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杀害上百个孩子，从助产士变为刽子手：堕胎禁令之下的罪恶

作者：张佳楠

狭窄的竹床上，并排躺着 6 个瘦骨嶙峋的孩子。1 月，隆冬，在成年人裹着厚实的棉衣还会不停哆嗦的季节里，这些孩子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外衫，奄奄一息。同一间屋子里，还有 1 个孩子已经离开人世。
1948 年 1 月 15 日，搜查寿产院时，睡在竹床上的孩子们
图源：每日新闻社
很难想象这是产院中会出现的场景。
然而，1948 年 1 月 15 日，当警察进入位于日本东京新宿区的寿产院时，上述地狱般的画面，猝不及防地冲击着在场的每个人。
在寿产院受过苦难的孩子何止这 7 个？ 根据前期警方搜集的信息，寿产院的经营者石川美雪和石川猛夫妇，可能杀害了上百个被寄养在此处的孩子。 警察随即以涉嫌杀人逮捕了夫妻二人。
希望的天堂？
1920 年，23 岁的石川美雪从东京大学医学部产婆讲习科毕业，和丈夫石川猛结婚。同时，她开始了在东京寿产院的工作，成为一名产婆。和其他所有产婆一样，她的职责便是像天使一般，帮助生育中母亲们迎接新生。20 世纪 40 年代，她成为寿产院的院长。
而这家让许多孩子送命的寿产院，坐落在新宿区牛込柳町电车站步行即可到达的好地段。
从 1944 年 4 月开始，石川美雪就在报纸上登出广告：
「来牛込柳町的寿产院了解一个月至三岁孩子的寄养方法」。
意料之中，来咨询的人相当多。
彼时的日本，自 1937 年发动全民侵华战争起，便处于长期备战之中。在人口意味着兵力和战斗力的年代，日本政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口扩张政策，避孕和堕胎等人为限制生育的行为被严格禁止，身体健康者不被允许进行绝育或流产手术。 生育不再取决于个人意志，而是服务于国家和战争的工具。
持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然而战况却不容乐观。经济低迷、粮食欠收，普通民众的生活难以为继。国家禁令之下，民众不能采取避孕措施， 这就意味着哪怕父母养不起孩子，也只能一个接一个地生 。
产院和孤儿院在当时的日本几乎是同义词，产院主要的收容对象，就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婴儿和病弱儿童。
所以，一家主动提出可以寄养孩子的产院，对于不堪重负的父母而言，就是绝处逢生的惊喜与希望。
在石川美雪的描述中， 只要一次性交清一笔 5000 至 8000 日元的抚养费，父母就可以委托寿产院将孩子抚养长大，也不再需要担心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任何用度。
在一盒烟 7 日元、NHK 每月收听费 5 日元、报纸每月征订费 8 日元的物价水平下，这笔抚养费是个不小的数字，但是许多生活贫困的夫妻、未婚生子或婚外生子的母亲还是把孩子交给了寿产院。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正确的姓名、地址等个人信息，因为他们把孩子送来寿产院的目的，就是和孩子断绝关系。 用一笔钱换解脱，值得。
孩子父母的想象中，将孩子送入寿产院，就是将他们送往天堂。那里有天使一般的院长夫妇，从困顿的生活中解救了孩子们，孩子们不再需要跟着自己过缺衣少食的苦日子。院长夫妇将会在漫长的岁月里，代替自己守护他们健康成长。
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死亡的地狱！
但寿产院转头就做了一手倒卖的好生意：招募有收养意愿的人，把健康的孩子以 300 日元的价格卖出去，相貌标致的孩子则标价 500 日元。
那些没被卖掉的孩子，处境更为艰难。除了父母缴纳的抚养费，寿产院还能获得来自政府的牛奶、大米、糖等物资补助。但这些补助并不会被全部用到孩子们身上。
寿产院事件败露后，一位保育员在法庭上作证说：「每天两汤匙的奶粉和三汤匙的糖根本养不活孩子，所以我们也曾请求石川夫妇增加牛奶的喂养量，但是他们坚决不答应。」连食物都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给孩子洗澡、看病等看起来更麻烦的需求了。
每个孩子死亡，会被配给两瓶葬礼用酒。这两瓶酒中，一瓶由石川猛享用，另一瓶则和其它食品等物资一起，拿到黑市倒卖。石川夫妇通过黑市中饱私囊，赚得盆满钵满。
为了让见不得光的「生意」顺利进行，他们伪造死亡证明，擅自填写病名、死亡原因和就诊医生，再由受贿的医生随意盖章、草草了事。他们还贿赂当地政府职员，为户籍手续、卫生管理等提供便利。
存放受害婴儿尸体的米柜 图源：朝日新闻社

这样的罪恶，直到 1948 年 1 月 12 日，才被公之于众。
那天晚上七点半，两位警察在新宿区弁天町附近巡逻时，发现一名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黑暗中骑着自行车运送几个橘子箱，形迹可疑，便上前询问。
凑近一看，橘子箱里装着的，是 4 具婴儿尸体。
「这些尸体是哪来的？」「都来自于牛込柳町的寿产院。」
听起来似乎没有可疑之处。然而，一天内，一个产院里有 4 个孩子死亡，这正常吗？
警察盘问之下，殡仪馆工作人员说出了更多惊人的事实。他说，去年 8 月开始，寿产院里便不断有孩子去世，算起来，陆陆续续运来了 20 多具婴儿的尸体。
察觉异样的警察将殡仪馆从寿产院运来的 6 具尸体送往庆应大学解剖，发现其中 3 个孩子患有肺炎，2 个孩子冻死，1 个孩子饿死。所有孩子都几乎没有胃溶物，从这一点推断，这些孩子必定长期处于饥饿之中。
然而，警察却在搜查寿产院时发现了 8 升牛奶、约 6 千克砂糖和 23 千克大米。
1948 年 1 月 17 日，搜查寿产院时发现的牛奶等物资
图源：每日新闻社

更多的调查也没能确定到底有多少孩子死在了寿产院。许多受害者的尸体早已无处可寻，加上寿产院的账簿、埋葬许可证上的记录与医生开具的死亡证明并不一致，导致确切的受害人数至今仍是谜团。
根据推断，1944 到 1948 年间，共有 240 名孩子被送到寿产院，死亡人数则在 85 至 169 之间，最有可能的，是 103 人。
1948 年 1 月 16 日，将孩子从寿产院转移至国立第一医院
图源：每日新闻社
谁酿成的悲剧？
1948 年 10 月，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中，石川美雪夫妇被起诉杀害了 27 人，却因为导致 21 人死亡的证据不足，石川美雪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丈夫猛有期徒刑 4 年。1952 年 4 月，东京高等法院判处石川美雪有期徒刑 4 年，猛有期徒刑 2 年。
惨剧酿成，究竟谁之过？
是石川美雪的错吗？
法庭上，石川美雪极力否认自己的杀人行为，将孩子的死亡归咎于孩子的父母：
「我并不是故意不给孩子牛奶，只是因为助手们的疏忽造成了营养不良。」
「我已经尽心尽责地照顾，但孩子的健康状况本来就不好，那些母亲却还要把孩子送来、不肯用母乳喂养，他们死亡也就理所当然了。」
是那些父母们的错吗？
社会舆论显然不这么看。寿产院事件在 1948 年 1 月 15 日被《朝日新闻》首次报道后，引发了广泛关注。连续几天，相关的新闻铺天盖地。
有的报道直抒胸臆，强烈谴责石川夫妇罪行罄竹难书：「可怕的寿产院收取 90 万日元的杀人手续费，已经有 85 名孩子遇害」「『恶魔』夫妇杀害收养的孩子，引发社会激愤」。
有的报道煽情渲染，通过描摹母亲与孩子的惨状，衬托石川夫妇的滔天罪行：「母亲哭个不停，心疼地嘟囔着『这么瘦……』」「母亲们大喊着『把孩子还给我』」「寿产院门口挤满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看起来像是舞女和服务员的女人们，她们担心寄养孩子的安危」。
母亲和受害的孩子 图源：朝日新闻社

是时代的错吗？
从七七事变后的「一亿一心，执枪一心」鼓动民众尽忠报国，「为了歼灭（英美），一亿怒涛全力以赴」的自大狂妄，到二战末期「一亿玉碎」的困兽犹斗，国家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
不断鼓动之下，全员备战早已成为日本国民的共识。全民狂热参与战争，弱肉强食成为默认的生存法则。似乎没有人关心，宏大的、以国家为单位的叙事之下，微观而弱小的个体究竟应该怎样生存。
本该迎接新生命的产婆却成变成了残忍的刽子手，本该舐犊情深的父母却主动与孩子断绝关系，本来鼓励生育的社会却间接导致了上百个孩子死亡。 每一方都好像有错，每一方都为自己辩解，这样荒诞的悲剧，不知道应该由谁来买单。
生与不生，都该获得好结果
讽刺的是， 日本《儿童福利法》在 1947 年 12 月 12 日，也就是寿产院事件被揭发的约一个月前被公布。 寿产院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民众惊恐之余，对于公立的婴儿保护机构寄予厚望。
当时的厚生省儿童局保育课长吉见静江这样回应寿产院事件：「从公共立场出发，无论如何都要增加公共设施，同时让《儿童福利法》规定的儿童福利委员和儿童局尽快发挥作用，这些毋庸置疑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更加「对症下药」的举措在不久后被颁布。
1948 年 3 月 19 日，厚生省发布了关于助产士业务的广告取缔令，规定可以刊登在广告上的内容应该是「业务场所或助产士住所、助产士姓名、有效工作日期或时间、有无收容婴儿的设备」等业务相关的内容，「寄存婴儿、严守秘密」等别有所图的广告被严禁张贴。
同年 4 月的东京婴儿委托养育条例，则具体地规定了申报婴儿委托养育以及婴儿抚养环境的具体标准。例如，婴儿的姓名、出生日期以及父母的姓名、年龄都被要求告知保健所；且之后的每个月，孩子都要接受保健所的健康检查。抚养超过三个婴儿的保健所需要预先申请，确保婴儿室的设备以及养育人员资质完备。如果违反了以上规定，保健所将面临着罚金、有期徒刑等处罚。
寿产院事件也让人们看到了堕胎禁令下，妇女在面临生育问题时的无可奈何。 人们开始思考，妇女不能按照自主意愿堕胎，究竟是否合理。
石川美雪的罪行败露后，当时的早稻田警察署长井出勇提出，比起建立儿童福利体系，批准堕胎合法化将更为现实、也更为有效。
而医生林髞在 1948 年 2 月 8 日的《周刊朝日》上，公开强调了堕胎合法化的必要性。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批准堕胎合法。」「生育之后，既不能给予孩子合适的成长环境，更不能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这难道不是比堕胎更罪大恶极吗？」
随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堕胎合法化的意义，日本开始做出尝试。1948 年 7 月，成立优生保护法，明确表示「从优生的观点出发，在防止不良后代出生的同时，以保护母体生命健康为目的」，绝育和堕胎手术合法。但该法案规定下，堕胎手术必须经过地区优生保护委员会审查，能够进行堕胎的情形仍然相当有限。
然而当时的日本国民生活贫困、人口问题严重，到了 1949 年，该法被修改，支持因经济原因选择堕胎的做法。1952 年，审查制度被废除，只需要通过医生的诊断就可以进行堕胎手术。
至此，选择堕胎的人数大大增加。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父母，也可以自由选择，到底是根据优生保护法堕胎，还是等孩子出生后享受儿童福利法的救助。
生或是不生，都取决于母亲自己，也都将获得好结果。
题图：图虫创意 参考资料： 1）吉田一史美. 第二次大戦前後の日本における乳児の生命保護[J]. 医学哲学 医学倫理, 2013, 31: 11-21. 2）吉田一史美. 日本における妊娠相談と養子縁組をめぐる運動と立法―実子特例法制定運動から養子縁組あっせん法試案へ. web:https://www.ritsumei-arsvi.org/publication/center_report/publication-center25/publication-366/ 3）毎日新聞社. 毎日jp. 昭和毎日. web: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501141101/http://showa.mainichi.jp/news/1948/01/post-c693.html 4）郑亚楠. 近代日本人口政策的历史考察[D].南开大学,2014. 5）吴妙思. 日本国策标语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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