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

十年前，我们还在画室画画，美术老师兴奋地捧着报纸冲进来给我们看世贸大厦坍塌的画面，同学们大多住宿舍，还没来得及知道怎么回事。他跟我们仔细形容大厦倒下时跟巧克力融化一样，他很激动，我们也跟着叫好——美帝国主义终于被“打败”了。那天学校食堂聚集了很多人，每次播放飞机撞击世贸大厦或大厦坍塌的画面，所有人都沸腾了，跟咱们国家足球队赢了巴西队一颗球一样神奇。拉登很快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T恤、海报到处都是。一个人敢挑战一个超级大国，还成功了，这多牛啊！

更早几年（1999年），美帝“误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群起激愤，满街都是游行。那年我读高中，不允许上街，只能在校园里搞爱国主义演讲比赛，很郁闷，我在班上担任团支书，觉得应该带头表达咱们的爱国热诚，于是组织全班画黑板报反美，画一些讽刺的漫画，摘抄一些战斗檄文，还搞了一个靶子，靶心是比尔·克林顿，课间休息时大伙儿可以消遣消遣，寓教于乐。

从此以后，美国遭殃，好像从来是大快人心的事，这是从小被教育出来的“爱憎分明”、“里外有别”、“黑白不分”。

911之后大半年过去，在一位著名艺术理论家的讲座上，听到他对这种幸灾乐祸态度的谴责，对年轻人黑白不分又冷漠的担忧，才知道，哦，原来这样是不对的！原来很多人在这个灾难中死去，不是一条笼统的新闻，那是许多人许多家庭的命运轨迹从此截断的噩运，那是无数痛苦的泪水和祈祷在无望的黑夜中划过。而我们，也不应该习惯性地把自己扮作媒体的啦啦队，不假思索和分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自我反省，我为什么会成为愤青中的一员？如果不这样，那我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又如何活出来呢？

……

前段时间一个瑞典朋友讲起他在昆明街头遇到的事，一群人围着一个骑摩托车遭遇车祸倒地的人，一地的血，奄奄一息，无数人围观，没人上去问一下，警察和医生尚未赶来。他十分激动，想上去帮，挣扎很久，犹豫着是否和中国文化格格不入，最后他失败地落下眼泪，赶自己的公交车去了。他一直为此相当难过沮丧，大半年过去，至今仍旧懊悔没有上去帮那个人。他也对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冷漠十分费解。（此事可见他的博文，瑞典语）

昨天911十周年，特地找来影片《93号航班》看看。其中一段剧情说，一名乘客被恐怖分子刺伤，空勤人员和乘客在恐怖分子的威胁下仍旧主动多次要求为伤者包扎和医治。我想，要是飞机上都是中国人，除了叹息，我们是否能上去做点什么？

这几天另一个朋友从奥斯陆来，我问她国会大楼附近街道是否仍旧封锁，她说是的，那些献花的群众每天都在不断地涌来。要是在我们这儿，早已无人纪念。这是对死亡和灾难的不同态度。对他人苦难的冷漠，其实也是回避咀嚼自己人生的苦味，拒绝人类作为共同体的彼此关联。中国人对灾难，就像四川守灵人聚集搓麻将唱卡拉OK一样，那种异化的仪式感，哀伤中带着娱乐，不知是一种超拔的哲学呢，还是一种麻木，或者一种对灵魂全然不信而显出的无知无畏的自处之道。

从他人陷入危险，他国遭遇灾难，看我们自己的反应，才发现自己真实的冷漠和无知，我们所有的同情心、良知和才智都限定在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家族和一定的人际关系范畴内，血亲关系决定了怜悯的优先性，所以中国人总会问男人，如果你妈妈和太太落水，你先救谁？倘若落水之人和我无关，有谁真正在乎吗？倘若一个人在灾难中死去，我们会发出“丧钟为谁而鸣”的呼喊吗？倘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彻底反思和悔改，“多难兴邦”不过是句妄语，民族主义的伪信仰。

你可以解释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但终究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人之为人，不可能是这样一种自我颠覆的嘲弄。我们应该更像人一样活着，彼此尊重、关怀、爱戴。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的疏离（高尔泰语），这也是一种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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