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每隔一段时间抑郁症就会登上热点话题的时代，“鸡汤”成了生活中的常备良药，在几乎所有我们可以获取信息的地方，都能随手舀上一瓢给自己灌下。这和两百年前，我们抵御抑郁症的方式有点相似，只不过今天喝的是心灵鸡汤，而那时是真的炖鸡汤。
18世纪中期，法国国王的医学顾问波姆（pierre pomme）认为鸡汤和冷水浴能够治疗抑郁症。波姆医治的上流社会中的人“疲劳、疼痛、感觉迟钝，悲伤、忧郁和灰心毁灭了他们所有快乐”，那时，波姆已经让“忧郁症”（vapours）这个词广为流行，成为一种国人熟知的失调症状。
其实，在十八世纪，每个国家都会涌现出一批像波姆一样为上流社会服务的神经科医生，他们提供的诊断主要是歇斯底里、疑病症和抑郁，他们认为这些症状都是由器质性失调引起的，至于是怎样的失调，谁也给不出系统的解释。当时对抑郁症病因的研究进程把精神病学科带进了死胡同，并由此引发了分歧，让此后的抑郁症诊断一直在两种不同的见解中做着痛苦的抉择。
一种见解强调神经科学，认为人的抑郁可能是受到压力后，产生的一种生物性反应，这种反应可能造成神经递质失衡，他们倾向通过解剖，在大脑皮质中发现精神性痛苦的根源。另一种见解强调患者心理问题的社会原因，认为抑郁症是对社会环境不适应，或者由创伤经历造成的。
第二种见解的产生，其实是以生物性病因研究失败为基础的。强调器质性病变的生物精神病学在整个19世纪都支配着世人对精神病的认识，但这个世纪的神经解剖学和病理学研究中，除了对神经梅毒的认识有所进展外，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对临床精神病学具体有用的东西，抑郁症的治疗也仅限于喝鸡汤、泡泉水这种缺乏科学支撑的方式。
即使在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那些矿泉疗养地仍受到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青睐，因为令他们痛苦不堪的抑郁找不到任何器质性原因，他们不得不认为这些矿泉地能够治好自己的病。
最早一代精神病医师把抑郁症病因的研究重点放在了遗传因素上，他们搜集了大量家族中频繁出现抑郁症的例子。比如在16世纪和18世纪之间，某些苏黎世家庭中一再出现的抑郁症和自杀。事实上，抑郁症聚集于家族中的倾向，并不能被认做是遗传影响的证据。因为家庭不仅能把基因传给下一代，也极有可能把社交模式传给下一代。
当时对遗传因素的研究尽管强调了病症的生物性，但也把生物精神病学带进了死胡同。更糟糕的是，遗传的概念反被政治家利用，为日后的种族迫害埋下伏笔。
就在第一次生物精神病学跌入政治阴沟时，一种新的思考精神疾病的方式出现了，这种“新科学”的崛起以克雷丕林（Emil Kraepelin）的出现为标志。
1890年，克雷丕林带了一批研究人员在海德堡大学诊所工作，他和他的住院医师们通常要为每一位患者填写一张卡片，并将它们放入“诊断盒”中。在对患者定期会诊时，他们会再次取出卡片，登记上这位患者的名字和修正的诊断。当患者出院时，最终的结果会记录在这个名单中。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仅能发现哪个诊断是错误的，还能发现把他们引入这种错误推论的原因。每逢假日，克雷丕林就会带走这些名单和卡片，再做整理。正是这些卡片，为精神病学研究提供了临床观察的基础。
克雷丕林通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发现，忧郁和躁狂，常常不是单个症状，而是作为“循环性精神失常”在人的一生中交替发作。他认为精神病是一个客观规律的生物学过程，可以分为数类，每一类都有自己的病因和特征。
1893年，克雷丕林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精神病学》教科书，书中将精神病分为13大类，首次提出了“早发性痴呆”（后来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的临床概念，并把这两大非器质性精神病作为主要研究的对象。
不久，克雷丕林的光芒便被弗洛伊德夺走。在20世纪中叶一段短暂的时期内，医师和患者曾一度十分推崇精神分析法，他们更愿意相信：抑郁源于人体对精神创伤的应激反应，抑郁的根源应该和患者的童年经历联系起来。
这种精神分析方法让医师们的工作场所从收容院转向私人诊室，这也符合中产阶级文化中探求自我的律典。弗洛伊德的催眠疗法和精神分析法被临床治疗接受，长期影响了精神医学的心理治疗。
但在历史长河中，那种患者躺在躺椅上，精神分析师坐在一旁跟他谈话的场景，在精神病治疗的台面上只占据了一小会儿。
一个人的抑郁是由恋母情结得不到满足引起的，还是由缺乏5-羟色胺引起的，两者难以同时为真。随着精神疾病生物性证据的积累，精神分析法逐渐失去了科学基础，因为近代科学证实了脑的确是心的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一多半精神病医师都认为，精神分析在科学上破产了。
进入二十世纪后，以往用放血、火烤、水浸等原始的摧残性治疗方法逐渐被废弃，同时胰岛素休克治疗、电休克治疗、额叶切除术等相对科学的治疗实验在不断进步。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后期，一种家喻户晓的精神病药物“百忧解”出现了。
百忧解的成名之路开始于1953年7月，英国精神药理学创始人之一加德姆（John Gaddum）向人们讲了他的推测：很可能是大脑中的5-羟色胺在让人们保持心智健全方面起到了根本性作用。
这个推测成为新一代年轻精神药理学的启示录，学界开始猜想：如果5-羟色胺让人们保持心智健全，那么增加大脑中的可用5-羟色胺，或许能阻止精神病。
1963年，生物化学精神病学家科彭（Alec Coppen）做了一项决定性实验，证实了5-羟色胺能够缓解抑郁症。这一结论开拓了日后数十亿英镑的药品市场，许多制药公司投入研发抗抑郁药物。其中，美国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专门组建了一个5-羟色胺-抑郁症研究组，到1974年，氟西汀被发明出来，商品名百忧解（prozac）。
随着越来越多更安全的抗抑郁药物的研制成功，抗抑郁药物成为临床抑郁治疗中的常用方法，这些药物通过改善脑神经递质功能来治疗病理性抑郁情绪。在1980年的美国，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只有200万，而如今这一人数大概在4000万，三十年间足足增长了2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