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学校承办市历史教研活动，组内同事执教“两极格局的形成”公开教学。切磋之余，引发了重温“冷战”这一关键知识点的兴趣。活动之后，即兴购得三著：《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贝恩德.斯特弗尔著）、《中国1945：中国革命和美国的抉择》（理查德.伯恩斯坦著）和《冷战：一个新历史故事》（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
相信不少同龄人，都有这样的阅读感悟：年轻时，想读书往往买不起，现如今，买得起时间又不从容，于是，挑着读、仔细读、跳着读、随时读，甚至“耳读”（APP听），成了当下的阅读新状态。当然，这也有助于降低书橱堆积造成的焦虑感。
经过快速比对，果断地从行文的生动性、飞鸿掠过般叙述的角度，选定了可以一口气读完的这本《冷战——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作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曾被《纽约时报》誉为“冷战史学泰斗”。著作封面，提炼了四大核心词：“交易、谍影、谎言、真相”，概括了本书的风格，好比电影上映时诸如剧情、惊悚之类的标注一样。
可以肯定的是，作者无法摆脱美国主流史学家的一贯立场——字里行间对苏联一方、尤其赫鲁晓夫其人多有讽刺和贬义，但其对宏大事件举重若轻描述的“故事感”，很值得我们这些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的借鉴。
那么多人写历史书，为什么有的会成了畅销书？其中因素并不完全在于权威性和学术性。又或，那么多人教历史课，为什么有人的课使学生喜爱甚至终生受益？其中原因，也未必在于教者的权威和水平的不容置疑。 讲好故事，引发兴趣，或许是历史教与学的敲门砖。读过本著的人会确信，著者正是讲故事的高手。
作者写道：“政治学家喜欢用‘安全困境’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采取行动，但它这样做时会损害另一个国家或另外几个国家的安全，而当那些国家也采取措施来维护自己被损害的安全利益时，它们采取的措施又反过来危及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国家。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不断加深的互不信任的旋涡，在这样一个旋涡中，就是那些最用心善良、最富远见的领导人也发现自己无法自拔，一方面的猜疑加重另一方的猜疑。”
这不就是信任危机背景下的“互害模式”吗？人际是国际的微观化，国际是政治格局下的拟人化。于是，保持对话和沟通，建议互信机制，成了国际政治交往此后选项的大趋势。
“乔治.凯南（1904—2005年，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遏制政策始创人，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1946年2月22日按要求向华盛顿发回了关于苏联的情报，俗称‘长电报’）认为，莫斯科一意孤行的原因不是因为西方做了什么事，而是源于苏联政权内部的需要，对于这一点，西方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改变不了的。苏联领导人必须把外部世界看成是对苏联充满敌视的，因为这样一来为，他们就有了一个维持他们独裁统治的借口。‘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统治苏联；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不敢对人民施暴；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说服人民做出牺牲。’” 凯南1947年在文章中说，西方应该对苏联采取一个“长期的、耐心的，但是坚定的政策，以遏制苏联的扩张影响。”
对外树敌，是对内凝聚的一个关键策略。当然，当时苏联政策的原因不仅于此，这是美国一方对于苏联外交政策的一种解释，一种为对抗决策作支撑的理由。所谓文章当合时而作，也正是这个逻辑。
“在三年的战争（朝鲜战争）中，中国很有可能损失了60万士兵。可能有超过200万的朝鲜士兵和平民丧生。朝鲜战争有一个明确的教训：它为以后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先例，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卷入一场流血和持久的冲突，但它们不会使用核武器。”更引人注意的是，作者以出人意料的描述，假想了一段核武器施暴的情节，读来令人心寒。还好，这样的历史并没有真的发生。
“就在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沙漠试验成功的那天，哈里.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机器的发展要比道德的进步快好几个世纪，当道德的进步最后赶上机器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任何机器了。’一年后，他在日记中进一步阐明他对技术发展的担心，他写道，‘在过去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及其思想改变不大，但现在人类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否则，人类将面对完全和彻底的毁灭，接替人类的可能是昆虫时代或一个没有大气层的星球。’1948年，杜鲁门对一些顾问说，‘下令使用具有如此巨大破坏力的武器……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这个武器的破坏力超过我们手中所有武器的破坏力……所以，我们在对待这个武器时，必须采取同对等步枪、大炮及其他类似常规武器不同的态度。’”
作为一名以副总统身份进位的总统，杜鲁门在对抗的多个关键时期，没有独自、冷静和理性的决策警醒和反思。本书作者并不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美国领导人，但对其警惕核武器运用的言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哈里•杜鲁门（1884－1972年），民主党人，1918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22年当选密苏里州杰克逊县法院法官，1935至1944年任联邦参议员，1945年11月担任第34任副总统，1945年4月至1953年担任第33任美国总统，1953年卸任，1972年12月26日在堪萨斯城病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文职领导人基本上不限制军方的行动，结果是战争残酷无比，在索姆河一战中，英国一天之中就损失了2.1万名士兵，他们中大多数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战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实施了战略轰炸，经常是一夜之间造成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伤。”
我们发现，有时候，战争带来的科技进步，恰恰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批量生产和使用，这对于战争指挥者而言，是迫不急待的致胜法宝，然而从历史的反思立场看，的确令人不堪回首。
“（由于掌握了原子弹，美国总统杜鲁门拥有）这种可以导致死亡和毁灭的能力是历史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具备的。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使得一个平凡的人做出了一个不平凡的举动：他扭转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规律，即只要一个武器被发明，人们就会使用这个武器。这个规律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由于时间久远，这个规律的古代根源时常不被人们注意。”
接着作者说出了一个显而易见却时常被我们忽视的事实：“发明了一个武器，但又不使用这个武器，这是一个使人感到陌生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并没有撼动人们常有的一个想法，即必须探索新技术的军事运用。”
这是杜鲁门为代表的许多“拥核”领导们基于历史教训和后果恐惧的谨慎，也是冷战背景下的既定史实。 柏林危机和柏林墙是东西方对抗的标志性事件，作者描述既惊心动魄，又生动有趣。虽然，这文字趣味的背后，是真相的残酷、民众的苦痛和同一民族的生生相离。
“赫鲁晓夫对助手说，柏林是‘西方的软肋’，‘美国人伸进欧洲的脚上长了一个疼痛的大水泡。’后来，他又用了一个令人咋舌的解剖比喻，他说，‘柏林是西方的睾丸，每当我想让西方尖叫时，我就捏一把柏林。’” 赫鲁晓夫在历史书中的印象一贯的滑稽，更何况出自另一方美国历史学家的笔下。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1971年），出生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卡利诺夫卡，1918年加入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与指挥斯大林格勒攻防战及基辅保卫战。1953年当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1956年主持召开苏共二十大，根本上否定斯大林，此后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各领域均为活化，尤其是文艺获得解冻。同时，赫鲁晓夫积极推行农业改革，使苏联的民生经济得到改善。外交方面，他的“秘密报告”震动了社会主义阵营。 冷战中，赫鲁晓夫领导苏联与美国和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峙，曾多次访问美国。1962年，他策划的古巴导弹危机一度使苏联和美国站在核战争的边缘，但最终危机得以平息。1964年10月，当赫鲁晓夫在黑海之滨度假时，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发动了政变，赫鲁晓夫“被退休”，从此被迫淡出政坛，1971年逝世。
“艾森豪威尔拒绝在柏林问题上让步却又不情愿地向赫鲁晓夫发出访问邀请以后，赫鲁晓夫立即接受了邀请，访问他曾经威胁要消灭的国家。赫鲁晓夫对儿子谢尔盖说，‘这真是不可思议。如今美国人不得不对我们刮目相看了，我们的实力使得美国人不得不这么做，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存在和力量。谁会想到资本家会邀请我这个工人去访问呢？’”
在两极格局之下，美苏领导人也有了足够的对话和隔空喊话机会，基于上处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状态，因此领导人的风格、性格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和历史学家的笔下。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1969年），191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44年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晋升为五星上将。1952年竞选总统获胜，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1956年再次竞选获胜，蝉联总统。任职期间，美国社会经历了战后最安定、繁荣的时期，上任后半年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1969年3月28日在华盛顿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8岁。
“赫鲁晓夫于1959年9月对美国的访问是一个超现实的作秀。一方面，他担心他的举动太合乎礼节；另一方面，他又怕邀请方不合乎礼节地对待他。所以，在访问中，他既要尽量不对他所看到的东西表现出惊讶和赞叹，又要让美国人知道，苏联会很快赶上来。他执意乘坐一架新的、没经过试飞的大飞机去华盛顿，因为他希望用这个庞然大物来吓唬美国人。在白宫的宴会致辞中，他既提到美国的富贵，但同时又预测：‘明天，我们将像你们一样富有；后天，比你们更富有！’”
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之前，做足了相关的准备，也如作秀，此处不表。而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赫鲁晓夫的表现可圈可点。“1962年4月，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苏联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在远程导弹方面和美国平起平坐，既然为样，苏联‘为什么不将一只刺猬扔进山姆大叔的裤子里’？”这形象地反映了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心理。
“赫鲁晓夫强调，美国人将体会到‘当敌人的导弹对准你时是什么感觉，我们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指艾森豪威尔在欧洲部署导弹）。”
而作者接下来这样开始了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他像一个脾气暴躁的孩子，玩弄着装满子弹的枪。”
“学者们大多同意：古巴导弹危机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危机让我们窥视到一个没有人希望看到的未来图景，即一个充满冲突的未来世界，克制和理性不能约束冲突，冲突导致人类的毁灭。”理智战胜的情感，对于政治家而言，情感总是处于重大决策的次要位置。
“麦克纳马拉（1961—1968年任国防部长，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最富争议大概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国防部长）本人后来回忆说，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最关键的那一天，他看着太阳西下，问自己：他是否能活着再看一个落日的情景。他确实从危机中生存下来，但他关于可以打一场有限的、可以管控的、理性的核战争的信念却已荡然无存。” 正如书中所下的结论，“1962年秋，核战争最后没有爆发的原因应归结于冲突双方都感到恐怖的非理性因素。这就是丘吉尔曾经的预言，即希望就在‘平等的毁灭’之中。”
从“平等的毁灭”到“相互确保摧毁”，冷战期间的领导人们始终在高度紧张的局势下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
“‘相互确保摧毁’：如果没有人能确信自己可以从一场核战争中存活下来，也就没有人愿意去挑战一场战争。这个理论只不过是重复了艾森豪威尔很久以前就已提出的思想，即随着热核武器的出现，战争已经不能再成为政治的工具了，国家的生存要求战争不再发生。” “核武器的作用就是：它使不同国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即尽管它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没有共同的利益，但它们都有共同的需要生存的愿望，它们制造了核武器这样一只老虎，它们就必须学会如何同这只老虎一块生存。”
本书作者以扬•马特尔2001年发表的小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来比喻核武器时代的冷战局面：少年派遇到海难，家人全部丧生，他与一只孟加拉虎在救生小船上漂流了227天，人与虎，建立起一种奇特的关系，并最终共同战胜困境获得重生。
核武器正是故事里的猛虎，而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展开：“两个超级大国共同生存在一个星球上，它们都掌握着毁灭对方的手段，它们也都不希望看到对方毁灭。有这样的共识，它们得以共处。但是，它们是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呢？各方制度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各个社会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如何呢？社会正义如何呢？人们是否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冷战不仅仅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对抗，不仅仅是一场核武器竞赛，冷战是一场如何回答上述问题的较量，对双方来说，这个较量的意义非常重大，就像人类生存一样重要，其核心问题就是：应该如何组织人类社会。” 双方都知道彼此竞争的宏观意义，在于整个人类的走向，都知道这是一步大棋。
“赫鲁晓夫曾经一些西方外交官说：‘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历史在我们这边。我们将埋葬你们。’肯尼迪（在1961年维也纳峰会）承认说，‘他把我吓得不轻’。” 回顾战时合作时期，双方政治家也预见到了未来可能的局面。
早在“1943年，一个观察家说，‘总得来讲，我们比俄罗斯的自由多，但没有俄罗斯的平等多。俄罗斯的自由少，但平等多。究竟是用自由还是用平等来定义民主，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讨论话题。’”
“1944年国务聊戴尔.赫尔说：‘一个处于经济混乱中的世界将永远是滋生麻烦和战争的温床。’”
“罗斯福一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欢迎苏联作为盟友。他对一个朋友说：‘就像你不能接受共产主义那样，我也不能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为了过这个桥，我将搀着魔鬼的手。’”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年），美国第32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推行新政著称于世。罗斯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罗斯福以租借法案使美国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因突发脑溢血去世。罗斯福多次被评为美国最佳总统，美国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4名，也是东西公认的杰出政治家。
【注】《冷战——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翟强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