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上）
四 古代植物化石的黄金时代
总是讲些往事，足以说明我老了。前面提到过，我现在是电厂的一名中层干部，是运行部主管发电任务的副经理，是一个“举足轻重”而且领导器重的“老二”。当了五年中层干部，我现在也学得人模狗样，不再乱讲四大名著了。受领导重视决不是因为我讲四大名著比中央台百家讲坛讲得更好，而是因为我确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电气自动化专业工程师，讲起电磁感应、楞次定律、三次调频这些东西来更加熟练，连好多专业人员并不知道的戈——派克方程也能说个一二。
当然，单纯说成是学而优则仕，也不尽然，我还有许多优点，几乎和我的缺点一样多。当然，我们评价一个人主要还是要看优点。就拿技术来说，我不仅仅是精通电气专业技术，发电厂相关专业也非常熟悉，从燃煤进厂，如何在锅炉中燃烧，一直到电力送入电网，涉及到的所有专业理论，什么自励他励、冲动反动、除灰除渣、脱硫脱硝，都能如数家珍。理工出身的人总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荣，说到专业知识就跟上了弦似的，我也不能例外。所以，如果有些段落看起来象技术论文，您就担待一下，只管跳过去看下一段好了。
外行人当然不会象我一样清楚发电厂的生产过程，可谁都知道，没有了煤，燃煤发电厂是发不了电的。但是，请允许我说“但是”，最近好象出了点问题，厂里的储煤场已经没有多少煤了。其中一个煤场空空如也，贴上草皮就能踢球，另一个煤场倒是零零星星有汽车进来卸煤，不过景况也大不相同。以前送煤的汽车来了把油门踩到底也爬不上煤山，还得铲车从后面推一把。现在倒省事，随便就地一倒就可以了，一堆一堆的，弄得煤场跟坟地一样，颇有点“明月夜，短松冈”的意境。
本来天气转暖，煤炭交易转向淡季，不应该是这个局面，可事实就是如此。前些时候，也就是春节、元宵节期间，煤矿部分停产，供给总量有些下降，可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至于这么紧张吗？分管燃料的部门一扫听，负面消息一大堆。据说安监局在搞煤矿停产整顿，公路局正在进行公路改造，交警忙着治理超载，总之，所有涉及电煤生产、运输的环节都有问题。另外，运费也随着燃油价格一路飚升，这些费用最后都得由发电厂埋单，所以煤价也一路走高。
去年煤价就一个劲儿地涨，电厂卖电所得已经不够买煤的钱，会计术语叫“边际贡献”为负值，可大家还得喊着“保稳定、保奥运”的口号死扛，月月借钱买煤，很多电厂因此成功地进了银行的黑名单。到了今年，各家银行都不肯再填这个无底洞了。电厂进煤困难，每天拉进来的煤刚够锅炉吃个半饱，公司老总们急得直上火。于是公司上下齐动员，给省政府、市政府、煤管局、各级经委、电力监管委员会打报告，只要是沾边的部门就去哭一嗓子，看看能博得多少同情。厂里供应部门的人就蹲在煤矿，盯着井口抢煤，真是没少看煤老板的脸色。不过，想想当年电厂少的时候，煤老板怎样低三下四地求着电厂买煤，也就忍一忍算了。后来，我跟南方的朋友说起电煤紧缺的事，他把头摇得拨浪鼓一样。他说，你们辣地方，到处是煤，挖个菜窖都楞捣腾出两车煤来，会缺煤烧！我顿时无语，以我对宏观经济的理解，这事确实很难解释。
有关南方朋友说我们这地方到处是煤的事，这个“到处”，远比他所表达的那个“到处”内涵更深。这个“到处”不仅仅是说这个山头、那个山坳，它是涉及婚姻爱情、风俗人情、计划生育、文化教育，乃至社会各个领域的、覆盖黑白两道的一种存在。如果你不信，我就举个例子。话说五年前，我还在青河电厂。这儿我得补充两句，远道的朋友总是一听我说籍贯，就说哎呀原来是煤老板。实际是我们省的地下煤多，可具体到产煤区，比如青河县，我也不过是个外乡人，没有一个煤矿给我分红。青河县煤矿确实多，几乎每个乡都有几个黑窟窿，说村村有矿井，可能有些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十。这些小煤矿产量不大，可年年出人命事故，政府一声令下，“整合”！立刻就有大资本杀将过来。
买断一个乡办、村办煤矿，就得把钱分给大家。怎么分？数人头。办法一出，山沟里就炸了锅。有的村矿井产量高，如贺家沟，人均能分二十多万，有的村也就人均三五万，更有一些村一分钱也没有份，心里那个不平衡呀，真是没法说。单说这贺家沟，人均二十万只是大略估计，总得定个日子清点一下人数吧，看看谁家还有没上户口的新媳妇和孩子，谁家老了人还没注销等等，村里通知，存在上述情况的三天内全报上来。
好家伙，三天时间，十万火急！有对象的后生赶紧办喜事，没对象的也突击找一个，反正进门就有二十万，诱惑力不可谓不大，连寡居三十年的老太太都招了个老头当上门女婿了。大肚子女人只恨自己不争气，没有早点怀上金疙瘩，快到日子的干脆就用点催产素。一时之间，关于办喜酒请客和领结婚证到底哪个算数的问题，上门女婿算不算本村人的争论，还有贺家沟后生抢了人家邻村对象的纠纷，乱成了一锅粥。平息这些事，那真是黑道、白道，家族势力全出动了。事后，当地的朋友曾辩称，我们村还是有很多安分守己的人的。这我完全相信。但他又说见钱眼开、不择手段的人只是少数，我也就懒得和他争辩了。总之，三天的功夫，人均二十三万就剩下十八万了。二十三变成十八，好象差别也不是太大，但鉴于这个变化是靠三天之内人口增长造成的，还是有点骇人听闻。
十八万就十八万，在互相鄙视了一段时间之后，村民们也就不再吵吵，开始各自盘算着怎样花这笔钱。十八万也不是个小数，孩子多的人家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高兴得他老子睡都睡不着。孩子少的人家肠子都悔青了，或怪老公是公家人，或怪老婆不争气，有的就骂地方政府，说我们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反倒吃了大亏。当然，那也就是在当时，要看看现在养一个孩子得多少钱，他就不会觉得吃亏了。
这样的村镇还有很多，所以当地一下子就冒出来许多有钱人。老乡们有了钱，纷纷进城买房子，送孩子进城上学，这个选择倒是出奇的一致。城里的房价就“噌噌噌”地往上涨，一小、一中的校门都快挤塌了。买煤矿的人很有钱，这个好象也不用我强调。大老板一看，干脆我再办个私立学校，支持一下当地教育事业，一定是名利双收的事。于是乎，高薪聘请优秀教师，重金奖励尖子学生，呼啦一声，一中、二中的好老师、好学生全跑到了新学校，硬生生造就了一个超级中学。那些中等生家长可为难了，跟上转学吧，新学校收费太高，不去吧，旧学校师资力量损失太多，孩子回家就哭，说连个学习好的同学也没了。这可怎么办？管他煤老板办学合不合法，管他市场经济相不相信眼泪，中国老百姓就认一条，这事对我不公平，我就找政府。有人振臂一呼，县政府、教育局、校长家，还有校长的爹妈公婆岳父母以及三姑四舅家全被堵上了。那时，我家孩子正上幼儿园，过年就要上小学，阿秀本来就对县里的小学教学水平有疑虑，一看这架势，一咬牙一跺脚，带上孩子去了省城，连工作也辞了。剩下我孤家寡人，不由萌生去意，随后离开了青河电厂。
絮絮叨叨的，好象扯远了，但其实并没跑题，因为自从这样的闹剧上演之后，煤炭价格就打开了上升通道，最终发展到如今电厂没钱买煤、无煤可烧的地步。
煤源如此紧张，供煤的商户就以次充好糊弄电厂。公司领导没办法，只能内部动员起来，所有中层干部轮流到煤场值班，盯住一车一车检验。可是，在谈判桌上输得底儿掉的甲方，能在战场上打得过乙方吗！
五 表姐的生意经
煤场和厂房隔着一条铁路专用线，轨道的两边乱蓬蓬长满了野草，盖住了年久失修的枕木、道岔，一直蔓延到煤场的环形水泥路上。水泥路面已经破烂不堪，渗满了煤粉的裂纹互相纠缠着，勾勒出各种奇怪的图形，象毕加索创作的水墨画，中西合璧，充满了玄机。
先前值过班的同事一再抱怨煤场环境如何如何恶劣，我倒没怎么放在心上，我从来不会因为无法避免的事情而闹心。我对煤场值班这件事还是有些兴趣的，套用范哥的话说，在电厂上班这么多年，我只知道煤在厂里是怎么没的，也想知道一下它是怎么来的，就当体验生活吧。晚上给阿秀打电话，说要到煤场值班三天，周末回不去了。阿秀说想我，我说煤价再这么涨上一年，你就能天天见着我了。
负责煤场管理的经理姓张，是本地张家垴人，原先是个副乡长。乡镇合并的时候，附近三个乡要并作两个，其中一个乡出过老革命，如今在北京是大人物，总不能让老人家填写履历的时候，在生长和战斗过的地方之前再加个“前”字吧，所以这个乡万万不能撤。另外两个乡把所有能拿出手的理由都摆桌面上了，难分伯仲，只是张家垴的乡党委书记年龄大了些，县上做通了他的工作，调到县里给了个虚职，就算退居二线了，当然张家垴乡也就不复存在了。
张副乡长到合并后的乡里报到，发现有十八个副乡长，他排名第十六，具体分管些什么工作，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正好，电厂管煤场的老板因为与当地拉煤的司机、煤管站以及地方煤矿搞不好关系，被解除合同了，张副乡长就过来领下了这个差事，摇身变为张经理。张经理并不属于电厂的在编人员，管煤场的队伍与电厂只是合同关系，煤场的人叫他张总，电厂的人都叫他老三。老三上任，请当地有关方面的人喝酒，自己倒带着十多号壮汉出席，酒自然是喝了不少，老三也在煤场站稳了脚跟。
这次我到煤场值班，第一次见到老三，人高马大，黑红脸膛，会让人想到鲁提辖。我们素无交往，何况这次下来值班也有监督煤场管理工作的意思，所以只是打了个招呼而已。老三显然刚喝了点酒，正揪着一个拉煤的司机不放。原来这个司机不按规定路线行车，从煤场的入口出空车，堵了其它煤车的路，刚好被老三逮到。开始老三很神气，那司机求饶不见效，一生气就从车上拎下一把大号扳手，扑到老三跟前又推又搡。老三当时就有点怯了，只是不好撒腿就跑。吵闹之间煤场又有几个人跑过来，夺家伙的夺家伙，抱胳膊的抱胳膊，把那个司机按倒在地上，老三就又神气起来，豪言壮语不绝于耳，“鲁提辖”的形象就大打折扣。
要说原本是个小闹剧，不想这事却闹大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多了，煤场还没见到一辆煤车的影子。
我被老总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一推门就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长相很一般。这是我对女人评价的方法，分好看、不好看和一般三种，从条子、盘子等方面分析女人不是我的专业，所以只能做个综合评价，当然遇到好看的会趁老婆没注意时多看几眼，仅此而已。这说明我本质上不是流氓，只是个子高、块儿大，常人看来面相有些凶恶罢了。
老总问起昨天煤场张经理和司机冲突的事，我本来可以说什么也不知道，未必非要掺和这种事。因为去煤场值班，我可以在汽车衡、采样室、制样室或者化验室，不见得正好在冲突的现场。但是，我在值班的过程中，对煤场管理颇有点意见。大块的煤矸石不捡出来，却使劲往煤沟里砸，往输煤皮带上扔，要知道这些东西送到锅炉里，燃烧不稳定，容易造成锅炉灭火，那可就成了我们运行部的责任，因为这事没少和煤场的人较劲。再则，空车回皮太慢，煤场调度也不合理，这些因素都影响进煤，而影响进煤就是影响发电量，发电任务可是我的重要职责。所以我就对老总直说，原先是司机抢道不对，不过煤场管理的人缺乏服务意识，好不容易进来点煤，不好好组织卸车，给煤车提供方便，却在那里耍横，再不管管，说不定会缺煤停机。
要说这些话，更多的是出于公心，也是为企业着想。我的优点多，这也是其中一点。工作中只论是非，不管利害，哪个部门、哪个人影响生产工作，就在会上直言。有人说我很傻很天真，我也无所谓，更何况天性使然，想改也改不了。说真话是一种最省劲的办法，说谎对身体不好，通常要耗费很大的能量，测谎仪都能测出来，佛家称之为口业。当然也有人常说谎话，练就一身举重若轻的说谎功夫，也不容易。老说谎不露馅就更不容易，所以老说谎的人诚信纪录通常不好，除了他自己外，别人都看得清楚。当然了，就算只讲真话，也不见得所有真话都要说出来。所以为了工作、为了公事而得罪同事，说我“很傻很天真”的已经算是我的朋友了，更多的人认为我是出风头，爱表现，目的不外乎升官发财，好在我这个人也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不过有一次，一位同事当面对我说“大忠似伪，以博直名”。好象用文言文骂人就婉转得多，容易说出口，或者以为我听不明白。我对曰：放屁。这句显然好懂多了，他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
那个女人听了我说的情况，就哈哈大笑，没有一点淑女的样子。老总说，王二，辛苦了，你忙去吧。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的女人开口就笑，我当然也能听出来。她说中午请我吃顿饭，我说没时间，公司有禁令，中午不得应酬，而且我不认识你，完全没有必要。她就又大笑起来，问我，难道你不知道省城有个姨姨，我可是你表姐啊。
后来这顿饭就约到了省城一家大饭店，周末一回家我就带了阿秀过去。表姐也带着个男人，戴一付眼镜，很斯文的样子，我们就叫“姐夫”。席间表姐先是夸阿秀漂亮，接着跟阿秀讲我们两家的关系，讲我那个其实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姨姨。当然，这层关系我已经提前跟阿秀讲过了。
酒过三巡，表姐开始痛说革命家史，说姨姨从村里改嫁到省城后那一段不堪回首的生活经历，还提到她们很长时间住在火车站背后的贫民窟。她说的话，我也无从考证，不过说到火车站背后的贫民窟，我可是见识过。很多省城人并不知道，在不断翻新改造、日渐豪华的火车站背后居然会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也只是因为偶然搭错车、下错了站才到过那儿。大概很多人到了这儿都会掩鼻飞逃，低矮的简易住房，随处可见的各种编织袋，拥挤、嘈杂，没有下水道，街上污水横流，空气令人窒息，周围看不到学校、医院和任何休闲设施。仅凭这一点，我相信表姐所受的苦都是真的。
忆苦思甜，再加上点酒精刺激，表姐就感慨现在的生活，城市男人没有了重体力活，女人也基本实现零家务，男人和女人都变得更加中性化，有时候宁可从路边拉个体力劳动者过夜。说得我们大家都不好意思，“姐夫”只是微笑着听，一再招呼我们喝酒。这倒让我想起日本人所谓的“草食男”，没有肉欲，懒得做爱。眼见得人口越来越少，急得日本政府组织专家进行男孩们的启蒙教育，详细讲解如何接近女孩，既不操之过急又不浪费时间地将女孩拉上床的技术要领，真是诲淫诲盗。尽管是亲戚，初次见面就这么豪放，我多少还是有点诧异，后来才知道表姐话里有话，这话却不是说给我和听的。
表姐如何淘得第一桶金，她没有提起，我当然也不会去打问这些私事。后来说到给电厂供煤的事，我随口问了句，为什么没有向我提起过。她说，和你说过，你不待理会。我这才想起来，确实大哥和我说过一次，有个亲戚想通过我给厂里供应煤，只是担心和厂里关系搞不好，结算钱的时候麻烦，让我找找路子，还允诺给我提成。我说现在电厂缺煤，想供就供，不用找我这不管用的关系，更何况我只会干点技术活，不愿意掺和这些事。
我又说，那天一点小事，不至于就停止给我们厂供煤吧，司机又不是你们自己的人，当地的混混而已。表姐说，你不懂，我手上煤也不多了，停上两天，煤价又涨了四十元。我不由提高嗓门说，电厂买煤连棺材板钱都用上了，你们还这样，你们非把电厂整垮不可。她说，没那么夸张吧，你们没钱可以找银行，我可不会印钞票，就得一点点去赚才行。表姐很有点酒量，吃完饭分手时，才说，这不是姐夫，姐夫在老家开个小餐馆。
回家后，阿秀说表姐是个爽快人，当然，也会八卦她与那个“姐夫”的关系，再然后就说到情爱之事方面。阿秀问我，找个相好的是不是感觉挺好？吓得我赶紧表态，说我的心呀，只在宝贝你身上。别小看这么一句话，这可是我与女人相处十几年总结出来的精华。二十多岁的时候，要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站在男女平等的角度，与她理论一番。现在明白，女人就爱坐在感情的审判台上，而男人怎么看都是疑犯，想跟裁判认真论理，总是没好果子吃。所以新好男人得学会一本正经地对女人讲情话，不怕酸掉牙。当然光练嘴皮子也不行，得有实际行动。
完事以后，阿秀就开始唠叨装修房子的事，一脑门子官司。什么楼霸猖獗，装修材料上楼费就花了三四千啦，什么水电改造不规范，舍近求远地绕弯弯啦。再就是抱怨我不听话，早不买房，傻呼呼地等厂里给盖房子，结果房价比早几年翻了一番，最后归结为她自己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大事小事都是我说了算等等。我说，刚才你想在上面，还不是你说了算。她才娇斥一声“不和你说了”，翻身睡去，不到三秒又叫“胳膊”，我立即将胳膊奉上，她才枕着我胳膊沉沉睡去。
六 王二的更年期
夜晚，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在每天狗苟蝇营的忙碌中，我们不能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正确地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生活。有时候，我会觉得有另一个我，坐在一边，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看着我，看着我写无聊的工作总结、拼凑技术论文，看我洗澡、和老婆调情，或者偶而因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歇斯底里。但就在我回头找他的一瞬间，他就一闪又回到了我体内，却什么也不说。可是在夜的黑暗里，他会告诉我，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未经察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三十五岁了，我也得想一想，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文化人总是爱思考，统治者并不喜欢。商鞅说“辨慧，乱之赞也”，就是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出发，认为人民蠢一点，天下才太平，把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就能领五十两赏银，至于这件荒唐事有什么意义，最好不要多想。科举时代对文人写字的水平要求很高，无非是让这些人没事的时候多练练书法，消耗一下他们过剩的精力，免得他们胡思乱想。现代社会生活、工作节奏都很快，人们想思考一些深刻的问题也没有时间了。趁着夜深人静偷偷地思考一下人生，会让我觉得自己仿佛也是个文化人。
我打小时候学习就好，初中毕业直接考上了电力中专。在当时，那可是一流中专，在村里人看来不亚于考上清华北大。父母更是高兴，儿子跳出农门还找了个不错的饭碗，省了不少事。至于我为什么要上中专，而不是上高中再考大学，根本没想过，似乎村里所有的大人们都以考上中专为最好的选择，那我就应该这样。上了班，我一直按领导所喜欢的那样，认真学习，勤奋工作，逐渐从最低岗位一级级走到了现在的管理岗位上。
三十五年，我一直按照别人所希望地那样中规中矩地活着，努力保持良好的心态，享受工作，也享受生活。办公室窗外的风景就象定格的画面，亲切而令人厌倦。但我也不知道，是“继续”需要理由还是“改变”需要理由？
工作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一种“大隐于市”的感觉，对世事显得甚为愚钝，一方面是个人天资所限，另一方面我主观上就拒绝变得更聪明。顺其自然地生活不是很好吗？生活就象音乐，要去感受，用语言去讲生活的意义就象用文字去解释音乐或者描述听音乐的感觉一样，谬之千里。可是就这一点点的乐观加达观，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我是个伪君子。如今的社会，虚伪是比承认人性之恶更大的罪过，谁也别说自己是个好人。
最近厂里就有流言，说中层干部终于要进行调整，我上窜下跳地最厉害，而且用上了告黑状的手段。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可后来听出点眉目来了。因为据说是公司领导对供应部门工作不太满意，想调整一下部门干部。而煤场管理正是供应部的管辖单位，所以说我告黑状似乎并不冤枉。有个部门的副经理总是不断用言语和眼神暗示我，他知道我都干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只是不明说罢了。
这位仁兄，成天心理不平衡，对别人的好运气深恶痛绝，总是恶狠狠地说生活的坏话，觉得谁也对不住他。有一天轮到我生产值班，正好阿秀来厂里看我，晚上便违反值班不准离开厂里的规定，陪阿秀出去吃饭，还开了瓶红酒，偷偷浪漫了一下。甜言蜜语之余，我也和她说起选干部、告黑状的事。阿秀说我太傻，死心眼，不懂得江湖险恶，凡事要琢磨琢磨。我说，费那脑子有什么用，不过既然当家的吩咐了，再有什么事我就努力试试。正说话间，手机响，那位副经理在电话里开口就说，是不是不值班跑去喝酒了，厂里明天上午十点开例会，通知你一声，我说好的。放下电话，我就很夸张地对阿秀说，这个电话有问题，我得琢磨琢磨，说着就学一休法师在脑袋上划圈的样子。阿秀笑着说，你有病吧。我又划了三圈，然后说，此老兄打电话之时，旁边一定有个公司老总。阿秀就不再笑，问为什么。我说，此老兄与我向来不甚融洽，总是喜欢窥视别人，人家的事什么他都想知道，而自己芝麻大的一点事也讳莫如深。如果他一无是处还好，偏偏还有点长处，而这些只能让他更不平衡。比方说，他长得比较帅，这就成为他在以前的单位老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主要原因，说起来痛心疾首，就差自己毁容了。今天他本来知道我出来吃饭，通知开会就行了，不必说值班呀、喝酒呀这些事。阿秀说，行，孺子可教。
事后，虽然老总并没找我麻烦，但却另有人闲谈中聊起那天的情况，印证了我的判断。当时，那位老总说明天开个会，彼老兄随手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话很大声，他也在场。转念再一琢磨，此老兄专门告诉我这些是否又别有用意？这样一想，脑袋就疼，人性如此，真是没有理由不悲观。我对阿秀说，以后再不琢磨这些破事了，然后又对天祷告，请求万能的主原谅我小人之心。阿秀就笑，说，我真是爱死你了。
老实说，当官这件事并不是对我一点触动也没有。在国企工作，晋升或者说当官是世俗成功的唯一标志，更有人说，当官是全部中国人最根本的价值观。一个人出来混，如果亲戚朋友求你点事办不了，好象你都没有理由自己过舒适的生活。当然，当官的妙处不仅仅是物质的，还有精神的，所谓受尊敬的需求。“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真正有几人能够做到。可爬上去了是否就象每天钻营的人想象的那样好，我也不知道。偶然想到这个问题，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思考人生几乎变成了对世界末日的憧憬。可见统治者不让文化人瞎琢磨也是为他们好，思考之于文化人，不知道是能力还是枷锁。不过，也不必过分计较，能力本身就是枷锁，有能力者难免坠入佛家所谓“执着”苦海。
三十五岁，是各种招聘广告上的年龄上限，是成功男人必须混到一定级别的年龄。我知道，作为一个混了五年的“老二”，如果要“成功”，机会只在今年了。危机感有时也会让我的生理机能紊乱，所以如果本文有些话说得不合适，就当这是一个更年期男人的疯话，不要理会好了。
逝者如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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