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
约3000年前，密克罗尼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已在瑙鲁定居。自18世纪末英国人约翰·费恩到达该岛后，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等陆续到达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没有波及该岛，但是战后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联合获得了该岛的统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日在此争夺，给岛上的人们带来了灾难。在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中，西方文化深深地影响了瑙鲁的发展。瑙鲁传统信仰被取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被打上了西方烙印。直到1968年1月31日瑙鲁获得独立，瑙鲁人才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根据瑙鲁岛珊瑚峭壁的横纹，考古学家推测瑙鲁岛的形成至少有上万年的历史。约3000年前，密克罗尼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已在瑙鲁定居。他们维持生计的主要办法有：采食椰子和露兜树果实，捕捉遮目鱼 后放到潟湖中饲养，使它们适应淡水环境。从传统上来说，在珊瑚礁附近区域捕鱼的任务一般由男性承担。
瑙鲁国旗上的12角星代表瑙鲁最早的12个部落。在部落时期，瑙鲁人遵守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18世纪后期，一名新西兰船长在海上航行时看到了瑙鲁，当时他只看到岛上有很多土著人和茅屋，没有登陆进行考察。由于岛上没有当时殖民者渴求的檀香木等物资，很多国家对瑙鲁并没有重视。
1798年，英国船长约翰·费恩（John Fearn）率领“猎手号”捕鲸船抵达瑙鲁，将其命名为“快乐岛”（Pleasant Island，也称“舒适岛”），开启了西方世界与瑙鲁交流的历史。这个英文名称被持续使用了90年，直到德国占领瑙鲁后才被停用。当费恩驾驶的船靠近瑙鲁岛时，许多本地渔民驾驶独木舟冒险靠近捕鲸船，“猎手号”上的船员没有立刻驶离，瑙鲁渔民也没有强行登船。但是，瑙鲁岛和岛上的居民给约翰·费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世纪30年代，在瑙鲁的捕鲸船不断增多，它们需要到岛上补充物资，特别是淡水资源。此时，瑙鲁人与欧洲商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联系。岛民懂得用自己的资源（包括淡水和食物），换取欧洲人的棕榈酒和枪支。在此前后，爱尔兰人帕特里克·伯克（Patrick Burke）和约翰·琼斯（John Jones）逃离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来到瑙鲁，成为早期在瑙鲁生活的欧洲人。第一个成功在岛上定居的白人是英国人威廉姆·哈里斯（Willam Harris）。1842年，29岁的威廉姆·哈里斯来到瑙鲁岛，为当地姑娘而着迷，流连忘返，遂定居下来，曾任瑙鲁总统的勒内·哈里斯（René Harris）便是他的后代。自此开始，瑙鲁族群中混入了西方人的血统。
枪支和酒类的引入，破坏了岛上和平相处的12个部落的生活。1878年，岛上开始了10年内战，人口从1400人（1843年）减少到900人左右（1888年）。战争严重影响岛上的椰子加工，造成德国商人无法从农业投资中获利。该岛的政治稳定直接影响德国的控制权，德国当局建议德国政府接管对该岛的管理。1888年4月16日，德国吞并该岛，并在岛上禁止酒精和火器。
近代发展史
一 德国殖民统治时期
德国因为插足太平洋太晚，只能占有老牌帝国不感兴趣的岛屿。
1886年，英、德两国就划分西太平洋势力范围达成协议。同年10月，德国派战舰武力占领瑙鲁岛，并将其划为马绍尔群岛保护地的一部分。德国占领该岛后，取消了“快乐岛”的命名，恢复了瑙鲁的称呼。1888年10月1日，德国“艾伯号”（SMS Eber）战舰上的36人在瑙鲁岛登陆。瑙鲁岛上的12个部落的首领、白人定居者、吉尔伯特群岛的传教士，一起陪同德国海军陆战队绕岛航行一周并再次返回岛上。岛上的部落首领被软禁到第二天德国吞并瑙鲁仪式开始时，他们看着德国的国旗在岛上升起。德国占领者要求岛上的部落首领在24小时内交出所有的武器和弹药，否则将他们投入监狱。10月3日早上，德国人缴获了765支枪和1000发子弹。德国人的到来，结束了该岛的内战，恢复了以国王为中心的统治秩序，艾维达国王（King Aweida）重新掌握了王权，但也使瑙鲁人丧失了对本土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基督教传教士也从吉尔伯特群岛来到该岛。不过，德国政府并没有委派官员统治该岛，只是委派一个贸易公司代管。德国商人罗伯特·罗旭（Robert Rasch）娶了瑙鲁当地人为妻。1890年，他被德国政府任命为瑙鲁的第一个管理者。到一战后德国战败，德国统治瑙鲁近三十年。
为了维持生存，罗旭“开了家很小的杂货店，用烟草、啤酒、阿拉斯加罐装马哈鱼、糖、大米以及饼干换取椰肉干”。椰肉干成为瑙鲁人与世界市场联系的最初纽带。不过，瑙鲁人工作积极性不高，他们不愿意将生产椰肉干变成商业行为。总之，整个岛屿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文化，都因德国统治乏力而未受影响。
直至1907年，英国的磷酸盐矿开采活动才改变了原有的自然环境。1896年，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英国太平洋岛屿公司（总部设在悉尼）发现瑙鲁的中央高地蕴藏着大量高品位磷酸盐，它有心开采却苦于瑙鲁非己管辖。由于德国人对这一情况了解不详，而且德政府与商团也无力支持瑙鲁开发磷酸盐资源，经过商谈，德国与英国共同开发磷酸盐矿。由于岛屿主权归属德国，英国公司不便征发瑙鲁人参与开采工作。矿工主要来自中国和太平洋其他岛屿，英国要向德国及瑙鲁人支付特许补偿金。矿区生活用品全部从海外直接输入，矿工们也不与当地人发生联系。尽管自然环境因磷酸盐矿的开采遭到破坏，但是瑙鲁人还是居住在自己的沿海社区里，基本维持着固有的文化和生活。
在这一时期，瑙鲁人也面临传染性疾病的困扰。早在1902年，流行性感冒造成岛上200多人去世。1905年，瑙鲁岛人口约为1550人。瑙鲁人认为，随着外来劳动力的引入，流行性疾病也被带了进来，造成许多伤亡事件。1907年，很多婴幼儿患上了小儿麻痹症（Infantile Paralysis），这又造成瑙鲁人口的锐减。
人口下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于是，瑙鲁的酋长和头人商谈，制定了一个鼓励生育的“奖励”政策。如果哪位妇女生的孩子，恰好使瑙鲁的总人口恢复到1500人，瑙鲁就会为其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庆祝活动。这一政策促进了瑙鲁人口的稳步上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瑙鲁人口上升到了1800人左右。
二 一战后托管时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战期间，澳大利亚占领了瑙鲁。第一次世界大战虽未波及瑙鲁，但瑙鲁确因战争的发生改变了命运。一战后，德国被迫放弃了包括瑙鲁在内的全部海外领土。
1919年，战胜国和战败国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标志着德国殖民地被瓜分完毕，德国于1919年5月7日正式将托管地分予各战胜国。《国际联盟盟约》是《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规定了盟约优于其他条约的地位、委任统治制度、各种国际公益事业的处理与合作以及各种国际事务机构的管理问题。国联根据当时托管地的人口和发展情况，将托管地分成三个不同的等级，分别是第一等（Class A）、第二等（Class B）和第三等（Class C）。《国际联盟盟约》第22条关于第三等托管地写道：
鉴于该托管地人口稀少或者国土面积小、它们与文明中心的距离远、地理位置接近托管当局管理范围的边界或者其他状况，托管当局应视该托管地为托管国的一部分而使用该托管国之法律管辖。
按照会议协商，凡在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和南太平洋诸岛的托管地为第三等托管地，托管国获授权全面管治。每个托管地的托管政府都重视每个地区的不同需求，亦都按照国联对每个地区的基准行事。但是，托管国不得在托管地建设防御工事，不得在托管地征兵，每年要向国联托管委员会提交报告。虽然如此，某种程度上每个托管国都已经视托管地为自己殖民帝国的一部分，因为国联并没有很大的权力去有效地管理各列强。
国联只允许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按照有关托管地决议的“C”款对瑙鲁进行“委任统治”。实际出面统治的是澳大利亚，它自诩其最大的特点是“年轻与活力四射，愿意全权担负促进本地人民利益的使命”。其在瑙鲁的统治的确不同于一般的老牌殖民国家：它派驻瑙鲁的统治机构从属行政官员极少，执政官一人集权，几乎不干预当地人的生活。瑙鲁托管期自1920年12月17日开始。
“委任统治”的重点在于攫取瑙鲁的磷酸盐资源，磷酸盐公司对此掌握全权。1919年，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就磷酸盐矿开发问题达成协议：磷酸盐公司直接承担瑙鲁统治当局的开销，继续向瑙鲁人支付补偿金；三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三国按配额以成本价购买磷酸盐矿石，其他事宜承袭公司既有制度。这样，磷酸盐产业从管理到采掘，依旧都是外国人的事业。公司开采磷酸盐矿的方式是砍伐森林后，挖去覆土进行露天采掘，采掘完后并不恢复土地原貌，从而破坏了瑙鲁的环境。瑙鲁被托管以后，日常生活用品基本上从澳大利亚进口，这使得瑙鲁对澳大利亚的经济依赖性越来越强。
在此期间，瑙鲁和其他岛屿一样，原住居民很容易感染肺结核和流行性感冒。1921年，流行性感冒造成230名岛民死亡。20世纪30年代，由于没有疫苗预防，瑙鲁遭受了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困扰，1932年人口只有1500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瑙鲁人先通过椰肉干，后来又通过磷酸盐产业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但瑙鲁人并没有就此深深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瑙鲁的自然地理禀赋使它遭受了一种不甚严苛的殖民统治。然而好景不长，突如其来的太平洋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三 日本占领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瑙鲁遭受战争的严重创伤。日本、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推进，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利益。同时，战争严重影响了瑙鲁磷酸盐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这些磷酸盐主要用于生产弹药和化肥。1940年12月，德国首先对瑙鲁发起攻击。
日本占领瑙鲁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瑙鲁有丰富的磷酸盐资源；二是瑙鲁战略地位重要，日本占领瑙鲁则可以控制从北美洲到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进而发起对吉尔伯特群岛和埃利斯群岛的进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控制了部分太平洋岛屿，这些岛屿成为其海军的大本营，负责保护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日本希望利用瑙鲁岛上的磷酸盐矿资源，并在瑙鲁岛上建立军事防御工事。虽然日本无法重新启动磷酸盐矿开采作业，但成功地将其转化为强大的据点，美国军队不得不选择绕过瑙鲁。
瑙鲁当局认为日本不会侵占该岛，因为瑙鲁缺乏深水港和飞机跑道，所以一直没有采取应对措施。瑙鲁当局还认为，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不会对日本的进攻坐视不管，如果三国放弃瑙鲁，那样会使西方国家名誉受损。然而，事与愿违，1942年8月26日，日本军队占领了瑙鲁，切断了瑙鲁与外界的联系。日本占领瑙鲁后，曾设想将华人和欧洲人全部驱赶出瑙鲁，但由于船只空间狭小，决定仅留下部分中国人。最终61名欧洲居民、391名中国人和49名英国军人登上了日本船舶，被运到其他岛屿。191名中国人留在瑙鲁，他们被告知会被疏散。英国磷酸盐公司员工在撤离前破坏了磷酸盐矿的设施。
日本军队在瑙鲁岛上修建的飞机场，一再成为同盟国（特别是美国）的轰炸目标。1943年3月25日，机场遭到轰炸，阻碍了食品、生活用品等物资空运到瑙鲁。1943年，日本决定将瑙鲁的大部分土著人驱逐至数百英里之外的特鲁克群岛（Truk Islands）生活，岛上生活极其艰苦，死亡率极高。但瑙鲁岛上仍然存在军队和劳工人口过剩而造成的粮食短缺问题，日本军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跳岛战略”（Allies’ island-hopping strategy）。“跳岛战略”就是将瑙鲁划分成两部分，并切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但是这并没有缓解粮食短缺问题，反而使情况更加恶化。虽然“跳岛战略”有效地抵制了盟军的空中和海上控制，日本在瑙鲁驻扎的军队没有被包围，但是没过多久，日本便正式投降了。在日本占领期间，瑙鲁土著居民遭到日本占领军的残暴对待。有一次，39个瑙鲁麻风病患者被装上船，船行驶到海里，患者全部被沉到海底。在瑙鲁的华工也受到了强迫劳动和野蛮对待，他们被看作社会的最底层 。
太平洋战争接近结束时，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盟国不确定瑙鲁将来的归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催促盟国尽快解放瑙鲁，恢复瑙鲁磷酸盐矿的开采，认为这对他们非常重要。1943年4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攻瑙鲁。在美国海军军官的指挥下，盟国解放了瑙鲁及其周边岛屿。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负责处理日本投降事务，澳大利亚指挥官分别作为英国的代表和太平洋舰队美国司令官的代表，两次签署日本投降文件。1945年9月13日，瑙鲁最终被解放。接受日本投降的代表有澳大利亚第一舰队的旅长J.R.史蒂文森（Brigadier J.R.Stevenson），以及从特鲁克群岛返回的幸存的737名瑙鲁土著代表弗农·斯特迪。
对瑙鲁人而言，卷入太平洋战争是一件意外且无力抗拒的事情。1942年日军占领瑙鲁，为了将这里建造成一个军事堡垒，他们沿海岸线修建防御工事，导致珊瑚礁与鱼群迅速消失。1943年，日军又在居民区修建飞机场，招致盟军对瑙鲁进行地毯式轰炸，瑙鲁人赖以生存的椰林几乎全部化为灰烬。太平洋战争改变了瑙鲁人的生存环境，并使瑙鲁人战后的生活发生很大改变。最根本性的变化是，由于靠椰林与鱼群都不足以为生，瑙鲁人的生活物资完全依赖进口，罐头之类的商品成为瑙鲁人的生活必需品。当进口物资供应受到影响时，瑙鲁人已经放弃的狩猎、捕鱼、收割和其他传统生活方式，又得到了恢复和重视。男人会爬上悬崖，捕捉黑色的小鸟（一种当地的鸟类），而妇女会在珊瑚礁中采集海产品，每个人都尽可能去钓鱼，解决粮食供应短缺问题。妇女用椰子纤维制成麻线，用于缝补草席、衣物，或者用于制作钓鱼线。他们还使用露兜树叶子制作垫子、篮子和风帆，搭建庇护所等。
日本占领瑙鲁期间，瑙鲁岛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只发生过一次针对日本军队的小规模的袭击。然而，该岛在中太平洋运动（Campaigns of the Central Pacific）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日本防守严密，它的机场和战略位置逊于其他岛国，瑙鲁没有被其他国家占领。美国军队将目标转移到其他岛国。在此期间，大约300名日本人死于营养不良、疾病和他国的军事行动。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1947年11月1日，瑙鲁成为联合国托管领地。联合国委托澳大利亚、英国及新西兰共同管理瑙鲁，三国每年须向联合国报告瑙鲁的发展情况。但是，三国实际上更重视如何开采岛上的磷酸盐矿，而对瑙鲁的国民教化、环境保护、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并不重视。联合国多次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公布每年磷酸盐的开采量、成本和售价，以期使瑙鲁人在输出磷酸盐的同时得到合理的回报，但澳大利亚政府不予理会。
受战争影响，磷酸盐矿开采一度停顿，瑙鲁人无法获得补偿金，他们不得不去挣钱来购买商品。1948年，16岁以上男性中有88%的人已沦为雇佣工人。继续“托管”瑙鲁的澳大利亚当局指出：“尽管瑙鲁人以前生活安逸，但现在他们已经被训练得适应环境变化了。”后来磷酸盐补偿金逐步恢复，瑙鲁人使用补偿金购物，更不愿恢复传统劳作了。1953年，外国人记载了瑙鲁社会状况：“他们越来越不愿意经营农业（采集椰果、捕鱼）。”尽管鱼群增多，但多数瑙鲁人还是爱吃罐装鱼。
此时期，尽管瑙鲁人与世界市场联系更加密切，但均财富的传统观念并未改变。
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在1950年就已经发现，磷酸盐矿将会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耗竭。理事会起先建议瑙鲁人在未来重新生产椰肉干，发展商业捕鱼，学习农耕，但瑙鲁人对农业生产态度冷淡。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当局提出，移民别处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印度代表认为，托管一个地方就是要促进当地人的福利，最终要人民背井离乡，违背了托管的意义；而要留守，就得考虑恢复环境。后来，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代表都指出瑙鲁人不应移民。1957年，苏联代表正式提出，独立国家必须要有领土，瑙鲁要独立，瑙鲁人就不该移民，自然环境必须恢复。
尽管如此，移民与恢复环境仍旧成为反复讨论的议题，瑙鲁当局对此问题的态度不断反复。经过近十年的考察，瑙鲁唯一可以接受的移民目的地是澳大利亚的柯蒂斯岛（Curtis Island）。但澳大利亚表示只愿给瑙鲁人澳公民权而不能让其独立，移民议题就此罢弃。苏联代表再次提出要恢复土壤，减少矿产开采量，澳大利亚代表则回答：“前者和后者在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澳大利亚的强硬态度引起瑙鲁代表的愤慨。1966年底，在瑙鲁独立之前的最后一次托管理事会大会上，大酋长德罗伯特被问到如果不可能通过回填土壤来恢复瑙鲁环境，瑙鲁人是否考虑移民的问题，他立刻回答说：“委员会最好认识到回填是可能的，即便成本很高。”虽然瑙鲁方面态度坚决，但1968年1月瑙鲁独立宣言中未有只言片语提及岛屿自然环境恢复事宜。这看似与瑙鲁代表的态度有矛盾，其实并不意外。1966年，瑙鲁就已决心必须在1968年1月31日之前独立。由于最大的问题在于磷酸盐公司的归属，故整个1967年，瑙鲁方面的精力全部集中在有关接管磷酸盐产业的谈判上。为了尽早接管磷酸盐公司这棵“摇钱树”，瑙鲁方面不惜牺牲讨论了十余年的环境恢复问题。
独立后历史
随着瑙鲁人与国际社会的接触日渐增多，瑙鲁人对澳大利亚的统治深感不满，尤其是对磷酸盐矿的开采。瑙鲁当局全力争取独立，收回采矿权。澳大利亚政府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地结束对瑙鲁的托管。
1966年1月22日，瑙鲁首次举行大选，成立了立法暨行政委员会。1968年1月31日，瑙鲁独立，哈默·德罗伯特担任首届总统。在政治上，瑙鲁是一个共和制国家。总统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由议会选举产生。议会实行一院制，每三年选举一次。内阁由总统和总统任命的4～5名议员组成，共同向议会负责。瑙鲁政党机构并不完善，曾经在瑙鲁政坛上活跃过的政党有民主党、瑙鲁第一党和中央党。但是，这些政党并没有维持很久便宣布解散。总统候选人通常是代表个人、公司或家族利益。
1967年，瑙鲁人民赎回了英国磷酸盐公司的资产。1970年6月，磷酸盐资源的控制权转移到瑙鲁磷酸盐公司手中。事实上在独立时，瑙鲁还有机会修复因开采磷酸盐矿而被破坏的土地。但瑙鲁为了尽快独立，舍弃了恢复环境的最佳时机。独立后，瑙鲁的国家发展政策与独立时经济利益优先的理念一脉相承，瑙鲁领导人奉行一种所谓“弱可持续性”（Weak Sustainability）的发展政策。这一理论派生于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相信所有物品都可以互相替换，而市场体系将保证物品按比较高的价格流通。“只要自然资源卖到足够高的价钱，一个国家的环境哪怕近乎彻底毁灭，也还是符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可持续性的定义。”
在这一理论下，瑙鲁开始破坏性地开采磷酸盐矿。在收回磷酸盐产业的第一年，磷酸盐开采量就超过了德国殖民统治时期产量的总和。国家独立初期，成立了所谓“瑙鲁环境恢复基金”。在20世纪70年代，基金已累积到2.14亿美元，却没有一分钱投入环境恢复事业中。相反，瑙鲁却在澳大利亚、夏威夷投资修建豪华宾馆和高尔夫球场。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海外投资能够获取更大的回报，而投资到环境治理中的资金回报较慢。当年坚决要求恢复环境的德罗伯特总统，“忙于运作一个雄心勃勃的投资项目。……他忙于出国进行投资谈判，以至把飞机当成大轿车来使用”。而磷酸盐的开采沿袭旧法，每一点产出，都伴随着一连串的环境破坏。因为“开采程序包括移除植被、表层土壤以及被污染了的磷酸盐，以便让纯磷酸盐便于开采。树木和其他废弃物被运到一个堆存处，然后焚毁，表层土壤与被污染的磷酸盐由矿业公司储存，便于未来使用。可在采矿结束后，表层土壤与被污染的磷酸盐并没有被回填”。所以仅仅20多年后，而不是联合国设想的70年后，磷酸盐矿就几乎被采空，中央高地的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采矿带来了巨额收入，瑙鲁的分配制度保证了绝大多数岛民具有强劲的消费能力。20世纪70年代，每个瑙鲁家庭至少拥有两辆汽车。1980年，瑙鲁7000人中只有2156人参加工作。由于一切物资都可以由世界市场提供，瑙鲁人口迅速增长，很快就超过了生态承载力。尽管岛上设立了垃圾处理场，可许多“荒废地”还是堆满了生活垃圾。与此相应，住宅区里残存的椰子树却无人照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金融市场危机不断，瑙鲁的投资遭遇重大挫折，加之磷酸盐供给日渐不支，瑙鲁的社会生活出现了混乱局面。这实际上意味着瑙鲁“弱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破产。
独立后，政府将部分磷酸盐出口所得收入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瑙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989年，瑙鲁向国际法院控告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在瑙鲁的开采行为，要求三国对过度开采造成的环境损害给予补偿。最终，澳大利亚和瑙鲁实现庭外和解，澳大利亚赔偿瑙鲁1.07亿澳元。其中，5700万澳元支付现金，剩余的5000万澳元分20年付清，每年250万澳元。新西兰和英国同意一次性支付瑙鲁1200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磷酸盐价格下跌，瑙鲁维护国有航空公司的高成本消费以及政府财政管理不善，瑙鲁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进入21世纪，磷酸盐矿产资源开发殆尽，瑙鲁几乎破产。
进入21世纪以来，瑙鲁与多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包括巴西、越南、捷克、斯洛文尼亚等。2014年11月24日，瑙鲁与波兰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2001年，瑙鲁因“MV帕坦”事件受到世界关注。澳大利亚政府与瑙鲁政府经过充分讨论，许多难民被允许运送到瑙鲁，瑙鲁则获得澳方资金等方面的援助。澳大利亚称此解决方案是“太平洋解决方案”。此后不久，瑙鲁政府开始对外国游客和记者采取限制措施，防止外界的观察员观察难民的情况。瑙鲁难民处理中心曾关闭一段时间，但是因为国家财政困难，瑙鲁希望得到澳大利亚的持续援助，难民处理中心重新开放。2012年和2013年难民数量激增。2016年，因澳大利亚瑙鲁难民处理中心发生难民自焚事件，瑙鲁再一次受到国际社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