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海通与海权

（唐朝宝船黑石号模型  CFP/供图）

【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南朝海通式微

三国归晋后，晋人之于海权，已无所谓建树，除了所获东吴战船数千，或保留了部分造船工业，至于海洋经略、海权观念等，皆已荡然。不久，西晋乱崩，中原已无陆防，东晋继之，沿海不设海防，故道教徒众如天师道等再起义兵，游击于沿海，其于东晋政权影响，不亚于东汉太平道，已露出后世倭寇苗头，由此可见东吴海防的重要。

孙恩、卢循之流，自琅琊至宁绍，由沿海一带传教、兴兵、割据，将东南半壁都颠覆了，此为当时最大海域事件，有如一次历史性的海啸，用海洋来席卷王朝。

东晋政权，南渡未稳，差点就被毁了，经此一役，南朝之于海域，因为海事风险加大，海盗难以肃清，变得更加消极了。东吴本来开了个好头，可六朝的尾巴们却一个个狗尾续貂，面对海洋，缩头缩脑，缩手缩脚，蜷在东南一隅，做个偏安王朝。

可民间海事依然，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海通逐利而来，获利而去，尤其佛事频繁，佛法东渡成为主流。从东晋法显海归，至梁朝达摩到来，其时文献所载，多以僧人为主，然佛法渡海而来，搭了东西方贸易的船，佛法为毛，附在贸易的皮上流传。

那一时期的海通状况，由一幅图反映出来，图之名曰《职贡图》，作者为梁元帝萧绎，因为是为纪念其父梁武帝萧衍即位四十周年而作，所以，特意营造了一种朝贡氛围，三十五国来贡，有图，有记，呈现出一个以南朝为中心的世界图式，但其眼光，主要还在西域，而非西洋，其中虽有海南诸国，还有东洋倭国和百济，可海通已非主流。《职贡图》反映了南朝一隅的虚荣心，图中十二位使者，右侧首位，来自西域滑国，以白匈奴闻名，为当时中亚强国，乃汉初西迁的大月氏后裔，其同族曾建立贵霜帝国，此时亦已沦为萨珊波斯藩属，余者则散落在西域至河西走廊一带，其治下商团，可由河西走廊南翼入蜀，故南梁与之交往，除欲通西域财路，或有与之夹击北朝的念头。

列为其次的，是波斯，波斯为当时最大帝国，那时，罗马帝国和汉帝国都已衰落，贵霜帝国也被波斯打败，波斯人虽然遭受了白匈奴冲击，但还是凭着深厚的国力底蕴，阻挡了白匈奴的势头，并将其压缩，成为东西方贸易中海陆两路通吃的大帝国。论与中国接触频繁，往来方便，当然是白匈奴占优，所以，《职贡图》将其列在首位，但是，要说能将地中海沿岸与中国东南一隅连接起来，使东西方货畅其流，则非波斯商团莫属。

排在第三位的，是与中国辽东毗邻的百济国，这是一条成熟的海路，孙吴时期就已开通，但萧梁政权之于海洋，并无远略，未见其有对制海权的追求，百济国逐利而来，却无地缘政治的负担，放舟渡海至江淮间，或行抵长江口，溯江而上，直达建康。

百济之后，非西域国家使者，还有南海狼牙修，来自马来亚半岛北部，以及东瀛倭国，而西域诸国，除了从甘南流经四川边缘通往长江的来自嘉陵江支流的白水江流域的邓至羌人，其余，则多半在白匈奴的势力范围内，如贸易小邦龟兹、周古柯国、呵跋檀与胡蜜丹国、白题国等，皆为其属国，排在最后一位的，称“末国”，来自中亚地区，位于里海东岸，具有斯基泰文化特征，那一带，本来就是欧亚大陆游牧文化的发源地。

萧绎作《职贡图》时，任荆州刺史，故其看世界拘于荆州一隅。《职贡图》出现在荆州，而非广州，表明无论国际贸易还是地缘政治，西域都比南海重要，南朝与西域联系，西北一路，被北朝拒止，故多走西南，改由河西入巴蜀，由巴蜀入荆州。由此可见，荆州已成为西域与南朝通商的一个重要的内陆关口，连南海诸国的贡使，也改走陆路，去了荆州，没往广州，从《职贡图》来看，广州稍息了。

把海关立起来

南朝时，流行一语，曰“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此语，出自《南齐书﹒王琨传》，其言及广州，已有“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一说。

别看在“职贡”方面广州无甚起色，但民间贸易，依然财源滚滚，川流不息，只是多被地方截留，落在了地方官——“广州刺史”的口袋里，小朝廷鞭长莫及。

隋统一后，文帝下《安边诏》，就提到了“南海诸国，欲向金陵，常为官非法盘检，远人嗟怨，致绝往还”的陈朝弊政，责令广州当局，除旧弊，开新局，若有“外国使人欲来京邑”，要尽可能提供一切方便，所有船舶，“任其载运，不得搜检”，在一种开国（“开皇”）的气象里，广州转型，也要“开皇”了，但刚开了一个头，就结束了。

到了唐朝，海外诸蕃由海道来者，多在广州上岸。唐前期，对来朝贡使，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按照“计价酬答，务从优厚”的原则执行。“报赠”，乃赐物回报，在京由鸿胪寺赐予，在地方由州府办予。“程粮”，是支付贡使回程所需粮料，按路程远近不等，由州府供给。而“传驿”，则是为蕃使提供在大唐境内的交通服务；“册吊”，是对外蕃君长的册封或吊唁。

这样一来，海通大开，蕃商纷至，在岭南兴起为一大势力，广州向他们开放，任其侨居，据《新唐书》记载，蕃商“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舍第”。

国营、民营一齐上，朝贡、贸易两手抓，天子一重视，就派人来广州“开元”了。唐玄宗开元二年，一个新生事物在广州出现，那就是海关——市舶司，不过，不是先有关口，再派个关头，而是相反，先遣个关头市舶使，再设个关口市舶司。

唐初诸使，因事而设，事罢而止。高宗朝，部分使职改为常设，玄宗时，使职转化趋于普遍，诸使作用日益明显，以至于“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使”是钦差大臣，口含天宪，身负皇命，所以，“使重官轻”。

“使”职，由中央特派，其职能，要分内外。内者，内政也，乃处理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问题；外者，外交也，要应对好国际关系中的贸易和地缘政治问题。

“使”虽特设，但事要常任，故当为“官”，“官”者，设“司”而治也，以此，市舶使转化为市舶司，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帝王家胳膊一伸，就伸到海边来了。

汉唐盛世，是靠了“两手抓”抓出来的，一手抓陆路，一手抓海路。

若论两路之轻重缓急，要看不同时代，古代是陆先海后，陆重海轻。到了近代，海通趋势上升，贸易国际化，海运比陆运更具优势，故关市从内陆转向沿海。汉唐时，西域阳关，作为诸国通商的关口，安史之乱后便已废弃，而广州，却越发兴了起来。唐玄宗没想到，他立这一手，竟然立了个新时代，从通西域的汉人立出下南洋的唐人。

汉朝也出海，但出海理由，不是朝贡，就是游仙。以贸易为正当理由，而将海关立起来的，唐朝是第一个，唐玄宗为第一人，尽管他本人只是当作中央集权的一部分，将外贸收益纳入中央财政，并未意识到海关的重要性，亦未理解其深远意义，甚至没像汉武帝和孙权那样组织过国家行为的大航海，也没为了地缘政治目标而遣使出海，但他还是在中国海通史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由这一步开始，中国海通便从汉人转向唐人。

朝贡宣示海权

唐人杜佑《通典》，对汉唐期间海通状况，做了一个总结，他说：

海南诸国，汉时已通，但其范围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近者相去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方位虽然不差，但“道里不可详知”，其“里数”亦非定实，仅知其西与诸胡国，可由海道相通，故武帝时“开百越，置日南郡”传檄海南，开了诸国朝贡先例。后汉时，大秦、天竺奉使来贡，及吴孙权，遣使海南，所闻见者，有百数十国，故立记传，以传后世。至晋渐衰，及宋、齐稍息，至者尚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来使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

这里，所谓“重译”，就是中间要经过好几个国家的好几种语言的翻译，才能与中国的汉语沟通，就这样，还是要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朝贡，究竟为什么呢？

《新唐书》说“唐之德大矣”，有多大呢？不但大过梁、隋，而且大到“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这也就是郡县制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大到无以复加，“遂尊天子曰‘天可汗’”，还说这是“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的“大”，以至于“荒区君长”，若被大唐赐一玉玺和一面大旗，也能高扬起来，立个国体，“一为不宾”即稍不顺从，立马就能“夷缚”，有这两手，连一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都免了，历史最强音，在此成为多余，故蛮夷献宝，接踵而至。

而代表朝廷来跟那些海上蛮夷打交道的，主要就是市舶使，其职能一管外贸，二管朝贡，其范围，在“汉扬州、交州之域”。东汉时，扬州六郡，交州七郡，“东南际海”，即东南沿海地区，这一带“海外杂国，贾舶交至”，为中国主要外贸区域，所以，“唐有市舶使总其征”，是以“盐铁使”为原型设计，按照盐铁专营体制打造出来的。

那时，在南海跑航运的蕃舶居多，唐人李肇《国史补》曰“南海舶，外国船也”，还说蕃船“每岁至安南、广州”，何以要将安南、广州拿来一起说道呢？

安南，汉代称交趾，属于交州，唐改设安南都护府，由此可见汉唐之不同，汉把交趾作为郡县制下的一个行政单位，往内收，而唐朝则将安南作为一个军政单位，向外拓，就像在西域设过的安西都护府一样，唐也向南海开拓海疆，宣告其海权主张。

因此，在治理结构上，安南与广州应该有分工，按照“文武之道，一弛一张”的原则，安南以军事化管理，当行武道，以之掌控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及南海诸国，不但向南海宣示大唐主权，而且要在“天可汗”的旗帜下，建立一种泛南海主义的大唐霸权，也就是对于南海诸国，不但要求它们以朝贡方式表达政治认同，还要能对不认同者“夷缚”。

而广州则不然，属于文官政府，当行文道，如果说安南重在处理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外交，因而是一条重要的大唐天下观的外交通道，那么广州则是重在处理帝室财政、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三者利益关系的外贸，是一条生意兴隆通四海的外贸通道。

此二者，反映了大唐帝国的财与兵，以广州聚财，财源滚滚，货畅其流，以安南用兵，则如孙子所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引而不发，“不战而屈人之兵”矣。

此因南海诸国，皆为小邦，国力相差悬殊，难以兴风作浪，虽然海盗难免，但未出现帝国对抗。在古代世界里，大陆是帝国的温床，易滋生领土主张，可海洋不是，海洋运载的是贸易，流动的是市场，拥有海权，有利于市场扩张，却难有帝国成长，东吴纵横四海，明有郑和下西洋，哪一个不是半途而废黯然收场？也许除了朝贡，中国海洋文化还真的表达不了像模像样的国家主张，要等到近代西方人来，海洋文化才有了个主权样。

朝廷招商引贡

唐朝“南海舶”，以“师子国舶最大”，那“师子国”，就在今日斯里兰卡，于泛南海诸国中，国不算大，船大，而且都是楼船——“梯而上下数丈”，宝货也多。

那时，阿拉伯帝国崛起，与大唐帝国在西域起冲突，但尚未于南海对抗，海洋，还没有成为帝国的战场，那历史的舞台和文化的边疆，铁马金戈，都在欧亚大陆上。下海，就意味着失败，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沿海则属于政治文化的边缘地带。大唐正是在西域受阻于阿拉伯人和吐蕃人，尤其安史之乱后，这才把帝国视野投放到海疆。

所以，第一位市舶使，不是起于广州，而是出于安南，在安南都护府里，首任者，是一名武官，在《新唐书·柳泽传》里，提到了他的官职和姓名——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以将官为市舶使，其使命多半不是为了外贸，而是为了外交，是与海权有关的外交，但这位周庆立先生，显然没有认清该职的使命，他干了一件不太得体的事——“造奇器以进”，被御史柳泽斥责，泽上书曰：陛下新即位，广示节俭，岂可以怪奇示四方哉！

此后，市舶使职能，便从安南都护府剥离出去，专设广州，以财不以兵，从外交转向外贸，用宦官取代将官。何以市舶使要用宦官？或与唐朝财政体制有关。

王朝中国财政，一般来说，都有“供御”和“供国”两套体系，“供御”为帝室财政，“供国”为国家财政，包括了中央和地方两部分，汉初，二者划分收支，相对独立，唐则家国不分，“供御”与“供国”一体化，这就给“家里的”宦官，预留了“国的”权力空间，市舶作为帝室财政，当然得由“家里人”出面，这就是周庆立以后，市舶使多为宦官的来由。

市舶有三：一曰“纳舶脚”，这便是韩愈在《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戣）墓志铭》里说的“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的海关税了；二曰“禁珍异”，确立官府优先的“官市物”制，凡舶来品，未经官府征购前不得交易，其中珍异，得由官府专营，据说，南梁时，地方官就专买专卖、贱买贵卖，“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

但唐朝的情形，似乎有所不同，据当时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说：海商从海上来到中国，中国人便将他们的商品存入货栈保管六个月，直到最后一船海商到达为止。他们征购十分之三货物，将其余十分之七交还商人，而且政府所需物品，按最高价格，用现钱购买。他以樟脑为例，说：若非政府去购买，而是自由买卖，便只有这个价格的一半。看来，唐朝中央政府将原来由地方官吃的那块中间差价，都回吐给那些远来的阿拉伯商人。

唐朝这样做，是因为市舶还有第三项——“进奉”，这也就是所谓“朝贡”，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招商引资”，可唐人还不那么“资本主义”，不怎么会“引资”，他们看重的是天下，要在天下观里以天朝上国自居，这就要求有万国来朝撑个认同的面子，所以，盛唐时期，“招商引贡”成了海通首要任务，让利取义，把认同放在第一。

据《全唐文》卷75载，唐文宗《疾愈德音》诏曰“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不说逐利，而曰“慕化”，此亦孟子“王何必曰利”之遗教也。所以，他不忍心对番舶“多务征求”，不愿意听到蕃客的“嗟怨之声”，表示“朕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要求岭南、福建以及扬州等地节度使对蕃客“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这三项外，其余“任其往来通航，自为贸易”。

这话，若放在唐前期，还说得过去，到了唐后期，就说不通了，因为唐文宗本人也受制于宦官，他多半也就管不到作为市舶使的宦官头上去。在家国体制里做皇帝，齐家须与治国共举，要家里人——宦官与公务员——朝官并用。朝官任事，皆以定制；宦官督办，多派特使。然而，家人难治，家贼难防，到了宦官窃取帝室，口含天宪，手握皇柄，那一代王朝也就到此为止。市舶使，本来是个好东西，只可惜被拿捏在宦官的手里。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