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万件出水文物，张献忠江口沉银被考古证实

关于张献忠江口沉银，明史上有记载：

“献忠身长面黄，下巴像虎，人称黄虎。性狡谲，喜好杀人，一天不杀人便郁郁不乐......将成都百姓坑杀在中园。......他又筑坝先将锦江改道，放干河道，挖一个深数丈的大坑，将亿万计的金银财宝埋在其中，然后决堤放水，名为水藏，说：‘不能让后人拥有。’当时，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义兵并起，所以献忠杀戮更加惨毒，川中百姓已尽。”

2010年，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被眉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保护范围为东西各至河堤，南至岷江大桥，北至府河、南河交汇处，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清代以来的文献中多记载明军将领杨展曾在此伏击了大西军领袖张献忠的船队张献忠大败后，留下“千船沉银”的宝藏传说。

3月20日下午，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在眉山市彭山区举行了“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阶段性工作新闻通气会，确定江口遗址就是张献忠沉银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表示，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取得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1万件，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介绍，这批出水文物中，除西王赏功币、金币、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金册、银册、银锭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还首次出水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兵器。这些出土文物也将揭开明清时期学术研究的新篇章，是明史研究的一大突破，也是内水围堰考古的一个创新之举。

在本次出水的文物中，还包含有金册和银册，据现场专家介绍，金册为明王朝册封藩王及妃嫔所用，银册则为明王朝册封郡王及妃嫔所用。此前在彭山江口，也曾发现一页金册，样式大小类似。彭山区文管所所长吴天文介绍，那页金封册出水时间为2011年，出水地点位于彭山岷江大桥以上江中。“之前那页金封册应是封面，内容大致是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后，颁布政令法规。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吴天文说。

考古发掘中，金属探测、磁法、电法和探地雷达等手段也区别于以往的考古发掘。临近发掘现场的彭山汉代崖墓博物馆中，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出土文物得以展示。一段残刀，锈迹斑斑，刀体还夹杂着鹅卵石；一柄矛头，还能辨认出明末兵器形制；6块银锭，足足有拳头大小，鸡蛋大小的金锭还有光泽，在出土的银册上面，能够清晰地看到“册封”、“郡王”的字样。

考古专家介绍，发掘出土的文物主要有五大类：抢劫明朝藩王的财务、州县官府的库银、民间百姓的金银财宝、张献忠自己铸造的货币、打仗用的兵器。

文献记载，张献忠一直在长江流域包括中西部地区转战，他没有特别稳定的经济来源。通过沿途劫掠富豪，才能维持军队物资的运转。从目前发现的文物来看，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真实的。这些文物是否证明“张献忠屠川”？一直以来，有专家认为，张献忠对川民的屠杀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也有学者认为，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的原因主要是战乱和灾荒。随着更多文物的出土，这段历史或将逐渐清晰起来。

在众多文物中，木鞘最为震撼，这些流传于各路文献资料记载中的银锭“保险柜”最终以实物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蜀龟鉴》卷三载“居民时于江口获木鞘金银”。而《蜀难叙略》载：“清顺治十一年，又有渔人获银鞘于江口，而剖其鞘以为饲豕之具。”

3月16日下午，考古队终于在发掘区域的最北端发现一块相对完整的木鞘，木鞘腐烂的一端，露出了白花花的银锭，仍旧反射出贵金属的光芒。在考古发掘现场附近的工作站，记者见到部分出水文物，各类金银器物、钱币上的文字大都清晰可辨，各种金银首饰上的花纹依然精致。这让身经百战见多识广的考古人员也感慨地说，“那叫一个震撼！”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领队刘志岩介绍，根据史料记载，张献忠将一段木头剖开成两半，将中间凿空，放入银锭后，两块木头一合上，再用铁丝固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这成了转移财产的一种运输方式。

这些木鞘装了多少银锭？有史料记载，“领万余两，分作五鞘”，因此也有学者推断：每一鞘装银2000两，以一锭50两计，一鞘则装银40锭。亦可推测，张献忠宝船上每一筒装银的木鞘原长起码有一米多长。

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等30多位考古学家现场考察后认为，这是中国传说中的、记载的几处皇家藏宝中唯一被找到，且是由考古机构科学发掘出的批量宝藏；出水文物数量之多、等级之高，种类之丰富，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生活史等具有重要意义，可谓展开了一幅中国明朝晚期的社会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