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就是深圳人” ——从30万到2000万

▲ 一次次的产业升级，带动了深圳一波波的人口变迁。（ICPhoto/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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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基建工程兵在深圳完成大小建设工程160多项，曾创下3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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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深圳的港资企业吃香，因为他们能出口。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局面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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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圳，如果你要买房，真的会很累。如果不买房，就凭工资，正常的吃喝玩乐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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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敬奕步

南方周末实习生 曹思佳 黄欣然

责任编辑 | 张玥

深圳，一座没有深圳人的城市，也是一座全都是深圳人的城市。

四十年间，深圳“淘金”的人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从基建工程兵、“三来一补”的农民工，再到电子信息产业吸引来的大学生、工程师、金融从业者，一次次的产业升级，带动了深圳一波波的人口变迁。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深圳市常住人口由1979年的32.35万人，增加到了2006年的846.43万人。根据2019年深圳统计年鉴，深圳市常住人口1344万。如果加上流动人口，已有2000万人。

站在四十年的节点，南方周末记者寻访了见证深圳不同时期变化的深圳人，讲述他们的城市故事。

1993年4月，深圳皇岗开发区，在工厂宿舍前洗头的外来女工。（ICPhoto/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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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工程兵

1978年的宝安县（ 深圳市前身 ）还是一个边陲的农业县，人口三十余万。本地人多是农民，主要职业有三种：种田、捕鱼、养殖生蚝。
1979年，党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特区。由于当时深圳严重缺乏专业施工队伍，中央决定派遣基建工程兵冶金系统一部前往深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是一个特殊兵种，应国家经济、国防工程建设的需要而设立，组建于1966年，至1984年底完成撤销改编。
1979年9月，一支先头部队奔赴深圳，将荒凉的农地变成了热闹的工地。1982年秋，近两万名基建工程兵浩浩荡荡，先后加入了特区建设的队伍，并于1983年6月底全部调遣完毕。
当时的深圳，街道狭窄，建筑破旧，到处都是田地，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时任基建工程兵所属第19团政治处主任的张宝曾撰文回忆，刚到深圳时，发现这里白天暑气袭人、夜晚蚊虫成堆，一到下雨天，“人在床上睡，水在床下流”。
但基建工程兵没有被艰苦的环境吓倒。深圳政协网记录，他们彻底清理了充满垃圾、淤泥的布吉河。当时从香港过罗湖桥进入深圳，铁路两边道路高低不平，十分难行。于是，基建工程兵在广深铁路东面修了一条平坦的市政马路，也就是后来的建设路。
短短几年内，市委、市政府大楼被建成。当年中国建筑史上的标志性建筑——楼高20层的深圳电子大厦，也由工程兵在15个月内建成。罗湖第一栋高层建筑“国商大厦”、深圳第一幢高档酒家、第一座大型商场，都出自工程兵之手。
据《解放军报》报道，基建工程兵在深圳完成大小建设工程160多项，曾创下3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1983年9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改编为深圳市属建筑施工企业的职工。
当年年底，第19团被改编为深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张宝也改任为公司副总经理。集体转业后，单位不再有军费开支，得自己养活自己。
1985年5月，张宝听说要建深圳教育学院，工期几个月，没有工程队愿意建。他立即把工程接下来，安排两个队施工，24小时连轴转，四个月大楼准时竣工。
这项工程让公司的名声一炮打响。教育部门连续安排了数个学校工程给他们，张宝后来也被组织委以重任。他常说：“兵能当好，难道企业就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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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一补”的兴衰

成为特区后，由于毗邻香港，加之有税收、土地、人工等低成本优势，深圳很快进入了“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的加工制造快车道。
1978年12月18日，深圳第一份来料加工协议正式签订，协议甲方为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和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加工厂，乙方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石岩上屋大队提供工人，乙方提供资金、设备、原材料，进行补偿加工贸易，并支付工人工资。这就是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的诞生。
随着“三来一补”发展，大量农民工涌入深圳。
1992年，21岁的李国兴从广东阳江的农村老家来到深圳，目的只有一个——挣钱。他在阳江的服装厂做工，一个月拿两三百元，但一来深圳就能拿450元。
李国兴的第一份工作在“超溢制衣厂”，这是一家香港人开的服装代工厂。厂有1000平米，合作有二十多家加工厂，算是大厂。厂里的工人都是外省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多数来自农村。
李国兴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想来港资企业的人太多，进厂很难。最后他托了关系，进厂负责跟单。“2000年之前，深圳的港资企业比较吃香，因为他们能出口。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局面才转变。”
李国兴比现代年轻人更早明白什么是“996”。当时，工厂规定早上8点上班，忙到晚上十一二点都是常事。因为工作关系，李国兴常常要应酬，他从宝安区的工厂出发，坐大巴去当时的深圳市中心，路上要一个多小时。“到处都很乱，路坑坑洼洼的，高楼还很少。”
他记得，当时深圳最繁华的地方在上海宾馆附近，消费购物就去东门，“现在东门还有很多卖衣服的，都是比较穷的学生、年轻人去”。
制衣厂产品出口，旺季一个月有三四十万元的产量。2000年左右，生意开始走下坡路，订单变少了，跌成十多万。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深圳开厂的成本越来越高了。一些厂开始撤出深圳，转向内地。工厂内迁，李国兴的工友也都陆续回了老家。
2002年，月薪2000元的李国兴也从工厂辞职，去了杭州的一家服装外贸公司，后者给他的月薪是7000元。四年后，他再回深圳，进了一家服装外企做高管。这家外企来自意大利，在中国的代工厂分布在深圳、东莞、杭州等地。
2015年开始，大量服装厂逐渐退出深圳。李国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家位于南山区的服装厂，因为厂房的租金从20元/平方米涨价到50元/平方米，不得不搬迁。
“服装制造业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都迁走了，现在渐渐往越南、柬埔寨、印度、印尼去了。”李国兴说，现在留下来的厂做的是“外面做不了的东西”，比如高端的、手工制作的款式，或是比较难的工艺。
像李国兴这样从老家来闯深圳的人，当年有很多。1994年，深圳“三来一补”企业近8000家，从业人员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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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聚集

“三来一补”既给深圳带来了最早的繁荣，也让深圳的环境付出了代价。
1990年代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回忆，当时光蛇口一带就有三十多家小印染厂。“我们当时的葵涌镇在海边上，有一个外资的印染厂，已经把我们的白海滩，全给染黑了。非常可惜。所以就逼着我们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1996年，深圳公布了《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6-2010 ）》，要将深圳变为一个“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的区域制造业生产基地”。此后，越来越多的技术型人才来到这座城市。
曾在深圳华达电子公司做研发的张磊，如今已年近八十。1986年，他从南京新联机械厂被借调到深圳，从事通信技术开发工作。
他回忆，最早在深圳做电子项目的都是内地研究所和大学，“在这边开个窗口公司、企业或工厂，规模不大，再派技术人员过来主持”。他就是其中一员。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时公司的二级部门里有三十几个员工，几乎都是40岁左右、内地最顶尖、最有经验的工程师和干部。工程师里不乏从石家庄、合肥等地的雷达厂招聘来的研究生，几乎没有深圳本地人。在工厂做电子线路装配焊接的多是女工。
到2000年，深圳的电子产业已是红红火火。华强北是深圳从低端消费品向高端电子产品升级的缩影。
1998年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开门营业，有上千个铺位，后来周边又建了多个电子卖场。当时那里热闹得人挤人，如果有客人只看不买，老板会直接放话“不买就走，别挡着后面客人”。随着中国加入WTO，连印度的电脑城都开始卖“华强北来的产品”。
从华强北市场，走出了多位亿万富翁，也孕育了腾讯、神舟电脑等多家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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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迭代

大学生，在这座城市里也在迭代。
1988年，如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还在南开大学读博。他的第一套西装，就是托朋友从深圳带回的。
1992年，郭万达毕业没回江西老家，也没留在天津，他与三十多位校友一同南下深圳。他回忆，一位法学研究生坦言，去深圳就两个梦想——打车不看表，买菜不砍价。这位研究生后来从事风投行业，身家几十亿。
郭万达对南方周末记者形容，“我觉得深圳是最像硅谷的地方，人来自五湖四海。在广州，本地人跟你讲粤语，但深圳公用的语言是普通话。这就是它的文化。”
同一时期，林培汉在1984年从广州执信中学考入了深圳大学，坐了6个半小时的汽车来到深圳。
1980年代初，追求财富、追求自由是主旋律。林培汉想炒股致富，考虑到深圳毗邻香港，而香港有股票市场，所以他报考了深圳大学。他回忆，深大招生时说有三次实习机会，其中一次在香港，“当时去一趟香港是很有魅力的事”。
他是深圳大学第二届新生。那时的深圳大学号称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学校里有学生社团、民主选举、俱乐部，还能勤工俭学。宿舍是两人间，室友可以跨年级、跨专业自由组合。毕业后，他的一小批同学回了家乡，大部分人都留在深圳。
2018年，林培汉真的实现了财务自由，现在他在做的是房地产投资、新媒体股权投资和公益慈善。
跟1980年代的大学生类似，2013年考入南方科技大学的贺楠，看重的也是“深圳机会多，很繁华”。
贺楠入学时恰逢学校建成，“学校的教育条件、学生福利政策都特别好，比如一般大学的床都是上下铺，而我们是落地床，还有洗衣机、烤箱、电视机、冰箱。”贺楠宿舍的4个人分别来自4个不同省份，就读于不同专业。
2017年贺楠毕业，进入深圳一家知名的无人机企业工作，一位室友则进入了一家私募企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同届的三百余名学生中，60%的人出国，40%的人就业，就业的人大部分都留在深圳，行业遍布互联网、通信、房地产、保险、金融、生物科技。
“我们都喜欢深圳，而且同学都在深圳，有很多人脉、感情和事业寄托。”贺楠说。
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虽然工作“996”，有时会更忙，但与同期在内地工作的毕业生相比，他的30万-40万年薪显得非常优越。“我同学去长沙，同样做这个行业，月薪5000元到头了。”
唯一的担忧是买房。2013年刚来深圳时，贺楠的学校附近有一个村正逢拆迁，要盖写字楼和商品房。贺楠跑去售楼处问价，被告知3万元/平方米。“当时觉得，房价这么贵！而且学校那边是荒山野岭，什么都没有。”
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年，深圳房价疯涨。毕业时贺楠愕然发现，那片房子涨到了8万元/平方米。“在深圳，如果你要买房，真的会很累。如果不买房，就凭工资，正常的吃喝玩乐绰绰有余。”
眼下，贺楠想在深圳安家，以他的学历和工作，落户很容易，但仍买不起房子。“到处租房，很难有归属感。到需要买房那一步，我可能会考虑离开深圳，去广州、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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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进

如何留住大学生，是深圳眼下面临的重要课题。
《深圳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1～2020年 ）》指出，尽管深圳的人才数量大幅增加，但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特别是领军型人才仍紧缺。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深圳的人口流动性大，平均年龄小，学历构成偏低，“主要外来人口都是农民工，往往是初中以下学历”。
据《深圳市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全市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 指大专及以上 ）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24.46%，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口占48%。
为改善人才结构，深圳开展了多项人才引进工程。
首先是压低落户门槛。深圳有多种落户方式，包含毕业生落户、归国留学人员户籍迁入、积分入户等。最为人熟知的方式是积分入户——非全日制大专学历可以加60分，全日制大专可加70分，非全日制本科可加80分。缴社保等方式，也有对应的分数。总分达到100分，便可申请落户。
同为一线城市的上海，落户条件则严苛得多。上海对非沪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采用积分入户，标准分为72分，本科生只能拿到基础的21分，另需参考毕业学校等级、学习成绩、外语水平等进行综合评分。
2010年，深圳又推出“孔雀计划”，纳入该计划的国外专家学者、国内专家院士、科研人员、归国博士等可享受160万至300万元的奖励补贴，并享受出入境、落户、子女入学等优惠政策。
深圳还针对专家学者开展了客座专家“智库计划”，鼓励研究机构设立短期特聘岗位、流动岗位等招揽人才。
这些计划起到了一定效果。郭万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9年深圳新增常住人口50万，其中至少有30万高层次人才。“户籍人口一年新增了二三十万，其中90%都是大学生。”
2018年，林培汉的儿子从美国毕业，回深圳创业，做体育教育。“他从小在深圳长大，对老家很陌生，热爱深圳。他们是深圳未来的希望。”
（应受访者要求，张磊、贺楠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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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深圳从僻处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和破冰者。在创造了炫目的经济奇迹之后，它的使命从“先行先试”提升为“先行示范”。
无需依靠任何自然资源，深圳奇迹展示了制度变革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从30多万人、327平方公里的起点出发，仅仅打开门，放开人的手脚，让资本、土地动起来，将政府的手从市场收回来，就足以发生巨变。　
除了庞大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硅谷”的经济成就，深圳在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上也卓有成就。它不仅第一个公开政府预算，还最早出台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在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上均走在全国前列。
深圳在四十年间所积攒的经验，足以成为中国其他城市效仿的典范。本期专题将从多个角度去展示和总结深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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