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们为什么不再发声了
当我们这种年轻的人在谈论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怀疑，中国现在是否还存在严肃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会试着从知识本身的变化、政治环境的变化、受众与传播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本身的变化这几个方面来表达我的想法，当然，我的想法大多数都没啥明确依据，纯粹是个人意见。这个问题基本上只有从上个世纪退出来的知识分子才有真正的发言权，我只不过是瞎写，都是个人臆断。
一、要谈论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我们必须注意到知识的明显变化。
（一）知识的专业程度显著提高。
目前，我们基本都确信单独的个体对知识的深入掌握只能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通才已经是基本不可见了。
自从物理和数学急剧变化以后，传统的哲学就已经式微。人们必须明白一种可以清晰解决生活中的终极问题的答案暂时不能为人所理解，所感知，所确认或否认，所以这一切的建构变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唯有不断实践和更新的科学精神可以带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前进。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以对别人形成优势，甚至他们掌握的知识完全不足以使他们在自己了解不深入的事情上面发表看法。特别重要的观念和看法需要科学的研究过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而非简单的洞察，我们受众或者是知识分子可能都更加坚信观念和知识都是并非可以轻易获得的东西，也就意味着他们无法轻易对自己不够了解不够的东西发表看法，否则他们就只能成为有观点，无知识的观念兜售者。
（二）人们对复杂系统的认识
随着人们对于复杂科学的深入，人们开始逐渐从理论上开始证明系统的复杂性。由于公共事务的内涵非常广，属于典型的复杂系统，因此仅仅依靠经验和个人知识，缺少足够的信息和研究，是难以对公共事务及时快速发表看法的。
目前有许多人员都致力于研究公共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和人文科学工作者都极其关注公共领域，现代的技术与理论也开始逐渐与系统和公共问题产生一些交集，可以说，公共领域研究正是高速发展的时期，学者们在经济、伦理、政治、法学、社会学、管理学、民俗学、传播学等领域都进步斐然。但专业度较高的公共领域研究的成果与普通公众更加遥远了。因为要认识一个复杂的系统，必然要依靠复杂的理论和方法系统，抛开这些系统，仅仅吸纳观念，是严重的错误。所以总体来说，许多人对公共领域的了解依旧有限。像柏杨这种可以在上个世纪把现象作为结论，乱说一气的人，如今是没有办法真正在公共领域立足的，但是不妨碍这类人出来招摇或者是贩卖观点。人们依旧迷恋着一种简单明晰的解决办法，但是这是不可行的，现实和理论都无法满足这个需求。
二、政治体制的不断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缩减了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
（一）话语与权力的不可分割
在康德的观念中，批评与履行职责不是相悖的，但我们都明白，这两者在世俗生活中，几乎就是相悖的。公开的话语基本都带有权力的色彩，而且必须看到公共场域的话语包含了太多的其它东西，有些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有些看起来主要和资本挂钩，有些看起来是其它事件的某种变形的回响，总之，在公共事务中，我们差不多可以从每一个话语中看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话语基本都不是单纯的。仔细观察公共领域的言语和观点，可以发现其中翻来覆去都充斥着各类诉求。考虑到言论和宣传本身的危险性，加上公共领域里面的特殊性，或者还有其他各类理由，掌权者进一步将力量渗透进来是暂时无法避免的事情。因此公共领域的言语必然受到政治监督，这进一步限制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察与表达空间，也加深了人们对于言语的怀疑。
（二）政治体制的特点
如今的政治实体远超以前的社会，我们可以想象，如今的政体完全像是一个生命体一般，有最低级的触角和感应器官，有庞大的脑袋，这使得政治实体具有一定的自足性。他的确有很多开放端口，从最低端的触角和感应器官，到高级的大脑，到处都是有开放端口的，这使得他们可以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和外在的帮助。毕竟信息的获取和传输是统治与稳定的基础，因此有生命的政治体会特别重视信息的收集、判断、传输、处理、反应和反馈整个流程。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喜欢被人打扰。
公共知识分子的发声，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一种打扰。在某些情况下，公共知识分子的做法就像是拿根针来戳他们的触手一样，这当然会使得信息的传递速度极快，但是也把疼痛传到了脑袋里面，也许这个器官本身已经失效了，只有用针戳才能让大脑意识世道这个问题，但大脑并不喜欢这样。毕竟一个庞大的生命体，偶尔总是会有地方会坏死，但只要问题不太严重，没有继续扩大的风险，一定情况下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公共知识分子们拿针来戳这个生命体，会激起生命体本身的疼痛。疼痛是保护机制，一个生命体及时感知疼痛，才能发现潜在的危机，能够避免更为严重的风险，因此客观上我们都认为疼痛必不可少。但问题是，谁又会欣赏疼痛呢？而且是由他者带来的疼痛。
知识分子们大约也就是一根针了，甚至只有最为锐利的那部分才是针，大部分连针都不如。在庞大的生命体面前，只有尖锐和危险的东西才会引起他们的反应，但是这种做法又会产生负面反应。但不这样做的话，知识分子又能做什么呢？现在已经不是潘恩靠着《常识》这种册子就可以鼓舞北美独立者的年代，不是法国大革命时知识分子可以窃取到权力和地位的年代。观念和原则不是解决现代政体（甚至是从古到今的所有政体）问题的良药。政治问题有政治问题的解决方式，那是务实与经验的、复杂与系统的方法，局外人的观念、想法对政体未必是良药，反而更像是毒药。这一点或远或近的历史都给了我们不少现实例子。
三、受众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一）受众不喜欢别人扮演启蒙者的角色
关于启蒙，最好的看法仍然来自于康德——“启蒙，是指人类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这种不成熟状态是指在缺乏指导下无力运用自我理性的状态。造成原因并非人们缺乏理性，而是在无人指导之下缺乏决心和勇气来运用理性。因此，启蒙的口号是“勇于智慧”，即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抛开启蒙主义中被后现代主义反复攻击的那些内容，我们可以把人自如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作为启蒙的核心观念。
即使在康德这个定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用个人意见和指导来代替他人思考的危害。现在的年代许多人并不缺乏获取知识的渠道，只要人们自我启蒙的意识，人们总是可以获得足够的基础资料。假如我们可以认为许多人的自我启蒙程度还不够高，自我理性的运用还不够成熟，基础知识的缺乏绝对不是主要原因。易于获取的知识储备已经足以支撑一个人形成对理性的高度成熟的利用，人们对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是意见领袖的需求严重下降了。如果其他更为系统的知识都不能吸引人，不能把人引向更为理性成熟的阶段，那么知识分子靠什么来真正对这些人进行启蒙呢？如果人们的启蒙程度还不够高，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对学习、知识和理性的厌弃，这些问题产生的特殊的及普遍的原因，才是知识分子们应该真正关注的，才是需要倾尽力量去解决的。
知识分子们应该去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启蒙精神已经提出几百年后，许多人仍然未能达到康德提出的标准呢？在一个知识分享成为习惯，知识获取的代价逐渐降低，知识的有效性越来越高的年代，人们为什么还是很难真正进行自我启蒙？这是一个庞大的问题，研究并解决这个问题，做一个永不停歇的学习者，比在公共领域大声疾呼，扮演启蒙角色，对世俗化痛心疾首来得重要而且有效得多。
（二）受众和传播的巨大变化。
在以前的年代，受众和公共人在传播上是不对等的，知识分子和受众的交流基本等于公共人的单方面表演和宣扬。如今传媒和受众意识的飞速发展，使观念的表达和知识的传播都需要极高的公正和准确性。即使达到了上述的要求，一个观点激发起来的回应相较于以前也变得更加不可控，受众对观点的理解和反应甚至会让观念的发出者都感到难以理解，或者说，难以应对，这会对观念的发出者造成极大的压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如今的沟通与交往，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人们争论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观点和一种认同，本质上这种争论沦落到了一种不自觉的自证中。而影响他们观念的许多东西是外在的，很多时候观念的争论不是相对平和的知识的交换、互补或沟通，而是他们背后的一系列因素在悄然或明显地发生作用。
直至今日，我们仍然相信大部分人并不能真正明白他者和多元化这两个词，西方的他者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观点，他者始终是要和本体对立统一的，多元化也流于表面，很多人内心也都有这种潜在的倾向，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沟通的困难，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的沟通最终难以得到一个统一的结果，人们意识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许多问题的答案都是不确定的，许多人并不能欣赏这种不确定性和沟通中产生的意义，因此沟通的作用也就进一步削弱了。
（三）受众对知识分子自身品格和隐私的关注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其实许多人已经可以在专业领域，将作品与作者分开对待，人们对作品或成果的看法，已经逐渐不受对作者个人的看法的影响。文学或者是理论科学领域，我们都不怎么在乎生产者的品格问题了，只要成果与过程没有问题，我们并不会抓着后面的人不放。但是公共领域比较特殊，人们很难接受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犯下的道德错误，这类错误会严重影响人们对于他的观念的信任和价值的认同。这看起来的确不够公平，尤其是现在随着隐私逐渐开始受到资本的冲击而变得一戳即破，公共知识分子们也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有时候其他人员犯下的错误也会加深人们对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的误解。
三、知识分子的聚焦离开了公众
（一）价值取向变迁
个人价值是一个从古到今都会被人关注的话题，什么成就了我们的价值？公共事务能否支撑起个人价值的重担？也许古希腊的人们不很怀疑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城邦政治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城邦，政治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但现在情况也许不太一样，公共领域不再由个体负责，或者说个体能够发生的作用都被系统明确了，真正起作用的是一套庞大的体系，包含着许多的人、资本、信息和组织架构，这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能力范围，因此公共事务本身已经远离了单个的人。对公共事务和公共领域的观察和表达，不再具有古希腊时期的作用和影响。参与公共领域的事务成为了一种工作，和其它任何工作没有了根本的不同，无法像古代那样提供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使得知识分子被迫转向内部，在自己的内部和生活中寻找其它的东西来保住自己，道德与政治的激情只能转到其他地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联被击碎，使用西美儿的观点便是，人在货币的影响下，不再具体依赖某个人，人在某种情况下自由了。但是问题就是，人与人的联系减弱以后，人与人的交往沟通就不再能够支持起人的价值需求，或者说不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
除了知识分子受到这种干扰以外，受众也不能排除这种干扰。受众如何对公众事务，对什么公众事务感兴趣？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农耕社会，人们对狭小范围内的任何公共或者私人的事件都感兴趣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但是如今呢？人们接受过各种媒体的长期轰炸之后，人们发现他们对许多事情不再感兴趣，差不多只有那种能够让他们发笑、恐惧、产生共情的事务才会使得他们投入一点点关注。针对某类公共事件，现代人们的发声，相对于以前，效力是弱了还是高了？
（二）学院派的兴起和垄断
学院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后盾，也成为了知识分子的禁锢。
学院特有的训练和晋升机制成为了知识分子新的避风港，经过学院训练，知识分子们的学术逻辑和学术写作都得到了统一和提高，这使得学院派内部形成了一套更为系统和复杂的规范。这也限制了他们把想法传递到非专业读者群。
简单看一下美国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变化，我们便可以发现，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数都不是学院派的，不是以院校为依托的，但是他们的知识水平也非常高。到了20世纪下半叶的时候，脱离学院的知识分子几乎不再存在，观念或者知识的掌握几乎都要靠学术背景来做支撑。中国知识分子们也在20世纪90年代转向学院派。远离学院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获得一种偏见，认为其学术基础总是不够扎实，观念也总是不够科学。
同时，随着学院系统的发展，研究而不是教育被看得更重了。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在持续地影响着高等教育，如今许多高等院校都出现了这种趋势，甚至这种趋势还在逐渐加重。由于知识分子们已经把自己放到了学院中，因此必须适应学院要求，同时也是顺应求知欲本身的要求，会逐渐加深对知识专业化的投入，减少对于公共领域的关注与兴趣。知识的获得与问题的解决不再是一回事，人们的道德激情开始转向学术激情，大众认同转化为了圈子内部认同。甚至有知识分子们已经不真正在乎大众了，他们把自己拔到了更高的位置，远离了大众们的阶级，已经不真正着眼于大地上的人们。
（三）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转变
当后现代兴起和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的时候，知识分子就面临着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如何给自己定位？
后现代意识是一种全面反思的意识，这种思维模式几乎摧垮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一种远大的理想，转而关注更为细致和丰富的东西。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的缺陷，意识到以前的知识分子们那种理想接近于妄想，因此知识分子们选择了退缩，不再站到高处说话。这种退缩在理论上是没问题的，现实社会的确与知识分子们之前的预想完全不同，但是这样放弃，未免也有点可惜。