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被读书人奉为万世师表，《史记》作者司马迁也感叹他“可谓至圣”，可见他学问通达。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曾经周游列国十几年，可始终没得到重用，这是为什么？是列国诸侯都没有眼光吗？其实答案很简单，甚至不需要我们去总结，因为在《史记》中，就有一个人评价过孔子，这个评价，也许正是我们需要的答案。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35岁的时候，鲁国发生了叛乱，孔子也受到了牵连。鲁国是孔子的故乡，这个我们都知道，于是孔子从故乡鲁国逃到了临近的齐国，希望在齐国谋个一官半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此时的齐国国君是齐景公，于是就出现了儒家那段非常有代表性的话。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没错，就是这几个字，意思是“君王要有君王的样子，臣下要有臣下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简简单单几个字，也表达了孔子的主要政治观点。其实还可以总结的更简单些，一个字，“礼”。没错，孔子的理想就是“克己复礼”，在礼崩乐坏的乱世，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认为最好的治世良方。
景公当时非常认同孔子的话，赞叹道：“先生说的非常好，如果都不守本分，那不是乱套了，有饭也吃不安稳啊！”话虽如此，景公却很谨慎，没有立刻开口任用孔子。
又过了几天，齐景公再次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在节财。”景公听了，觉得孔子这个人是个厚道人，如果当官，一定是个清官，就打算赐给他一些封地重用他，并找来了宴婴商量。
宴婴是我国春秋时期名臣，先后辅佐了齐国三任国君，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我们学过的《晏子使楚》说的就是他。此时的齐景公正是晏子侍奉的第三个国君，所以景公非常敬重他，大事都找他商量。
晏子听完景公的话，当即表示了反对。晏子是怎么说的呢？他没有直接贬低孔子，而是先吐槽了一下儒生。“这些儒生油嘴滑舌，口口声声克己复礼，妄图用礼仪的道德标准来约束人民，从来不把法治当回事。而且他们很高傲，自以为懂得礼仪就高人一等，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样的人，不适合当臣子。”
说完儒生，晏子又针对当下齐国的形势，做出了判断：“现在的周王室已经衰败好久了，礼崩乐坏也不是一天两天。孔子这个时候来讲礼，教人们见面怎么施礼，怎么穿衣打扮，怎么行走，怎么说话，这些繁文缛节，有学识的人都要学好一阵子，如果是平民百姓，恐怕要花费一辈子去学习！这浪费时间不说，用这样的东西来治国，真的会使国家强大起来吗？”
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刻薄，但不得不承认，晏子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各国之间相互征伐，这个时候来讲礼仪，只能是被动挨打。弱肉强食的时代，想要不被消灭，努力让自身强大才是上策。孔子的“克己复礼”愿景是好的，但只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一个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即使刻画的再美好，也没人敢去实施。
针对孔子说的“政在节财”，晏子又说：“又要克己复礼，又要节财，根本就是自相矛盾。我听说他们儒生的礼仪中，非常重视丧事，先人葬礼，为了表达尊重，往往不惜倾家荡产而大办特办，这有什么节财可言？如果让他们把这种风气在我们齐国推广开来，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掉入了陷阱！”
晏子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外。《史记》中对晏子的评价是“以节俭力行重於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这样一个身居高位又节衣素食，以身作则的贤臣，自然是非常讨厌那些铺张浪费的礼节的。而且他的观点也非常符合齐国的国情，或者说符合所有诸侯国的国情，此时的各诸侯国，务实一点，积极发展经济和军事，从而让自身强大，不被他国侵扰，这才是首要任务！
但是，孔子的“克己复礼”真的没用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克己复礼，本身就是孔子针对礼崩乐坏的补救措施。只不过，这个措施只能在盛世奉行，或者，非要在春秋时代推行，也要周王室来领导，然后各国订立新的友好交往的礼节。只不过，此时的周王室已经担当不起这个大任了！
于是，齐景公从此以后不再问政于孔子，即使接见，也只是用对待文人的礼节来接待他。而孔子，估计也猜想出了其中的端倪，加之收到有人要加害他的消息，所以就告别齐景公，回到了鲁国。
表面上看起来，这场论战是晏子胜过了孔子，但两个人其实没有胜负，因为两人分别是不同领域的顶尖人物，孔子是世代受人敬仰的万世宗师，晏子是青史留名的贤臣良相。同时，太史公司马迁对他们两人的评价都非常高！太史公评价孔子“虽然是布衣出身，但是十余世被人供奉，人们都以他的话为准则，这样的人，可谓至圣”，对于晏子，太史公更是赞不绝口，甚至说“如果我和晏子同时代，即使让我给他当车夫，我也是非常高兴，向往至极的”！
总之，孔子没被齐景公任用，甚至周游列国十几年没人重用他，并非晏子对他个人有成见，也非他学问不够，更非人品不好，只是他的政见不合时宜罢了。或者用一个词表达更为恰当，生不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