已经有大量的地区沦为殖民地，清政府也没能很好的转变这种观念，对于世界大势过于迟钝，因此不能制定出符合世界的海防战略，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安全观也使得清政府在面对强敌入侵时显得畏手畏脚，只敢防守，不敢轻易进攻。
（二） 个人利益至上的战争利益观
晚清海防力量最终没能强大起来，主要也是受个人利益至上的战争利益观的影响。由于清朝是封建社会，这种利益观首先体现在君主至上。在签订了中法《越南条款》后，清政府颁布上谕提出要“惩前毖后,以大治水师为主”,要求东部沿海各总海防高级官员对此各抒己见 。尽管李鸿章、曾国荃等人提出了要充拓海军的建议,但朝廷并没有认真“审计”他们的奏折,更不要说采纳他们的建议了。只是最后决定“查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 现有船只亦较他处稍多,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并获懿旨允准 。而对于北洋海军,只谈精练,不谈论如何扩充军舰的数量,对于如何“分年次第兴办”,未曾提及一言一句。但其实，大治水师只是打发下面的海防各级官员,其主要是想紧缩海防建设的举动,则大多是出由于慈禧正打算调用大批款项修筑大规模各种园林景园以供玩乐而需收紧海防开支的缘故。据史料记载，1888年45.75万两白银挪到颐和园的建设工程中，，后面几年也有类似的挪动款项的记载，从海军衙门挪用经费共计达325.75万两。
除此之外，官员的个人利益至上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中日海战中,北洋舰队从一开始就表现得畏手畏脚,毫无士气。鸭绿江口被迫一战后,便一蹶不振,斗志丧尽。李鸿章是这场海战的实际指挥者,最初还对舰队有所期望,之后则被北洋舰队的指挥将领牵制,最终上了同一条船,舰队也在威海受困。在海战过程中,他一方面责备北洋舰队将领畏敌不前, 想激发他们在海战中主动出击、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他又为北洋舰队将领的畏战退缩,向清政府打掩护，在奏章中称舰船实力不济,希望能保住大部分船只,其实质就是消极防御。其目的既是为自己的指挥不当而推卸责任,又想保存自己处心积虑多年经营的北洋舰队实力,以保全自己今后的禄位势力。高级将领统帅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下所领导和培植的各种各样的亲信官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