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成为我生命轨道上最关键分岔点的那个冬天,并不是很冷。家父陪我坐上了从桂林开往上海的列车。
时代的变革,终于将我推入出国留学、异域寻梦的大潮。来送别的亲朋好友几十号人,挤满了我车窗前的站台。一个接一个和我握别,只说今后万事要自己当心,都不敢说“再见”,因为根本不知道我这一去究竟几时能再见,甚至于,还能不能“再见”。
从当时正在扩建的虹桥机场起飞,我离开了我的骨肉家园,飞向更远更远,远到地球另一端的“远方”。那时候的飞机要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才能飞过辽阔无比的太平洋,整个旅途要二十几个小时。到了番邦,四处两眼一抹黑,少不得见风使舵、逢桥落蓬,一切从头学起。学说话、学开车、学端盘子打工学自己做饭,等到遇见犹太裔的汉肯老太太,又跟着她学做生意——从国内进口羊绒毛衣。
刚开始真的不容易。为了出口创汇,国内的厂家非常坚韧,非常耐心,全力配合。样衣一次不行再做一次,染整、织造的工艺一再调整,为了赶船期全厂上下连夜加班——那种工作态度和效率,时常让汉肯老太太惊叹。
这个富商家庭出身的老太太一直以为,“中国”是一大片的偏远蛮荒,她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在此地举目无亲的我,不再回到那里去被冻饿而死。当她把柔软、轻薄,做工精良细致的羊绒毛衣成品拿到手上,惊叹之余,她才明白那片土地不仅并非她想象的那样荒凉,更充满了莺飞草长的活力,布满了无限商机。于是,她决定送我回国。
1995年春天,我从纽约直飞香港,再转往广州,参加第77届春季“广交会”。
这一年,深化改革、加快开放的政策由南向北推进。“广交会”正式结束了专业总公司组团的历史,与外国人做生意的主角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逐步到了企业,中国外贸进入腾飞时代。“中国制造”的崛起创造了巨大财富,广交会场馆数天内人潮汹涌,川流不息,成交额以上百亿美元计。虽然还有不能正式参展的民营企业家守在大门口花钱买代表证,出价300-500人民币不等,但农民企业家邱继宝迫不及待地翻墙进入广交会找外商,被又罚款又罚站的故事已经成为永远的过去。一大批“邱继宝” 从这个平台起步,民营企业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汇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洪流。
当全球的商家朝着低端廉价的“中国制造”纷至沓来,很多中国企业却已不再满足于世界低端产业链上加工车间的地位。这一届广交会一楼辟出了重点展区,两百多个展位,从纺织服装、电子仪器到自行车、摩托车,全是高附加值的国内名、优、新品牌商品。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后来声名鹊起的“鄂尔多斯”牌羊绒毛衣,从款式设计到编织工艺都可圈可点。 ——“中国制造”从此不再单纯依靠廉价抢滩,国际市场上的“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崭露头角。
那时的广交会堪称花城最盛大的节日。展馆门外,卖小吃的摊贩和倒卖摊位的“黄牛”吆喝声此起彼伏,大学生们排长队寻求当翻译的机会,星级大酒店也摆开了阵势卖盒饭。出租车司机嘴上抱怨:都怪你们这些人,每年广交会这几天都害我们缺水、停电、堵车!可脸上是喜悦的,生意好得做不过来,日子如芝麻开花,一节比一节高,怎么能不喜悦!
广交会结束之后我重新去美国总领事馆办理签证,然后飞回桂林。哥哥手里提着板砖大小的“大哥大”,借了单位的车,叔叔姑姑、堂表弟妹们浩浩荡荡来接机。
我这个人是稀罕的,老祖母老外婆拉着左看右看:胖些了,在美国没生病啊?姑父和叔叔舅舅们只一个劲儿地追问:今天要吃什么?我带回去的拉杆箱也是稀罕的,姐妹们翻开我的行李箱逐件检视:整片斜裁、两层交错的真丝连衣裙、方格毛呢的大斗篷、印花缀水晶珠的大围巾、香水和化妆品、项链和各种小饰品……被她们瓜分一空。
还有更稀罕的事儿:当医生的婆母在这几天里确认我已怀有身孕。我是我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第一个第三代,我腹中的婴儿就是第一个第四代。这个消息可把家里炸开了锅了,每个人都兴奋得不得了,从上到下比过年还热闹。
寥寥数日的相聚之后我再飞走,那天桂林下大雨。这一次送我,不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了,改到桂林机场的候机厅,还是乌鸦鸦几十号人。我在雨中走向飞机,哭得抬不起头,因为还是不知道下一次能回来要等到什么时候。
(四)
2008年,家父退休以后的某天,他过去的老学生接他到附近县城新开发的游览区去参观。在那里遇到一位盲人老者,据说精通易理。家父凑趣报上我的生辰八字,老人掐指一算,说:这是个丫头。她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才能吃饱肚子。
家父闻言大惊,急忙问:“她现在在美国,够不够远?”老人就笑了,点点头:“嗯。只是要吃很多苦了。”
其实我自己倒未觉得异邦的生活有多“苦”,除了不断堆积,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十分尖锐,解不开的乡愁之外。
为人母之后离开了汉肯老太太的贸易公司,我重返校园念书。签证、钱、时间……客观的羁绊多如牛毛,亲人啊故园啊,都在天涯尽头的“远方”,总想回去总是回不去。
目光短浅又缺乏想象力如我,绝没有料到就在不远的将来,自己以及所有海外游子这种“却问归期未有期”的集体焦虑会被迅速消解。先是绝大部分国内的家人都有了电话,国际长途的电话费也着实便宜下来。联系方便了,千山万水间阻给人的感觉就没那么强悍。
有一阵子国际机票特别贵,周围朋友们的父母申请旅美探亲的签证还是很难,可学校中国同学联谊会的活动却多了一项过去从未有过的活动:欢送毕业生学成归国。对于决定海归的那几个极少数,起初大家都很难理解,好不容易念完了洋书,为什么不尝试留下来?这种疑惑也并未持续多久, “国内机会”和“美国就业”的比较迅速成为我们这些预备硕士、博士生们之间的热点话题。因为国内各地的“高新技术园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故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更大的市场,给拥有高学历、掌握新技术、肯努力、有干劲的人留出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实现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快速提升的综合实力也向世界重新定义了“中国”形象,直接带来全球范围内"汉语热"的兴起,让我顺势走上了大学的讲台。面对那些肤色各异的脸上求知若渴的眼睛,讲汉字结构,讲李白的唐诗鲁迅的小说;在百老汇的剧场、加州的葡萄园,讲“广州十三行”的联保旧例和清末徽商“汇通天下”的理想……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成为我在异邦安身立命的依靠。
再也不用像老一辈移民那样,被人圈拘在城市的一角匍匐求生存;当年曼哈顿的街头上,我和上海籍的女服装设计师被人误认是“日本人”一类的事情也不会再发生。我和整整一代新移民,对于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相当骄傲,相当自信,相当有优越感。
太平洋水域依然浩瀚无垠,而回家的路却迅速缩短。从前读诗读到“天涯若比邻”,只感慨王勃胸襟开阔,气度宏大,意境旷达。天涯就是天涯,迢遥就是迢遥,迢遥的天涯怎么可能“若比邻”?!可天涯真的就在比邻了。
随着中国越来越充满信心地走向世界,随着中美之间文化、教育领域越来越深广、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互动,我因公回国的机会渐多。多到自己的笔下再也没有了化不开的乡愁,多到当年火车站台上、机场候机厅内浩浩荡荡的家人接送场面再也不会有。姐妹们利用长假期动不动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国内国外,游山逛水,见多识广,对我回国行囊逐渐失去了瓜分的兴趣。
而回国之于我,也不再是独自一人飞来飞去。陪新泽西州政府的商务代表团去上海,走遍江浙一带,因为他们考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情况需要翻译;陪加州农业协会的代表团去广州,因为纳帕谷地的葡萄酒瞄准了中国市场需要咨询……“经济特区”已经逐渐模糊了严格的地域划分,到处都在发展,到处都可以发展,“自贸区”、“免税港”为外来投资提供越来越高效、便捷的贸易环境。
带着孩子们回桂林,回南宁自然不在话下,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高铁往来只要4个多小时而已。甚至连带她们回到闽西山区已经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永定土楼,也易如反掌,再也不用辗转换车,长途颠簸了,二级公路已经通到了我家祖屋的小溪边。还有,带着我的学生们逛故宫、爬长城、访秦俑、登黄山、下扬州……行程紧,我们就用宽敞、整洁的高铁车厢做课堂;没有无线网络,移动数据也一样可以分享课件,完成教学任务:一千九百多年前,蔡伦完善造纸术;古琴音乐有三千年历史;中国水墨画讲究以形传神……点点滴滴,最终铺垫成他们当中一个接一个,到中国的大学留学深造的决心……
“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多年前的判断,如今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而我脚下自己的生命旅途,也始于中国的1978年。40年来无数大事件波澜壮阔的演绎,成就了几亿中国人私人生活轨迹的由近及远、脱贫致富,成就了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经济体的世界影响力。当所有“远方”的时空概念因此而被压缩,当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用中英双语总结出“中国赢了”的赞叹,炎黄子孙不论身在何处,与故土故园之间,都不再有天涯。
**201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策划“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丛书,一套三册,由我主编其中之一。公开征稿之后,出版社里命我也写一篇,初稿成文有一万两千字。编辑提出修改意见之后一再删改,19年底,收入《四十年来家国:海外华人看改革开放》一书的全文将近八千字。18年夏天,《人民日报》和中国作协也在举办同样主题的征文,要走了这篇文章,并删减近一半,改用“‘天涯’不再遥远”为题,刊发于2018年10月18日的副刊。后来,“‘天涯’不再遥远”这个版本,是“伟大征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活动中甄选出来的十篇优秀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