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一句生死约定,广东老兵为牺牲战友祭扫30年


再次来到故友牺牲的地方,野果已挂满南国小城枝头。


这是肖铿鸣祭扫战友的第30个年头。因为疫情,安排在清明前后的行程,推迟到了近期。


肖铿鸣还记得,多年前,16岁的自己和同乡们一同参军入伍的情景,恍如昨天。


守一句生死约定,广东老兵为牺牲战友祭扫30年_第1张图片

广东老兵肖铿鸣(右)经常带着女儿(左)一同为烈士扫墓。受访者供图


那时他和战友的彼此约定——谁要是牺牲了,活下来的要替牺牲的扫墓,有时间去帮忙照看一下父母!


后来,战友们陆续牺牲,永远长眠在了异地,到外地祭扫牺牲战友,成了肖铿鸣放不下的心事。


2014年,国家成立烈士纪念日,这些年里,社会对烈士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肖铿鸣除了坚持每年祭扫战友,把精力更多放在了找寻牺牲兄弟健在的父母,给他们送去一份远方“儿子”的问候。


今天是中国的第七个烈士纪念日。纪念日前夕,肖铿鸣再次踏上祭扫路途。


生死诺言


“我要是牺牲了,你来扫墓时,记得在坟前插一枝豆稔花,那我就知道是你来了”


漫步小城街头,回忆总能将肖铿鸣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数年前的秋天,广东汕头市西堤码头,300多名即将入伍的潮汕小伙站在运兵货轮甲板上,送别的亲人挤满了码头,16岁的肖铿鸣就在货轮上。


“铿鸣年纪小,你们要照顾好他……”肖铿鸣的家距战友姚达兴和郑开雄家很近,3人一起入伍,父母在码头上大声向他们喊话。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们和亲人的最后一面。”回忆往事,肖铿鸣几度哽咽。


轮船上,憧憬着军旅生活的小伙们,说着潮汕话兴奋地聊着天。后来在广州换乘运兵的“闷罐货柜”火车,一直将他们送到部队。


新兵下连后,肖铿鸣是高中毕业的文化兵,分到高射机枪连,而郑开雄和姚达兴分到了步兵连队。两个连队相距不远,到了周末,他们还是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阳春三月,满山盛开的紫色豆稔花挂在枝头。有次几人见面,郑开雄顺手折了几枝豆稔花说:“要是秋天就好了,摘几把豆稔果吃下去解渴又解乏。”


肖铿鸣记得,这时身旁的人敲了一下自己的头盔说:“铿鸣,以后我要是牺牲了,你来扫墓时,记得在坟前插一枝豆稔花,那我就知道是你来了!你说好不好?”


后来,大家聊到家乡,说起父母,彼此约定好了:“谁要是在战场牺牲了,活下来的要替牺牲的扫墓,有时间去帮忙照看一下父母!”


战斗打响后,有次肖铿鸣在执行任务时,听到了同伴们牺牲的消息。“郑开雄和姚达兴在不同高地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肖铿鸣呆在了原地,久久没有说出话来。


几个月后,肖铿鸣跟着团里到上石镇烈士陵园祭扫,在154座烈士墓中,他看到了那些熟悉的名字:郑开雄、姚达兴、余绵才、高俊振、聂子霞……


一起生死承诺的战友,永远长眠在了异地。


1983年10月,肖铿鸣临近退伍了,他带了两瓶酒、几包糖和饼干去了一趟烈士陵园,祭扫牺牲的战友。


祭扫战友


“如果牺牲的是我,我相信活下来的战友,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每年去祭扫”


此后,祭扫战友,成了一直悬在肖铿鸣心里的心事。


1984年,退伍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刚安置在一家国企工作的肖铿鸣领到了第一个月工资48元,“那时每个月60多元工资已经是高薪了”。


他心里盘算着:怎么也要去扫墓,然而,现实却重重地浇了他一盆冷水。


那时,他家中父母年事已高,还有5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养家糊口的担子已经落到肖铿鸣身上,每月开销下来经常捉襟见肘。


肖铿鸣粗略算了一下,从潮阳出发的船票、车票要200多元,再加上其他花销,来回一趟半年工资都不够。


后来,肖铿鸣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工程系带薪读书,学习之余,他利用自己所学专业给企业做工程预结算的文书资料兼职赚钱,直到1989年才勉强攒够了路费。


当年8月,肖铿鸣利用暑假,踏上了祭扫战友的行程。为了省钱,一路上他没舍得多花一分钱,渴了就接自来水喝,饿了就吃自带的干粮。


肖铿鸣到了阔别六年之久的地方,他借了辆自行车循着当年的记忆,找到了当年的烈士陵园。然而,陵园里一片凌乱,每座墓穴都空空的。


经过打听才知道,政府整体搬迁了陵园。


那时没有钱,祭扫的两瓶酒、几包饼干和糖果,还有香烛纸钱,是肖铿鸣在南宁买好带来的。在陵园的154座烈士墓前,肖铿鸣在每座墓碑前点上香烛,倒上一杯白酒祭奠烈士。


他把饼干和糖果都摆在了郑开雄、姚达兴、余绵才和高俊振的墓前,“都是他们生前最喜欢吃的”。


想着那些年的部队时光,想着每次去看望郑开雄父母时,老人憔悴的面容,再想着生活的艰辛,肖铿鸣连着喝尽瓶中的白酒,眼泪不自觉地流。


第二年到烈士陵园祭扫完回去后,肖铿鸣觉得兼职赚钱攒路费,还要养家糊口,收入始终太低。1991年,他选择了“下海”。那一年,肖铿鸣的父亲也去世了,按照老家风俗,他要在家守孝,不能远行,他打电话让也当兵的弟弟替自己祭扫了战友。


肖铿鸣有国家建筑工程师职业资格证,先是做工程,后转做市场投资。1998年祭扫时,他开着自己的车,带着几名战友一同前往。


“每个烈士的墓前一瓶酒、一盒香烟、一包饼干、一堆水果的祭祀品标准,也是从那时候定下来的。”肖铿鸣说,这都是那个年代战友们最喜欢的东西。


除了帮助家庭困难的战友一同祭扫,生活中他也经常接济经济困难的战友。


然而,市场并非一帆风顺,2008年肖铿鸣的生意不好,每次祭扫一趟几万元开销不是小数。2009年清明节临近时,爱人试图劝阻。


“如果牺牲的是我,我相信活下来的战友,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每年去祭扫。”肖铿鸣说,当年坐硬座火车都去祭扫了,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更不能忘本。


这一年,肖铿鸣带着爱人,还有一双儿女到了烈士陵园。他给家人讲述了这一个个烈士的英雄事迹,从那以后,他的妻子再没有反对他祭扫烈士。


“这辈子,只要我还活着,每年都要来给他们祭扫,这是承诺。”肖铿鸣对孩子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寻亲”之路


“她的儿子牺牲了,无论如何我也要找到她,送去我这个远方儿子的问候”


2014年9月30日,国家首个烈士纪念日,肖铿鸣在电视上看到,从中央到基层,全国人民都在祭扫烈士。这让肖铿鸣激动了很久。


“国家成立烈士纪念日,全社会都在祭扫烈士。我想把更多精力放在找寻牺牲兄弟健在的父母!”2015年清明前夕,肖铿鸣在祭扫烈士时,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老指导员时,对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154名烈士信息量太大了,又涉及十二个省几十个县,地方太多了。”


想到自己母亲现在都80多岁了,牺牲战友的父母也很老了,再不去恐怕看不到他们了,肖铿鸣还是想试试。


肖铿鸣先是寻找广东籍烈士的父母,因为自己是广东人,很多当年的战友都有着联系,看望慰问烈士健在父母的工作,实现起来就很容易了。


当“寻亲路”出省时,就变得艰难了。当年资料记载的家庭地址大多只记到乡镇,时间过去30多年,找寻还是不知道名字的八九十岁的老人。肖铿鸣只能发动当年认识的所有战友,还有打电话到军分区、人武部,寻求帮助。


2017年1月,肖铿鸣从战友那里得到消息,贵州籍的姜天福烈士的母亲还健在。姜天福牺牲后,他的母亲成天以泪洗面,哭瞎了双眼,他的父亲没多久也去世了。多方打听到老人住址后,肖铿鸣和赵江忠就启程往贵州大山里赶。


“那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瑶山山区,人家都住得很分散,山顶上又都是雾,想问路都很难。”肖铿鸣他们进入贵州锦屏县山区后,根据提供的地址导航,车在山区兜兜转转两天,却没能问到姜天福的家。


第二天,他们改变了策略,直接奔向当地乡政府,请工作人员帮忙带路找到了村委会,又由村委会工作人员带路才找到了老人家里,等到姜天福家时,天都快黑了。


姜天福的家是在一座大山上,老旧的木房子因年久失修,木板壁已经破了很多孔洞。屋里没有灯,火塘里的火光映红了屋里,黑黢黢的锅里正煮着木薯粥,老母亲和姜天福的弟弟坐在火塘边烤着火。


看到老人的光景,肖铿鸣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掉。临走的时候,肖铿鸣把准备的慰问金给老人时,老人却执意不收,肖铿鸣只能悄悄塞给了姜天福的弟弟。


“有的老人因为信息闭塞,政府不知道他们是烈属,他们也不知道国家有很多优抚政策!”肖铿鸣说,有一次在某地寻找一位烈士的母亲时,因为30多年前的资料缺失,当地政府并不知道有这样一名烈士。


民政局工作人员听了肖铿鸣讲述的情况后,马不停蹄地配合肖铿鸣寻找这位烈士的母亲。后来,汇总了所有知情战友提供的信息后,他们才确定了老母亲的姓名和家庭大概地址,县民政局局长陪着他们跑了很多个山区村庄后,才找到了烈士的母亲。


“也是在少数民族山区,老母亲家里的房子很破,一间屋子一半圈着牛,一半是厨房,后面是床铺,看到这个情况,县民政局局长也掉泪了。”肖铿鸣回忆当时的情景。后来漏发多年的烈士家属抚恤金全补上了,住房也在当地政府帮助下新建了。


很多时候,肖铿鸣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烈士家里,才得知老人已去世。“想到做这件事情的时间还是太晚。”肖铿鸣言语里满是遗憾。


肖铿鸣知道,烈士父母都领有国家烈士抚恤金,基本生活没有问题,他所做的,是给予一份来自远方儿子的关心和慰藉。


这些年,肖铿鸣的“寻亲”之路遍及十二个省份,看望慰问烈士健在的父母97名,他粗略算了下,行程超过了20万公里。


日子久了,肖铿鸣觉得,当初的生死约定,已变成了生活的日常,只要自己活着,这件事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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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南方+客户端(记者曹嫒嫒 欧楚欣 吴明)

编辑 | 卓佩仪

校对 |谢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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