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淡泊明志，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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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

这段温暖、恬淡的话语是出自作家汪曾祺的《人间草木》。他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淡泊明志，随遇而安。

汪曾祺，1920年出生江苏高邮城镇旧式地主家庭。他的祖父在清朝中过拔贡，但从那以后就废除了科举制度，后来的家业都是其祖父白手起家创来的。

祖父生活俭朴，爱喝一点好茶，有点浪漫主义和诗人的气质，也会收藏些古董字画，其中就包括汪曾祺后来学字时的《圭峰碑》、《闲邪公家传》等。

他的父亲年轻时是运动员，还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还会摆弄各种乐器。父亲的手很巧，会做各种小玩意儿，荷花灯、糊风筝、糊养金玲子的盒子、西瓜灯，还有母亲死后糊的几箱子衣服。

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汪曾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的熏陶，养成了他淡泊的性子。

1939年他考入西南联大，随后开始文学创作，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

在昆明他喜欢泡茶馆，却不是穷泡，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的同学很少有不带几本书的。汪曾祺有很多小说和论文就是在一个个小茶馆中完成的，他也笑称自己这个小说家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

诚然，茶馆里熙熙攘攘，人聚人散，读书、看人，自然是积累了不少人物与故事。亦如今日的我们，在旅途中遇到一见如故的陌生人，也开怀畅谈，行路、看世界，同样也悟人生。

他于我而言，最让我吃惊与钦佩的是，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的时候。

他的散文里这样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对于下乡劳动，他并没有觉得很痛苦，而是秉承着自己的信念——随遇而安。

在部分人看来，“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堕落，是不思进取，而在汪曾祺看来，随遇而安的态度是让自己更加轻松些。他说，“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然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在当地马铃薯研究站工作时，汪曾祺的“工作”主要是画《图谱》。研究站里有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供应全国的薯种，不下百来种，把每种都画下来记录在册，就是汪曾祺所要做的。

他把这样劳作的日子过成了诗，令旁人钦羡不已。他每天蹚着露水去摘几从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凉之后，画成熟的马铃薯。画完之后的薯块没有任何价值，就随手埋进火堆里，烤熟，吃掉。他在散文集里，略带得意地写道:“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闲时也钻研美食，乐于自己买菜做饭，珍惜食物的馈赠。翻阅他的作品，不乏山温水软、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四合院、小胡同儿的京城一景，都是些平常生活之景，很少有大开大合的描写。

汪曾祺对事物的描写多从小的视角切入，写常人小事、风情民俗、花鸟虫鱼，即兴偶感，或者娓娓道来，不经心、不刻意中就成就了他小品文的巅峰。

他语言质朴简洁，有一种洗尽铅华之感，没有词藻的粉饰，更没有斤斤计较地设计，只有褪去所有累赘的干净。读他的作品要慢下来，细细地品。他的散文和小品文可以较随意地阅读，读到哪里算哪里，随意而又深藏人生与生活的哲学。就像和一位老友，随时都可以酣畅淋漓地聊上一番，既可细谈美食，也可回忆儿时，还可以悟人生。

在汪曾祺七十三岁生日时，他写了一副小对联，“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湖”。

其实我们说过的话，走过的路，吹过的风，看过的景，最后都变成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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