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膀爷竟不许拉车！︱西单为什么从1912年开始成为繁华商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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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是中国农历壬子年，这个壬字，是天干的第九个，就是任务的任的右半边。108年后，我们来到了2020年，农历庚子年，也是1912年之后的第十个子年。

1912年，中国正经历着共和元年的洗礼，而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第5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即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于7月6日开幕，7月17日闭幕，但比赛从5月5日开始，到7月22日结束。参赛的运动员为2054人，女选手57人。参加国28个，除欧、美、非、澳四大洲之外，亚洲的日本第一次派两名选手参加，因而在正式奥运会上，真正实现了全球五大洲运动员的聚会。

1912 壬子年

1912年，中国农历壬子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之后，通过暗中密令曹锟发动兵变抢劫，留在北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春风一天天强劲，北京城开始感受到一个新国家的活力。

子年北京

总撰稿 陈虎

1912年3月10日，昔日帝王登基的庆典之地太和殿，悬挂上了中华民国的国旗----五色旗，袁世凯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从当时的图片上可以看到，与会代表身上的礼服并没有统一的样式。关于新国家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礼服，意见纷纭，有人主张立西服为国服，表现新国家新气象，有人则主张用丝绸做礼服，理由是这样可以保护中国的民族产业丝绸业。袁世凯等人觉得礼服一事事关重大，因此决定等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再商讨此事。所以，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没有统一的制服样式。

1912壬子年一 大事纪

当春风一天天强劲，北京城开始感受到一个新国家的活力。

3月初，原本没有悬挂五色国旗的各城门，纷纷挂上了象征共和的新国旗。

3月8日，兵变中被乱兵剪断的电话线和电灯线，被修整连接，北京城的电话和电灯恢复正常。

3月16日，新政府重申要严禁鸦片，对贩卖、出售和吸食鸦片的人重罚。

4月1日，袁世凯将旧日象坊桥资政院的地址，改做了北京参议院会场，等待各省参议员到京后召开参议院会议，商讨国是。

4月2日，《顺天时报》 在第二版的显著位置，刊发了“论女子参政之可否”的社论，对妇女参政问题进行讨论。

4月4日，国务各总长提议要将旧日官僚裁撒，改聘留学归国或在新学堂接受新教育的毕业人员充任政府各部门官员。

5月初，戊成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原大学堂总监督的官职，被更具现代气息的“大学校校长”所代替，而“分科大学监督”则被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充满封建官僚味道的旧名称被一一革除，仅仅是一系列改革的开始、这座国内最早建成的国立大学、正在逐渐摆脱封建官办学堂的陋习、向着一个全新的、现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迈进。

关于学校教育的新章程则不停刊发，提倡鼓励兴办小学以普及教育，又对学生毕业成绩进行了统一规定，毕业成绩分为甲乙丙丁四等，丁为不及格，两次毕业成绩为丁者，令该生退学，希望借此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为了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教育部严令京师各学校重视体育锻炼，按照政府的规定，开设体操课，并督促学生按要求操练。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成为当时教育的一个重点，北京的小学校里不仅开设了算术课程，高小的学生还要学习相关的理科知识、史地知识。大部分小学校还开设了英文课程，保守的人虽然认为从小学英文会搅乱人的脑筋，可对孩子们从小就接受现代西方式教育则举双手赞成。人们把对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这个万象更新的子年，能够培养出具有新风貌的中国人，借此缩短和现代文明的距离，使整个民族从落后挨打的耻辱中彻底解放出来，走向富强和幸福。

仿效西方的司法体系也建立起来。律师需持职业资格证书。不是在法律专科学校毕业的人不允许从事律师工作，司法部门工作的其他人员也要经过现代的司法理论考试，考试不合格者一律被裁撤，而高等及地方审判厅则宣布公开审理案件，老百姓可以自愿旁听审判过程，并将欢迎老百姓旁听的告示贴在了审判厅的大门口。

盛夏时，有的人力车夫图凉快，会脱光了膀子在街上跑。市政府认为此举是不文明的陋习，要求全体人力车夫工作时必须穿上号坎儿。

当时北京贫困人口很多，尤其是城南一带。政府就在外城收容贫民组成了清道队，每天清理街道，确保市容环境的整齐清洁。后来又组建了一支沟工队，将北京外城各区内的地沟逐一挖开， 把堵在下水道里的垃圾等物清除出来，人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在设兵巡防查禁鸦片的同时，社会上也开始劝诚老百姓戒除纸烟。政府从国家经济建设的角度考虑，认为由于中国人吸纸烟，钱就被外国的纸烟厂商赚走了，而当时中国的关税完全不能自主，这样下去势必会影响本国经济发展，因此希望国民戒烟。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则出于对民族体魄的考虑，认为纸烟之害不亚于鸦片，说吸纸烟会伤害人的头部，所以由民间发起，在京师成立了戒烟会，并拟订戒烟章程若干条，上报内务部申请备案。

袁世凯宣誓就任总统后，南京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纷纷北上。这中间，就有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周树人。1912年5月5日，当斯德哥尔摩运动会启动的第一天，年轻的周树人从正阳门火车站走出来，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并将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他的笔名---鲁迅，开始他拯救民族灵魂的文学之路，成为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导师。在那段时间，阳光下闪耀着光泽的正阳门车站钟楼，目睹了太多像鲁迅一样，年轻又活跃的思想者。他们的新思想、新观念，宛如一股清新的风，为这个古老的帝王之都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而北京则在集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粹后，成为新思潮的源泉和集散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对封建专制和列强侵略的思想革命，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嘹亮的呼声之一，辐射全国、激荡人心。

在新政府机关纷纷落户北京的过程中，原来以八旗官兵和满族贵族为主要居民的内城，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八旗制度彻底消失，八旗人士因为各种原因迁往他乡，汉族人口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满族人口数量。同时，西长安街一带出现了大量新的政府工作部门，商业娱乐设施也随之出现在西城一带，繁华的西长安街一带（西单等地），开始和东安市场、前门大栅栏地区鼎足而立，成为京城商业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壬子夏末北京的气氛，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异常热烈起来，他就是被视为共和之父的孙中山。1912年8月24日， 数万人云集前门火车站，等待瞻仰伟人的风采。孙中山在北京停留二十余天，为宣传民主共和理想而奔走，并对新的国家寄予希望:“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与列强各文明国，并驾齐驱，又有强兵以为之盾，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

10月9日，“ 大清门”的匾额摘了下来，“中华门” 三个崭新的大字使这座国门焕发了青春。

中华门前，则设黄亭一座，末代皇帝的退位诏书悬挂其内，供老百姓观赏。10月10日国庆节当天，中华门前聚集了各界群众，庆祝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庆节，袁世凯则在总统府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各国使节都受邀出席。

1912壬子年一 步履蹒跚的1912

刚刚由帝王之都变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北京，由于肩负着屈辱与落后的历史包袱，在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难免步履蹒跚。

7月22日，到北京不久的鲁迅，和友人一道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饯行。蔡元培主张现代的教育理念，并提出在教育界废除祀孔读经的传统，社会上的守旧势力则群起而攻之，深感失望的蔡元培于7月10日辞去了教育总长一职。作为蔡元培志同道合的战友，鲁迅看到袁世凯政府拒绝接受蔡元培的主张之后，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蔡元培离去之后，仍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苦闷异常。

11月，关于女子能否参政的问题讨论了将近一年，不仅没有结果，新政府反而颁布法令，允许男人纳妾。娶小老婆的封建恶习在共和的旗帜下为现代法律所认可，无疑是对共和理想的一种嘲弄。两位同盟会的女会员立即拿出了实际行动:唐群英女士认为实现女子参政的目标，需要从提高女人学识入手，于是创办了女子白话旬刊，宣传女子教育问题，沈佩贞女土则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妇女生计会，希望通过办实业，帮助妇女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从而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1912年7月20日，当第五届奥运会进入尾声的时候，顺治门(即宜武门) 外，有人手持剪刀为大家义务剪辫，以响应新政府剪辫易服令，并当众宣称:“愿剪发者，赠洋一元。”但并没有多少人买账，两天的工夫，才剪了三十多条辫子。民国政府一成立，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改革旧习俗，限期剪辫便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于是，在旧势力强大的北京，男人们纷纷为自己的头发发起愁来。

8月，大理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到财政部递公文，受到了冷遇，手里的文书被留下，人则被财政部的接待员哄了出去，因为他脑袋后面还拖着条辫子。大理院的这位办事员受了刺激，回去就把鲜子剪了。一天，他又来财政部办事，财政部那位接待人员见他把辫子剪了，态度转了180度，不仅请他到屋子里就坐，还端茶倒水，招待极为殷勤。另外一位剪了辫子的男士，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清国史馆的一位录事，人很新潮，不仅痛痛快快把辫子剪了，还穿上了西服。这一天，蒙皇帝召见，录事大人匆匆赶往紫禁城，一到门口就被守门人给拦下了，他急忙解释是奉了皇帝的旨意来的，哪知守门的说了:“既剪发当为民国所重用，奈何不舍亡清区区之微禄。”旁边有人跟着起哄，录事大人只好灰溜溜掉头走了。

1912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出任总统府秘书的顾维钧来到北京，记录了自己的观感:“我到过许多国家的首都，北京在某些方面可谓与众不同。北京由紫禁城、东交民巷和民国首都三部分组成。首先，它当然是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总统、内阁和政府各部门在这里治理国家，为全国各省制定法律和向全国颁布法令。同时，在北京的中心还保留者在废帝宣统管辖之下的紫禁城。城内仍沿用皇帝年号的历法，按照官方公布的全国通用历法，1912年是民国元年，而在紫禁城内却称为宣统四年。东交民巷内的行政管理、交通规则完全由外交团掌握。它有自己的警察，北京的警察未经允许不得入内。逃至东交民巷的中国罪犯，中国警察未经东交民巷警察当局许可不得入内拘捕。”

溥仪的老师---英国人庄士敦则这样记述自己初进紫禁城的感受:“当我跨过神武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从共和制回到了古老的君主制。一个是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一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王朝，时间和空间就这样奇异地被撕裂开。”“有虚名的皇帝和有实权的大总统比邻而居， 这种有趣的现象恐怕在全球历史上也不多见，但在中国却存在了13年之久。”

壬子年年底，有人感慨于国家进步的缓慢，为北京写下这样的城市素描:“北方的人顶着豚尾在街上看着还是横占大多数;通衢大路乞儿载道逢人便讨哀怜之声不绝于耳;亡清各满族的贏眷还是耷拉翅厚底靴坐着咧呀咧的大马车靦miǎn颜不止;共和政体官吏是公仆近来各告示还用专制压力的官样文章。

但是，那毕竟是一个新生国家的开端，即使在严寒的冬季，也能传递出春的信息。

1913年1月1日，在中华民国庆祝第二个公历新年的时候，天安门前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同时打开，昔日只有皇亲国戚和文武官员才能出入的禁地，从此成为老百姓自由出人的场所。

1913年1月24日的下午，北京城古老的胡同沐浴在冬日的余晖中，东城府学胡同公立第二十八小学的校园里，走出一队队放学回家的孩子，他们穿着整齐的校服，不苟言笑、秩序井然，分手时则互相鞠躬告辞。街头的行人，无不停下匆忙的脚步，欣赏着自己不曾有过的如此健康如此新鲜的童年。也许，古老的北京将像这些新生的力量一样，很快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这是那个冬天的北京留给人们的记忆和希望。

1912壬子年就这样过去了，下一个子年的到来，是1924年甲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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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徐道来话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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