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血汗工厂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各行各业皆遭受重创。 8月底，《纽约时报》报道：“今年本应是中国出口开始停滞的一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了广泛关税...... 但相反，中国制造正卷土重来。7月，中国出口已飙升至历史第二高水平。 ” 虽然这篇报道夸赞了中国的经济政策和中国制造的能力，但是仍然不忘揶揄一句“中国拥有廉价劳动力”。 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薪资早已不能用廉价来形容 ，促使中国制造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仍能保持高速运转的原因还有很多 ：合理的经济政策、优秀的防疫措施、具有韧性的经济体系...... 然而，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常常被国外学者忽略，甚至部分国内学者也被困在“中国制造靠的是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样的固定思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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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劳动力红利和模仿优势
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行至今，中国经济在42年的时间里总体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这样的增长很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经济增长，而中国制造，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助力是不可忽视的。 那么，中国制造的优势，究竟来自哪里？ 近几年，我们最常听到这样两种主要的解读方式：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作为后发国家所具备的模仿优势 然而，当我们关注一些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就会发现，西方媒体往往会将这两种优势做过度的解读，从而提到两个概念： 血汗工厂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 这两种解读方式，乍一看很有道理，也是西方学者和部分中国学者深信不疑的，然而，我们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角度出发，就可以发现，这两种对中国制造的优势来源的解读是存在问题的。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模仿优势，这两种优势是所有后发国家天然具有的，而中国在过去这四十年中并不是唯一的后发国家。 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不论是在增长速度还是增长规模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们就不能作为中国制造业，或者中国经济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上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那么，中国制造的优势，中国经济大规模快速增长的关键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去解读？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到： “在全球化时代，本国的情景条件可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重要。”
因此，我们若想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要从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上去寻找原因，全球化时代下的中国特殊性，或许是解开中国经济增长疑问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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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境为中国制造发展提供了什么？
我将用我的“追赶阶梯理论”，来解读中国制造的过去与未来。 在市场阶梯当中，随着企业定位的不断上移，对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能力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市场定位的不断上移，本质上就是沿着市场阶梯和技术阶梯不断上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对于后发国家的企业而言也就是追赶的过程。 追赶的过程，核心就是学习和能力构建的过程，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消耗时间及资源的过程，并且需要解决追赶早期的冷启动问题。 这个追赶早期的冷启动，基于吸收能力的观点，实质上就是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才能够去识别外部那些有价值的知识，并且把它吸收成为自己的可用知识。然而，在最初的时间点上，后发企业所缺少的恰恰就是足够的吸收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因和果之间的逻辑悖论。 所以，如果要解答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能够崛起，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去理解中国情境为什么可以帮助中国的制造业获得更多的追赶机会，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以及如何解决冷启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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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细分的市场结构

中国的市场存在着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巨大的本土市场、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
尤其是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在中国市场中，最好的产品和最普通的产品都同时出现在市场当中，并且每一个产品定位都具有巨大的需求。 对中国企业来讲，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能够很好地削弱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之间因巨大的技术差距和品牌差距而产生的竞争劣势。 除此之外，对于制造业来说，规模优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制造经济的早期，如果没有规模优势，是不可能获得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把优势释放出来。 而中国恰恰不缺乏规模优势，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庞大的国内市场， 即使市场被足够细分，我们仍然能够在每个细分市场中，获得足够的规模。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数字计算，中国的14亿人口，假定存在不到一半的有效需求，也就是6亿人口的需求量，把他们分割在20个不同的细分市场中，每一个细分市场仍然能够存在3000万的规模，而3000万人口的规模甚至已经比很多国家的人口总数都要多了。 这就是中国享有的独特优势： 既可以享有细分市场所带来的定位和错位竞争优势，又可以充分享受规模经济的优势。 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对于大型新兴经济体而言（也就是那些人口在1亿以上的经济体），它们将会拥有上述这样的特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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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模式提供更多机会

如果你玩电 子游戏就会知道，游戏中存在着EASY模式和HARD模式，在EASY模式里，你可以存档每一个关卡进度，即使当下失败了，还能存档再来一次； 而HARD模式意味着，你需要一次性把游戏完全通关，一旦失败，就意味着游戏终结。
而在中国的情境下面，企业发展的现状成功转变成了EASY模式。 如果企业不能够向上迁移，那么也可以在当前的阶段上停留，然后利用下方的需求向上迁移，来填补企业原有定位客户群体向上前移所导致的需求失去。 比如，一家手机制造商，当前对于手机的定价是800～1000元，当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企业希望手机能够向上迁移到1000～1200元的价格区间，但是企业当前的技术能力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只能停留在800～1000元的定位上。 大型新兴经济体的优势在于——即使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也并不会使该企业在市场上马上失去竞争力，800～1000的手机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需求，这是因为原本只能买得起500～800元价位手机的人群，会随着收入的提高，去购买800～1000元定位的手机产品。 这就是中国企业在EASY模式中得到的优势。 这一点跟很多的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很多西方市场里，中产阶层占据了整个消费的最大人群，如果中产阶级这一群人的需求向上迁移， 而 企业不能够追随主流市场向上迁移，就意味着很难再找到一个市场来填补它们向上迁移所带来的空缺。 可以这么说，这些西方国家的企业所处的就是一个HARD模式，而中国企业所处于的就是典型的EASY模式。 这个模式，让中国企业拥有更多的机会去通过试错进行学习和构建自己的能力。并且，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企业的追赶就会有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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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连续性的强大力量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如果把当时中国的企业按照它们的技术能力来做一个等级排列的话，能够得到一个连续性的阶梯：
顶端是来自西方的大型跨国公司； 仅次于他们的是当时的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建立的合资企业； 在此之下是相对大型的国有企业； 然后是中小型国有企业； 最后是当时的民营企业，或者说当时的乡镇企业。 如果单纯地看乡镇企业，因为差距太大，它们不太可能直接吸收和利用来自当时的西方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而 正是“二传手”的力量，让这些处在底端的乡镇企业也能够在西方跨国公司中获益。 这个“二传手”，或者称之为“降维者”，就是在这个阶梯中每一个环节的企业，它们离上一个阶梯的差距是比较小的，所以能够充分理解和吸收来自上一个阶梯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同时，它们在完成的过程中，通过人才的流动和整个供应链的本土化，可以将这一部分的吸收和利用成果像瀑布一样，从顶端流动到底端，这就让中国的制造业以群体的方式，通过多个二传手的力量，在西方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充分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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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自此中国经济踏上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旅程。 毫无疑问，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制造业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究竟是源自于哪里？我们需要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正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言：

过去这40年的改革开放走了自己的道路，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的现象......

但是，任何现象背后都有道理，所以，领导人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大型新兴经济体的追赶阶梯理论，为我们对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进行解读和诠释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中国制造的未来之路进行思考。 让我们穿越时间，从过去、现在直至指向未来，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逻辑，并投入其中去见证中国制造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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