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在你的面前有一盘很精致的料理，你会先吃自己最喜欢的菜，还是把最喜欢的菜留到最后吃？
投资家的习惯，通常是先吃自己最喜欢的菜。投资家之所以有这种习惯，是因为他们比较重视结果。如果把自己喜欢的食物留到最后才享用，投资家无法确保自己一定能吃得到。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投资家还有一个习惯，他们会“尽可能排除无法预测的风险”，而且会优先排除。所以，如果有无法吃到自己喜欢吃的菜的风险，那么，他们就会尽可能在风险发生之前把它吃掉。投资家思考的逻辑就是如此。
投资家的头脑中已经有了预想的结果，然后从结果反推“目前应该做的事”；而职场工作者的头脑中大多是顺向思考，从现在思考到未来，尽可能地向前推进。所以说，投资家并不是“将利益最大化的专家”，而是“将风险最小化的专家”。
举个例子，今天因为一只股票损失了5000元，投资家不会想“在这个损失回补之前再忍耐一下吧”，他会做的是尽快止损，然后重新寻找投资机会。因为对他来说，回补损失所花费的时间，是一种浪费。花费时间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这期间所隐藏的机会也跟着消失。投资家非常重视“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并不知道下一个瞬间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是一种风险。因此，他们会尽可能把握现在，排除不确定的风险。“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㈡我开车经过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看见住院部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白色病号服的老人。他见了我就挥手，示意我把车开过去。我拐进一段小坡道，里面是一个停车场，稀稀拉拉坐着或站着一些腿脚打着石膏、头上裹着纱布、臂上打着点滴的病人。
老人和周围的几个人挥手告别，一副慷慨从容的样子。在零零落落的道别声中，他打开了车门。费了很大劲儿，他才坐进车里，一边还自嘲：“当你老去时，一切都变得可笑。”我问：“您的健康出问题了吗？”他说他患的是肝衰竭，来做透析，正在等待做肝移植手术。他还说，这是医疗事故造成的，所以医院给了他优先权。“特权，我一生都在反对它。”他喘了口气，需要歇一歇才能继续说下去，“没想到要死了，却获得一个特权。”我笑不出来。
他说话带着英国口音，吐字清晰，语调富有弹性，看来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就顺便把话题岔开：“你是从英国来的？”他哈哈笑了，高兴起来：“不是的，我是教戏剧朗诵的，辅导别人怎样在舞台上念台词，我说的是标准英式英语。”车内的气氛顿时轻松、随意起来。
我又问：“大概要等多久才能做肝移植？”他说：“你问了一个我不忍回答的问题。”我一时没听懂。他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一个残忍的问题，我的幸存将基于另一个人的不幸死亡。我的任何盼生的念头，从理论上说，便是盼另一个人死。”我不禁肃然起敬：自己的命都不保了，他还在钻“生存还是毁灭”的牛角尖。
我竖起大拇指，说：“我尊重你的观点。”生死本是一种日常，囿于自己的原则而不能有任何期盼，则是一种无可奈何，有点儿像曹操的临终之叹：“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好几年前，我曾为一个单身犹太老妇做家庭清洁，她住在海边，总是很忧郁，常对我说，人老了，最好一要有钱，二要有健康。我就把这话跟他说了，他听后轻轻一笑，说了句：“愚蠢！你想，人老了身体怎么会好，身体好就说明你还没有老。”我说：“但钱总得有吧？有钱好办事，吃好的、住好的，还有许多人可以随叫随到……”未等我说完，他就非常干脆地抢白道：“要钱干什么？”我以为接下来他会慷慨激昂地说出一大堆道德“鸡汤”，他却有点儿动情地说：“钱对老年人没多大用处，因为老年人其实并不真的生活在现实中，而是生活在回忆中。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只有过去。”他表现出一种老年人才有的伤感和深刻，“年轻的时候做任何你能够做的事，到老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好像有一点儿道理，年轻时的丰富经历，会使老年的你拥有多彩的回忆。
他的家到了，是内西区靠着大马路的一幢旧公寓。二十五元的车费，他哆哆嗦嗦地摸了半天。我下车绕到他那一边，为他打开车门。他用双手抱住双腿，把它们挪到地上，然后，再扶着车门站起来。他走到围栏边坐了下来，并挥手让我先走。他在黑夜里坐着，白发在风中飘着。他或许还有许多想法，还有一些未竟之愿。
“我还在彩排中。”他朝着我离去的背影朗诵道，半谑半真，却用力很深，力求“字正腔圆”，一如他曾在舞台上那样。我没有回头，只是背对着他举起手，竖起大拇指。有人说，只要还没有盖棺，人生就仍在彩排中；也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彩排的舞台——各自倾情，各自精彩，尽兴而后已。
㈢读高中时，有一次我们年级的足球队准备和体校的球队踢一场比赛。
我们这些队员聚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对付体校那些专业的对手。队长说：“他们是踢得比我们好，但我们也有优势，他们由于轻敌，会马马虎虎地踢这场球，而我们会拼尽全力， 我们的士气比他们高。”受他的鼓舞，一名前锋说：“没错，我们有主场优势，我们天天在这个球场踢，哪里有个坑、哪里有个鼓包，我们闭着眼都知道。”一名后卫接着说：“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比赛的时候刚好下课，学校里的女生们也会过来给我们加油。”另一个后卫说：“我们的守门员有1.9米高，90公斤重，能挡住半扇球门……”
大家越说越高兴，越说越乐观，尽管我们并不觉得能赢得这场比赛，但有这么多优势，比分也不会难看到哪里去。
比赛终于来了，用若干年后流行的一个词语“降维打击”来形容，再恰当不过。我们的水平和他们的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半场对手轻轻松松就赢了我们将近十个球。球场上的坑和包都在，但踩上去的是我们自己；女生倒是来了，不过她们看到的是我们如何被对手戏耍……我一直在想，为何我们这群人在赛前会如此乐观？
直到多年后，读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一个故事，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卡尼曼的团队当时正在为以色列的高中开设决策和判断的课程并编写教材。他问团队成员——其中包括希伯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希莫：“多久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大家对时间的预估集中在两年左右，最低估值为一年半，最高估值为两年半。
卡尼曼又问希莫这个课程编制专家：“其他团队编制类似的课程计划，他们失败的概率有多大？”希莫说：“40%。”
而在这之前，卡尼曼的团队从没有考虑过会失败。卡尼曼接着问：“那些完成了任务的团队用了多长时间？”希莫回答道：“没有哪个团队是少于7年的，最多的用了10年时间。”
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会完全不同？
卡尼曼解释说，我们常常被“内部观点”所迷惑。所谓“内部观点”，是指通过关注特定任务和使用近在眼前的信息来考虑问题，并根据这样一组有限而独特的信息做出预测，这些信息包括“轶事证据”和充满谬误的看法。
有时，“内部观点”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1986年1月27日，就在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的前夜，航天飞机生产商之一的莫顿·蒂奥科尔公司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不可调和的两派：工程师们是其中一派，他们认为火箭助推器上的密封圈有潜在的危险；项目经理们属于另一派，他们为这项浩大工程的名声感到担心，因此发射不能再拖延了。
需要拍板的莫顿公司工程部副总裁鲍勃·伦德夹在两派之间，坐在伦德身边的总经理杰里·梅森问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伦德有些犹豫。梅森接着说：“摘下你那个‘工程师帽子’，戴上你的‘管理者帽子’。”
这句话让伦德的态度微妙地发生了变化，他采用了管理者的“内部观点”：这种密封圈大多数时候运行是正常的，再说任何事都存在风险，这么多赞助商还在看着自己……伦德同意推荐发射，美国航空航天局几乎没有任何质疑地接受了推荐。第二天，航天飞机发射，密封圈果然发生故障，发射73秒之后发生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丧生。
当希莫使用“内部观点”的时候，被团队的乐观气氛感染，得出很快能完成教材编写的结论；当伦德使用“内部观点”时，得出航天飞机发射“不至于那么糟糕”的结论；而当年我们球队，也同样用“内部观点”得出比赛“不会输得太多”的错误结论。
我们总是容易受小团队的气氛感染，互相传递乐观的看法，高估自己的能力。这个时候就尤其需要“外部观点”，也就是考虑当别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我们要把自己感受到的团体情绪和收集到的私人信息搁置一边，用局外人的思维，重新冷静地看待眼前的问题
㈣1
梅山的夜很深，偶尔的犬吠声从远方缓缓而至，如涟漪散在村子的腹地。小孩不知冷，哪怕冰天雪地，霜打蔫了地里头的白菜，依旧在外疯玩得满头沁汗，天没黑透都不回家。
当火塘把炊烟送上半空，让晚餐的香味随风漫步，我才一身灰不溜秋地溜回家，在灶屋门口被香喷喷的菜香呛了一嘴。小黄趴在火塘旁边的柴窝里，痴痴地盯着铁锅里翻炒的白辣椒炒肉。辣椒炒肉是我的最爱，我欢喜得一跳三尺高，母亲端着辣椒炒肉去堂屋，我伸手从碗里偷了一块肉，丢进嘴里，嚼得有滋有味。
转过背来，我坐在火塘前的长凳上，用火钳夹起一小块木柴，架在灶膛中央。“做人要实心，烧火要空心”，这句话是母亲经常念在我耳边的俗语。把燃烧的木柴架好，不一股脑地叠在一起，是让风进来，木柴燃烧得更透，火力更足。柴火的舌头使劲地舔在锅底，锅里的白菜被火烫得嗤嗤作响。白菜熟了，端上桌去，一荤一素，已然是农家里上好的佳肴。
就着昏黄的灯光，我吃得肚儿圆滚滚。半夜里，在浩瀚的梦境里，总是从高处往下掉，掉啊掉啊，心都涌到了嗓子眼，总算落了地，安然无恙，这时身躯猛地一震，彻底醒来。
我不觉惊恐，反觉愉悦。因为，祖母常说梦见坠落，是抽条长个子呢。
2
父母非常节俭，平素里舍不得花钱去买新鲜肉，一些干货也久久地留着待客，在火塘上面的横木杆上接受烟火的围裹。已经一个整月没吃肉了，我每天吃饭打不起精神来，只想能有点油水来润润。又是青菜，我恼怒地踢了一脚，小黄很无辜地往柴窝里边缩了缩，离我远远的。
这时，火塘里传来扑哧扑哧的火笑，笑得大的时候，火焰漫过铁锅的提手。我的心即刻阴转晴，窃喜不已，火笑非常灵验，屡试不爽，好像一个守诺的信使，跋山涉水也要把音信送达。在梅山，火以笑的方式预示家里即将来客。
明天会是谁来我家做客呢？外婆、舅舅住得近，平时家门口也时常穿梭，天天见，反而为客的礼数就免了，遇到什么吃点什么，彼此也不会计较。来客肯定是远一点的，我的两个姨妈都嫁在邻村，五里路远，往来均为客。我十分笃定地相信明天是姨家来人，心底里欣喜地开始期待。
面对眼前的青菜，我也不计较，巴头巴脑地吃得欢快，让母亲大感意外。第二天在殷切的期待中出现，早上的露水晒干了，中午的太阳火辣辣了，下午的凉风开始从不知名的角落里出来了，可我家的客人还是没来。我的希望已经膨胀成最大的气球，在时间的流逝里，一点点地落向失望的荆棘丛。难道火笑也不准了？客人为何迟迟不来？夕阳衔在山垭口，把最后的余晖撒在大地上。
我无精打采地把目光从村口收回来，低着头准备进灶屋，接受今夜的青菜饭。脚才迈过门槛，一声叫唤入耳，我不用思索就知道是小姨来了。
小姨看到我，满脸的笑，手里抓着几颗从裤袋里掏出来的花生糖。
3
抱团取暖，在火塘边上淋漓尽致。从我记事起，每年寒冷的夜晚，祖母和我一家老小，有时候满叔和婶娘也会围坐，长长的粗糙的长木凳上正中间坐的一定是祖母，祖母正对火塘，负责烧火。祖母手法娴熟，有时候一根小柴禾不用看，信手丢进灶膛里，不偏不倚，眼法好生了得。我总是坐在木凳最末端靠墙壁的尾巴上，这是最暖和的地方。小黄也会挑地方，神情安然，身躯时而慵懒地伸张。
火塘边的夜话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每夜说来说去都不重样，带着早晨露水滋润的新鲜味儿。从古至今，从南到北，从天上到地下，从生到死，从神话到现实，从过去到现在，一张口就是民间的历史，一议论就是大地的争鸣。我听到很多的英雄事迹，诸如杨家将、薛仁贵征东、呼家将、岳家军等，我也听到了诸多的家长里短人事恩怨，我还听到了诸多乡村质朴无华的做人准则和教诲。
每一次的夜谈，都是那么的生动有趣，我生怕错过每一处的精彩，即便是夜已深，我也努力睁开倦眼，尖起自己的小耳朵。我喜欢火塘边夜话的那种舒缓和自在，喜欢火塘前一家人能从农事里暂时解脱出来谈谈自己的或他人的人生和境遇。偶尔，大人们也会商讨一些重大事项，比如有一年父亲和二叔持久讨论合伙买一辆拖拉机运货还是开碾米房，最后拍板买碾米机，办起了全村唯一的碾米房。
好些年里，我家都是隔天就热热闹闹的，村里人都会挑着谷子来碾米。我家因此收入增多，在80年代里早早成为所谓的万元户。
4
烧火难免遇到湿柴，特别是多几根，浓烟四冒，眼泪都“烟”出来了，心里烦躁，一顿乱搞，结果烟更浓，火更小。
这个时候，祖母看到我，就仔细地把柴禾拨拉开来，留出空隙，还神秘兮兮地教我念一个秘诀：烟子烟，莫烟我，我给你架天梯，送你上天去。我跟着祖母念了一遍，居然觉得烟不冲我而来了。我惊诧不已，不得其解。
特别有趣的是过年的三十夜晚，所谓三十夜晚的火，十五元宵的灯，火一定要烧得红旺旺的，象征着红火热闹。祖母在三十夜晚还要做一件格外的事情：炒虫子。
在家里架起了火锅，将来年需要种植的作物种子，一样选一点儿，放到锅子里一起炒。祖母掌锅，边翻炒边问：“架锅做什么？”我赶紧抢答：“炒虫子。”“什么虫？”“包谷虫。”祖母再问，我再回答钻心虫、蛾子等，直到把所有的虫害一一问答完结。这在祖母的念想里，一炒一炒就把虫子都炒死光了，来年农作物就会硕果累累，农家就能喜迎丰收。
而今，连我那上山就能捡到柴禾的村子里，竟然都有人烧起了液化气，山上草木盛，以前的山路都已经销声匿迹再也难寻。火塘边夜谈的盛况不再，老老少少出走村庄，天南地北双飞客。以前，老人们说很远很远的地方就会说到云南四川去了，如今连国外的都不在少数了，我小学同学李六妹五年级没读完，如今在老挝开便利店，生意还挺不错。
数年前，每次坐火塘正对面的祖母长眠于故土之中，父亲随我迁居长沙，母亲留在邵阳。我家的火塘孤独寂寞冷，一晃已经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