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人员对德维卡自杀的房屋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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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名叫德维卡(Devika Balakrishnan),是喀拉拉邦的一名九年级学生,在家中排行老三,前面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德维卡的父亲是一名临时工,两个月前手臂受伤而无法工作,在疫情中失去了经济来源,让本就难以为继的家庭雪上加霜。家中连一部能上网课的智能手机都没有,甚至电视机坏了也修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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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维卡一家是达特利,印度种姓当中的“低等人”,即所谓的“贱民”,至今被印度社会认为是肮脏的、“不可接触之人”。接受采访时,父亲说,女儿非常想要一部手机上网课,但家徒四壁,实在是买不起。祖母也说,德维卡聪明,成绩优异,但常常因为无法参与网课,而感到十分沮丧。
最终,家人们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找到了德维卡烧焦的尸体。
走之前,德维卡留下了一封遗书,写着——“我走了”。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如此悲剧之下显得格外苦涩。
女孩之死在喀拉拉邦内引发多起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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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维卡的死亡,引起了喀拉拉邦地区其他学生和激进人士的同情和不满。他们违反隔离要求,在喀拉拉邦各个地区组织了抗议,教育部长不得不对此出面回应,表示会进行调查,之后为错过网课的孩子们再补上目前的课程。
当地学生联合会举行抗议活动,发生流血冲突,
他们要求停止网课,直到每个孩子都能上得起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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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像德维卡这样最终走上绝路的孩子,在印度并非个例。
类似的事件, 自疫情以来已经发生过多起。在旁遮普邦,一名17岁的学生因为买不起智能手机,而选择了上吊自杀。
这个孩子,是一名农场工人的女儿,受到疫情和蝗灾的影响,大批农田被毁,产量大幅下降,普通农民家庭早已不堪重负。父亲贾格瑟·辛格(Jagseer Singh)说:“她一直要我们买智能手机,但我是农民,买不起。”
在中央邦昌德瓦尔地区,一名12岁的女孩向父母索要智能手机用来上网课,遭到父母拒绝,选择服毒自杀。
在古吉拉特邦,一位开修理厂的父亲,同样因疫情失去了经济来源,家里甚至付不起电费,但为了让女儿赶上课程,东拼西凑了1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000元),为女儿购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却未曾想,这名12岁的女孩在房间吊死了自己。据《艾哈迈达巴德镜报》报道,女孩是出于网课带来的情绪压力,做出了极端选择。
上不起的网课,犹如无法逾越的大山,横亘在贫困地区孩子们通往教育的路上。
或许有人奇怪,上个网课能有多难?
现在的手机市场,1500不到就能解决一部手机,连上WiFi就能上课。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不过稀松平常,但对于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印度穷人而言,连温饱都成问题,更不必说智能设备——实在太过奢侈。
和那位修理厂父亲一样,出卖唯一生计,只为换取一部智能手机的家庭不在少数。有母亲卖掉了嫁妆,有父亲卖掉了奶牛,在首都新德里的Maidan Garhi地区,一位29岁的母亲甚至因为丈夫拒绝为孩子们的网课购买智能手机而选择了自焚。
一部手机,生生压垮了一个个贫穷的印度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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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曾专稿报道过印度穷人的“新冠处方”——听天由命。对于这些身处底层的孩子们来说,命运的枷锁从出生就系在身上。但他们不想听天由命,历经重重困难,如今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却在疫情面前被骤然击溃。
因此,正当城市里的家长们还在为孩子手机上瘾而发愁时,农村里的家长们却连自己都买不起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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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印度2017-2018全国教育抽样调查报告,仅友24%的印度家庭拥有互联网设施,这还只是一个平均数字。在农村地区,尽管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6%,但只有略微超过15%的家庭可以上网。
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性别差异也十分明显,根据印度互联网和移动协会报告,2019年能使用网络的农村人口中,男性为72%,女性仅为28%。
像德维卡这样的孩子,家境贫穷,既是低种姓,又是女性,能够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微乎其微,很多人原本甚至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她们只能拼命抗争,企图抓住一丝逆天改命的希望。
现实已经足够难了,但疫情期间不断普及的网络教育,又将上不起网课的孩子们再次推向了教育的边缘,在数字世界中,教育不平等的问题更加严峻。
对于辍学率本身就比较高的印度学生群体来说,疫情的隔离政策,和参与网课的硬件门槛,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据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由于父母失业和学校停课,造成1.52亿的孩子放弃上学,成为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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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印度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部分地区的教育部门官员向一些家庭发放了手机和电脑等智能设备。但是,对于极为庞大的农村人口来说,这些帮助实际上还是杯水车薪。政府安排了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的课程节目,但更多的家庭,甚至没有电视机。
显然,网课问题只是现实世界的不公在互联网空间的延伸,这么多场悲剧的发生,暴露了印度贫富、城乡差异问题早已失衡。
教育不一定改变命运,却是唯一的路
上不起网课的孩子们选择了自杀这样决绝的举动,让人不禁发问,代价如此高昂的教育,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对于这个问题,一千个人或许有一千种答案。近年来,《三傻大闹宝莱坞》《起跑线》等电影在国内的走红,让国人看到了印度教育的困境和问题,此外还有一部少为国人所知的网飞纪录片,或许能给出其中一种答案。
片名叫《天命之女》(Daughter of the Destiny),由奥斯卡奖得主电影制片人凡妮莎·罗斯导演,讲述了来自印度农村,因种姓被剥夺教育机会的女孩们,接受了一所寄宿学校14年的免费教育,摄制历时九年,记述了她们的抗争与成长。
图片来源:视频网站截图
香缇·巴旺从周围3个邦的低种姓家庭中,选出12个的男孩和12个女孩参与项目,而纪录片主要围绕其中5个女孩展开,因为除了种姓,她们还面临性别带来的困境。
在这些孩子当中,最令人唏嘘的是希尔柏姐妹的故事。
“天命之女”这个名字一开始就指明了,被选中的女孩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没有被选中的孩子只能走上背道而驰的人生,为了使尽可能多的家庭受惠,一个家庭只能要一个孩子。
因此,希尔柏和比她小4岁的妹妹卡维亚,一个去香缇·巴旺接受教育,一个却只能在家做家务、干粗活,这让妹妹感到十分不平衡,对姐姐表现出极大的敌意。
姐妹俩的关系一直无法缓和,希尔柏说,去香缇·巴旺好像是一种罪孽,让妹妹永远无法原谅她。后来,叛逆的妹妹卡维亚经家人介绍,结识了一个男人,并迅速与其私奔,消失了9个月之久。而私奔,对于民风极度保守的印度家庭来说,是奇耻大辱。父亲拒绝让妹妹回家,姐姐也没有答应妹妹的央求,于是,再听到卡维亚的消息,已是她的死讯。
而这一年,卡维亚才14岁。
图片来源:影片截图
在影片摄制的结尾,希尔柏考上了新闻系,她梦想成为记者,面对一切看似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不公平,她想拥有对世界说“不”的力量。然而,妹妹卡维亚,却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香缇·巴旺的创办者亚伯拉罕·乔治,是纽约大学发展经济学博士,印度极度不平衡的贫富差距,让他一直以来都在思考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局面。49岁时,他卖掉了自己的公司,回乡创办了香缇·巴旺。
就像是乔治博士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了50多个孩子的命运那样,这些受惠的孩子们,又将帮助辐射到更多人。
在国外问答网站上,有人提问“在香缇·巴旺生活和毕业是怎样的体验”,找到了这样一则回答。
“我曾是香缇·巴文的学生,毕业于2015年。我是被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的、众多幸运孩子之一,我们接受到了世界水准的教育,香缇·巴文是我第二个家。我很快逾越了我所成长之地的父权制度障碍。香缇·巴文是我安全的港湾,曾经能在这里求学过,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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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难说香缇·巴旺对于整个印度教育的进步发挥了多大作用,也难以断言接受了教育的孩子们就一定就能突破阶级、种姓的桎梏,走上自由富裕的道路。但至少,香缇·巴旺犹如一盏明灯,点亮了他们对于改变命运的觉醒和渴望,而这种觉醒与渴望,就是奋力挣脱枷锁的开始。
教育能否改变命运?回到这个问题上。教育当然无法改变每一个人的命运,但比起生来注定的种姓、阶层和性别,教育仍然是绝大部分身处底层者通往上层唯一的路。
正如香缇·巴旺的负责人所说:“对于所有人来说,教育是通向自由的道路。不要忘了改变的力量就在你们手中。”
参考资料:
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v7gxjy/as-indian-classes-go-online-those-who-cant-afford-smartphones-go-without长按关注Vista世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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